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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到大，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红包为何物。现在小孩儿们过年视为理所当然的压岁钱，在我小时候就是个名词。一是那时大家都不宽裕，二是我爸认为发压岁钱没意思，发来发去，都是大人口袋里的钱转到小孩口袋里，所以提倡亲戚朋友之间两免。
后来我长大了，学会腹黑了，有时会半开玩笑地想：这事儿不知道跟计划生育是不是也有点关系？我的同龄人里，有兄弟姊妹的居多。独生子女跟别家比，一对二或一对多，决计是亏损的买卖。
所以，一两毛的零用钱是有的。红包却从未见过。其实1970与1980年代，就算大人给压岁钱，也是赤裸裸的钞票，谁会想着还要加个红信封——也没地儿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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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到了广东，发现那里的人特别喜欢“逗利是”。过年过节，同学里谁拿了多少“利是封”（红包），都是说嘴的本钱。大年三十行花街，买一盆大大的金桔，很多家庭也喜欢在枝叶间挂上众多小小的红包，里面不装钱，封面有着烫金的花纹，闪闪地煞是好看。
有一位老乡大学毕业来佛山工作，嫁给了当地的小伙。因为婚礼全是按当地风俗，又借我家当娘家，所以我有机会目睹广府婚礼的全过程。
婚礼中是有红包的，而且不只一次。入席前宾客要签到，放下一个红包。到了席开宴欢，新郎新娘来敬酒，旁边有人托着个大盘子，被敬的宾客要往大盘子里扔一个红包。这个红包，就是象征性的，里面包五元一元，甚至一角五角，主随客便，图个好意头哉。
听说，当地习俗，宾客走的时候，还会拿走一个红包，里面的金额，大约是进门红包的半数。这一点充分反映出广东人务实的心态：因为有返还，包红包时尽可以多包一些，主人的返还，则是对宾客经济状况的体恤。又做得好好睇睇，又不让喜帖成为红色炸弹，高。
那年春节我拿到了平生第一个红包。爸妈的老同学从香港来家拜年，一见面，就非常自然地从袋里掏一个利是封给我。是那种外皮不太光滑的红包，装作上厕所，赶紧打开，一百元的红色钞票，发行者是不够熟悉的渣打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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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好几年没有红包的习惯的日子。1996年，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轮到我这新丁值班。那天，同事纷纷“逗利是”，风俗就是没结婚的可以向结了婚的人要红包，哪怕前者比后者年龄大，级别高。我春风得意，仗着是单身狗光环四处走，收了一堆大姐大哥的红包。回到工位打开看，哇，都是新崭崭的，一元，或两元。这才体会到逗利是真的是逗你玩儿的。
连社长来看望值班员工，发一个开年红包，里面也不过五元人民币。
1996年的春节是2月19日。2月15日，当时还年轻的张学友与罗美薇在伦敦注册结婚。这成了那一年春节香港的城中盛事，报章各种细节报道。我记得有一篇写道：学友新婚，多名圈中好友乘春节前往张家逗利是，张氏夫妇早有准备，散出一堆红包任捡。少者十元，最多者一千元，明星们新年大斗运气。
你看，为了几元钱抢得发疯，拼手气红包博运气最佳，微信红包的玩法，早在二十年前的线下就体验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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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压岁钱据说出自汉代，又称“压祟钱”，用的也并非可以流通的铜钱，而是特制的“厌胜钱”。不过那时邓通受赐铜山，可以私铸货币，所以只要是铜，大概也可以算钱。
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云：“以彩绳穿钱，编作龙形，置于床脚，谓之压岁钱。尊长之赐小儿者。亦谓压岁钱。”很多人解释说（包括某某百科），到了民国，改用红纸包压岁钱，就是今日红包之起源。
我挺怀疑这种说法。用铜钱来庆祝小儿出生或赏赐后辈，自古就有，从唐代杨贵妃生子，玄宗亲往探视，“喜赐贵妃洗儿金银钱”，到老舍《正红旗下》记载旗人风俗，“洗三”的时候往洗儿盆里放铜钱、鸡子儿，归洗三妇人所有，还可以联想到《红楼梦》里屡见不鲜的“笔锭如意”荷包：将小银锞子、银如意、小笔之类的物件放在荷包里，专用于赠送后辈。但这些举动中，并没有“红包”的痕迹，就是给年轻人钱或物。
相反，另外有一条“红包”的痕迹，如民初笔记《世载堂杂忆》里称：“旧时教儿童，注重发蒙，儿童五六岁以上，家中延师，具备衣冠酒食，封红包贽敬，列朱笔，请先生点破童蒙。”这里的红包，是给老师的，不是给小孩的。
又如清代神魔小说《济公全传》第131回，婚嫁场面，外头叫开门，“和尚说，拿红包来，外面隔门缝往里面捺红包，包着钱”。有喜事，打发僧道，需要用红包装钱。又《台湾南部碑文集成》中，提到两处“红包”，一是道光二十一年《重兴天后宫碑记》“给道士红包银七元七角二占四厘”，一是道光二十五年仁德北里旧规条款“庄民酬神演戏应给红包钱八十文”。至少在清代，红包已经普遍用于社会交际。
红包里不一定非得装钱。1908年小说《医界镜》第4回、第8回都提到红包，一是买了些糕饼之类包成四个红包，一是假意做两个红纸包儿，放些干马粪，外面包着红纸，装成送人的礼物。从前买过“京八件”的人都见过这种粗纸加红纸的包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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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到，佛山婚礼特别为宾客着想，让他们不用花太多的钱而又有面子，正是中国社会“礼物的智慧”的表现。然而不同地域，不同时代，情况并不完全相同。阎云翔的社会学名著《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中记载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在1962年的一次婚礼中三位客人进行了一次公开的随礼攀比；他们恰好是新郎的三位姐夫。A和B都是农民，而C是哈尔滨市的一个工人。这一时期的中国工人，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享有比农民高得多的地位。C在向主人赠送礼物时给的礼金比A和B多，明显意在炫耀他的大方。自然，年长的A和B都被触怒了，并立即想出了一个办法当众羞辱C。
婚礼是农村生活中最重要的礼物交换场合，礼物在仪式的不同阶段被送给不同的受礼者。除去新郎的父亲（或者主要家长）接受礼物这一主要的送礼仪式外，还有一种新郎新娘给新郎最亲近的亲戚磕头并收受额外礼物的小型仪式。在这种仪式中，A给了新郎新娘80块钱礼金（那时候是非同寻常的大礼）。以此为例，B给了这对新人100元。当司仪大声宣布“现在新人给三姐夫（即C）磕头，请三姐夫就座，准备接受新人叩拜”时，仪式达到了高潮。由于在第一轮中C已经用光了钱，他只得低下头假装没听见；众人的眼睛都盯着他，由于没法忍受这种尴尬，他逃走了。
阎云翔说这件事成了当地的“一个地方传奇”。在这个例子里，重点在于所有的红包都是公开的，谁给了多少，谁收了多少，都像玻璃缸里的金鱼一样清楚。这就将原本是施者受者之间的礼物流动，转换成了公共空间中的财富转移，这种红包公开化，带来了社会交际中的更多变数，让红包的意义变得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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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我看，微信红包集中了自古以来红包的各种特色。特别是群红包。在我参加的好几个群里，红包扮演的角色复杂多元，简直成了交际界的万应灵丹。
很多红包党都信奉两句话，一是“能用红包解决的事情，就不必说话”，二是“如果一个红包解决不了的，就用两个红包解决”。微信红包不仅仅是用来表达善意，分享喜庆那么简单，它在群里演变成了一个公共工具。进群发个红包当作投名状，退群再发个红包算临别秋波，求转发，发红包，表赞叹，发红包，冒犯了人，发个道歉包，两人吵架，旁人发个调解包，退群再加入，要发重现江湖包，本人不愿意发，别人可以众筹一个大包让他回来，红包抢得太不均匀，手气最佳者又发个返利包……在整个交际空间中，还没有发现哪件事红包不能现身说法的。在各群里穿花蝴蝶般地抢红包发红包，手指磨得发烫，却乐此不疲，人性也真是复杂而有趣的存在。
曾经有人在群里发起“红包接龙”，共同协商订立规矩，凡抢红包者视为认同规则。但就有人抢了大包，却各种理由不发，也真有那较真的人士，每日一追问，用议员问责政府的架势，用民工讨薪的劲头，定要不守规则者说出个子丑寅卯。这种死磕的方式，在中国传统交往方式里是很少见的，它却让我对这个社会交往规则的变化有了一点感悟。
说到底，红包是一种礼物，用于传递人际交往中的各种心情。但在网络人际交往中，它让“弱关系”变得更强更稳。如果一个人每天早上给你添个茶叶蛋，晚上添个烤串，逢年过节都有红包侍候，长此以往，TA会不会成为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你要还礼，但你不会单独发个包还，还是群红包，还是利益均沾，人际关系的变动就像涟漪一样荡开去，一点一点改变着我们的朋友圈，其意义，又岂是每个包里那几元几角几分可以衡量的？
今年支付宝试图逆袭红包战，最终却落得个“闹心中国”的评价。返观企鹅家，没了春晚凭借力，上升势头一点不减。2014年中国人发了1600万个微信红包，2015年10亿个，2016年80亿个。个中原因，不少评论都已指出，红包是一种社交产物，而非一种支付产物。回到切身体验，微信红包的扩张，不在于商家加发了多少多少红包，而是以前想都没想到会抢红包发红包的人，如父母，如老师，居然也热情洋溢地参与到了红包大战中，还有台港朋友，千方百计找人办内陆银行卡，也要投身红包事业，这说明，包儿为什么那样红，已经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无红包，不社交。
前面说了，古代的红包，也有实用的支付功能，但总归是傍着喜庆福事，婚嫁，上梁，寿禧，酬神，而且它的施受之间，带有某种神圣的意味，比如担当酬神戏的庄民，一般是业余友情出演，娱神兼且娱人娱己，而和尚道士，是人间与仙佛神怪的桥梁人物，所以红包不管是给熟人还是陌生人，都不是单纯的钱财交易，而是基于过去未来的交情，还有福祉均润的情怀。
我去过顾颉刚孙伏园他们去过的妙峰山香会。他们去的时候，香会已经有了一百年以上的历史，到我去的时候，又快一百年过去了，香会还是那样，分为棍会、开路会、施茶会、馒头会……各司其职，你上得山来，一切饮食娱乐，都有人负责，每个人，在来路上互道“您虔诚！”，下山的时候佩上一朵纸花，“带福还家”。
有时想想，那样的或熟悉或陌生的人群组成的共同体，跟天南地北各种目标聚拢一起的微信群，还真有共同之处。只不过，所有的善意与虔诚，都融进了一个小小的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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