新望
人口学家蔡昉推断，2013年中国“人口红利”结束。我的看法是，这个转折点不是2013，而是即将到来的2015。原因如下。
第一，人口红利结束的判断源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但刘易斯拐点的真正含义并非劳动力开始紧缺，而是城乡劳动力收入达到均衡。众所周知，中国的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由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劳动力隐形工资收入差距始终会存在。但这样的状况可能在2015年终结。由于房地产过剩的压力，绝大多数城市尤其二三线城市，为吸引农村人口进城，会尽快推出一视同仁的户籍政策，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城乡劳动力供需均衡。
第二，蔡昉对劳动力年龄段的取值是15-55岁，但中国虽是后发国家却历来重视教育，有效劳动力的形成应该晚一点，17岁初中毕业是大概率。因此，按照蔡昉的模型，劳动力供给锐减的年份应当相应推后两年，即2015年。
第三，真正的成熟劳动力和产业化供给的人力资本，是25-45岁年龄段的人口，这也是全社会生产、消费的标志性主流人群。而2015年开始，90后25岁正式成为生产、消费的主流，这将是一个标志性事件，社会将呈现出一系列崭新的特点。
第四，1980年中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也就是说，2015年开始，那些80前出生大潮阶段的人口已经超过35岁，同时，80后的独生子女进入35岁年龄段。在25-45年龄段中，35岁又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江浙一带招收流水线女工的最高年龄限，因为35岁以后，女人的末梢神经开始迟钝，不再适合精工细作的流水线作业。“中国制造”的秘密武器将一去不返，出口导向型的“中国制造”优势也将难以持续。
第五，2015年可能是中国老龄社会的开端。三年困难时期之前出生的“老三届”、高考后的77级、78级，以1955年出生的人群为典型代表，他们将从2015年开始，普遍进入60岁退休年龄。但“老三届”、77、78级，他们如今都有相当的资源积累和财富基础，他们所主导的老龄社会不是一个疲软的老龄社会，而是有强大消费能力的老龄社会。具备这样特点的老龄社会将在2015年的中国开始出现。
以上只是从人口学的角度来分析2015的门槛意义，还可以从发展经济学的“经济起飞”、“经济回落”发展阶段理论来得到互证。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组成的《2030年的中国》课题组统计，成功追赶型的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也包括欧洲前西德，在经历了三、四十年高速增长，人均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增长速度的自然回落，其降幅达到30%左右。中国改革开放的30多年可以看作是一种补课式增长或挤压式增长。目前，挤压增长潜力释放殆尽，中国即将从高速增长期进入中速增长期，课题组认为，这个阶段转换的时间窗口大致在2015年。从2015年开始，中国经济将进入另一个增长区间，即中速增长区间，中国经济增速将从上一个时期的10%左右下降到7%左右，下降幅度大约30%，这与工业化进程中其他追赶型经济体当年的情形大致相当。
发展速度降幅达30%，但经济增长的实际速度依然相当高，即使7%，在当今世界仍算高速之列。但这是必须的。
2015年发展的任务依然很重。这是为什么呢？根据林义相先生“溢出经济学”的分析得出结论，由于体制性弊端，经济增长与财富损失对冲，转型国家6-7%的增速，可能只相当于发达经济体增速1-2%的财富效应。也就是说，只有保持6%以上的速度，才足够抵消和包容体制性弊端。对此，我们要有清醒认识。所以,“新常态”不仅意味着经济结构转型，更重要的是体制转型、社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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