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文学的门槛
说明：去年十一月间，山西省作家协会文学院办了个青年作家研修班，让我讲过一次课。原题为《山西文学的优势与劣势》。因为是面对山西的青年作家，也就袒开心扉，讲了些实话。自认为是我大半生写作的总结，也是对年轻朋友最诚恳的告诫。
今年第四期《文学自由谈》刊出，改为这个题名。我觉得这个题名更好些。
山西文学院办这么个班（青年作家研修班），叫我来讲，又高兴又惶恐，还有一点小小的欣慰。我是个在写作上没有什么成就的人，只能说爱看书，爱写作，是个有资历，没多大本事的作家。今天谈的这个问题，算是自己的一点思考，希望能对年轻一些的朋友，有所助益。
一、写作，作为余兴，是愉快的，作为事业，是惨酷的
自从文革中期以来，中国有个办班的习惯，一有个什么事，就先办个班。培养作家，也是这个路数。有人觉得可笑，过来人不会有这个感觉。这个班是从“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套过来的。我就是个学习班培养出来的作家。最早的一次是一九七三年，参加北京电影制片厂办的电影文学剧本创作学习班。这个班里，后来成了事的，有当了中国作协副主席的张锲，当了江西省文联主席的杨佩瑾。
再后来是一九八○年，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办的一个学习班，其时文革已结束，不兴叫学习班了，先叫文学讲习会，后来叫成文学讲习所。参加学习的人里，除了我这样的平庸之辈外，佼佼者可说大有人在，后来当了中国作协副主席的，就有四位之多，为避攀附之嫌，就不说他们的名讳了。算到一九八四年，参加过的省内的各种学习班、改稿会，就更多了，最多的时候，一年要参加两三个。
为什么算到一九八四年呢，因为这一年我调回省作家协会，成为专业作家。对于一个业余作者来说，表面上看，是一种成功。到如今，整整三十年了。一个最大的感受是，文学创作，作为余兴，是愉快的，作为事业去奋斗，太惨酷了。最好的写作状态，应当是，愉悦性情，聊补家用。不是真的喜爱，最好不要干这一行。
学校出来，当过十年中学教员，大半时间在农村，早上上自习，学生在隔壁窑洞里念书，我在这边窑洞里背古文，晚上学生回去了，我在煤油灯下写东西。这样的写作，真的很愉悦。后来的写作，带了很大的功利性，最大的功利，就是老婆孩子转为城镇户口，自己调到城市里工作。再后来，还想着得个奖、当个官什么的。这就等于参加到竞争中来，就体会到文学创作的惨酷了。
你们该都上过中学，中学语文课本上，差不多都有柳宗元的《捕蛇者说》。这篇课文，几十年了，我还能背，有时在公园散步，就背上一遍。过去背就背了，现在背，不知为什么，由不得会想起自己的创作道路，想起参加过的一个又一个学习班，相处过的一茬又一茬的写作者。
我背一背，你们听听，看是不是这么回事：“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去死肌，杀三虫。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问之，则曰，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死者数矣。余曰，吾将更若役，复若赋，则何如？蒋氏曰，君将哀而生之乎？则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矣。曩者与吾祖居者，今其室十无一焉。与吾父居者，今其室十无二三焉。与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非死即徙尔，而吾以捕蛇独存。”
好了，就背到这儿。不必鼓掌，雕虫小技而已。记得一九八○年在北京文讲所学习时，曾去海运仓中国青年报社，听过姚雪垠老先生的一个文学讲座，老先生讲到得意处，背了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下来好多人表示惊奇，佩服得不得了，我就有点不以为然，这算什么，我也能背得下来。不说这个了，还是说我们的。
文学创作，基本上十年就是一茬人，也可说是一代人。我从事写作三十年，可说是经历了三代作家。其情景，仿《捕蛇者说》的句子，就是：三十年前与我一起写作的，今其人十无一焉，二十年前和我一起写作的，今其人十无二三焉，十年来一起写作的，今其人十无四五焉。捕蛇者们不在了的原因是，非死即徙尔，而从事写作的，要么是及早改行，要么是赍志以殁，这都还好说，最可怜也最可怕的是，头发花白了，还在追逐着时势，迎合着时势，以发表上一首诗一篇小说为满足。我办刊物那几年，时不时有十几年前的老作者，拿了这样的东西看我能不能给发一下。看了这样的作品，由不得感叹一声，太惨酷了。
写作的惨酷，各地都差不多，山西这地方，似乎更甚一些。
二、跟周边省份比一比，或许能看清我们的缺失在哪里
优势和劣势，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不怕不识货，单怕货比货，跟周边省份比一比，或许能看出我们的优长在哪里，缺失又在哪里。
内蒙不说了，我们周边的省份有三个，陕西、河北和河南，连上我们是四个。这四个省份，有个共同点，就是解放后都有自己的文学带头人，又都有一批追寻者。山西是赵树理，河北是孙犁，陕西是柳青，河南是李准。在这上头，文学也跟传染病一样，谁挨得近，谁就能得上。有自己的文学带头人，又有一批追随者，于是解放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就形成了各自的地域特色，地域特色强一点的，就是文学流派了。在这上头，山西最明显，早就让人说是“山药蛋派”了。河北，有个时期想叫成“荷花淀派”，孙犁老先生不认这个账，也就没叫开。陕西，文学的特色是很强的，路遥、陈忠实，走的都是柳青的路子。河南，在文学特色上，看不出有多少李准的影响，但在反映现实的敏锐上，艺术表现的追求上，不能说没有李准的影子。河南是人口大省，也是高考大省，出现刘震云这样北大出来的作家，绝不是偶然的。
从追随者上看，各省都有一批出色的作家，山西也一样，但是从量级上，还是不能跟周边省份同年龄段的作家相比，比如陕西的陈忠实、贾平凹，河南的阎连科、刘震云。
这是为什么呢？我的看法是，出在我们的文学传承上。柳青是陕西本土出来的，但从文学品位上说，是个洋派的作家，他的《创业史》，结构是洋派的，语言也是洋派的。要学柳青，除了生活化的情节，还得学会哲理化的思考。孙犁的作品，充满灵性，充满人性之美，最具文学意味，学的人，一开步就在正经路子上。李准不必说了，贴近生活，又艺术地反映生活，可说是成功的不二法门。我们呢，学的是赵树理，以土为荣，以土为美，人家叫我们是“山药蛋”，我们也以“山药蛋派”沾沾自喜，哈，我们是一个文学流派了。对这个称呼，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理解的，我的看法是，起初人家这样叫我们，是一种鄙弃，看不起，等于说是土包子，老一辈作家是有这个感觉的。记得早年间，曾跟马烽老师说过这个话题，马老就说：“哪是什么派，是人家笑话我们哩。”后来不知怎么，就真的当成流派了，当成荣耀了。真不敢想象，当初人家要是叫个更难听的什么蛋，我们也会加上个派字而心安理得吗？
赵树理的作品，文学品位有多高，当初给赵树理极高评价的彭德怀将军，关于《小二黑结婚》的题词，说的最是明白。现在人们光说彭总怎样夸赵树理，根本不提是怎么夸的了。听清了，是这样一句话：“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请注意，我们现在说《小二黑结婚》是优秀的短篇小说，文学成就多么高，彭总当初的定位是通俗故事。我认为这不是彭总一个人的看法，而是太行山根据地，一大批文化人的看法。从后来的发展看，赵树理此后的写作，一直走的就是这个路子。不光取材立意，连章法笔法，全成了固定模式。一落笔，先点明地点人物，接下来说个小故事，再引出一个大故事，以之说明一个政策，或是批评一种社会现象。《小二黑结婚》的开头是：“刘家峧有两个神仙，邻近各村无人不晓，一个是前庄的二诸葛，一个是后庄的三仙姑。”《李家庄的变迁》的开头是：“李家庄有座龙王庙，看庙的叫老宋。”这种开头，后来在山西作家的笔下，成了一种口头禅，一下笔就是：李家庄有个李老汉，李老汉有个儿子叫狗蛋，狗蛋二十五了还没有媳妇，如何如何。一句话说白了，很长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写的农村题材的小说，不过是通俗故事而已。
这样的传承或者说传统，也有它好的一面，就是让我们省的文学创作，几十年来，不管风气怎么变，时势怎么变，什么时候都是走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什么时候都没有偏离正确的政治方向。
从写出优秀作品，繁荣文学创作这个层面看，又不能不承认，我们的文学的门槛，是低了些，不是一点点的低，是太低了。几乎不用怎样使劲，只要你愿意，一抬腿，就跨进了文学的门里。文盲肯定不行，只要会说几句歇后语，像狗撵鸭子呱呱叫什么的，会顺应眼下的政策，编上个不太离谱的故事，文通字顺，就差不多够格了。初中毕业，只要不是太笨，绰绰有余。
这样说，肯定有人要骂我，得了便宜，又来人前卖乖。不是的，多少年前，我就有这样的感觉。粉碎四人帮以后，感觉到文学创作的春天来了，我的劲儿真大呀，决心好好读书，好好写作，写上十年八年，定能实现自己当作家的梦想。料不到的是，才发了几个短篇，就参加了文学讲习所的学习，学习期间就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当时还以为自己真的有文学的天赋，过了不多几年，接触人多了，当我反思山西文学的整体状况时，才发觉，不是我多么行，是这个门槛太低了。
有人会说，门槛低有什么不好，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是你后来不长进，不能说门槛低害了你。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现在不这么认为了。文学，撇开社会功能，从艺术上说，有其技艺的一面。凡是技艺，都逃脱不了一个定律，那就是，进门容易的，深造就难，进门难的，深造就容易。比如一个人拜师学艺，你学的是造茶叶蛋，肯定很容易就入了门，几年下来，不难成为茶叶蛋名师。可你要再玩出新花样，怕就难上加难。若你学的是造导弹，入门肯定难，入了门之后，只要你不放弃地做下去，过上十年二十年，肯定是个导弹方面的专家。
门槛低，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的劣势。过去，我们沾了这个优势的光，现在看来，还是吃的亏多些。
三、听过这样的话，跟没听过这样的话，是不一样的
这个优势和劣势共存一体的现象，最初只是感觉，再后来，就越看越清楚了。也曾想过写文章指出，总觉得自己人微言轻，说也是白说。再就是，我是沾了山药蛋派的光上来的，说这个话，不光是过河拆桥，简直是欺师灭祖。一忍再忍，也就没说。
九十年代以后，我就不写小说了，这倒不全是因为看不上山药蛋派，更重要的是，我有个直觉，一个出身不好的人，是写不好农村题材作品的。写小说，不能光写眼下的事，还要揭示农村的历史。像莫言《生死疲劳》那样写农村的历史，我是不敢的。我家里是富农，舅家是地主，那样写了，肯定会有人说是“反攻倒算”。我后来转到现代文学的研究上，写人物传记，主要是出于这个考虑。当然，也可以说是写作的才能枯竭了。不管怎样，身子总还在作家队伍里，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还是文学上的事情多些。这就叫人还在，心不死，多少年了，总有一种焦虑感，不忍心看着山西文学就这么败落下去。
二○○○年初，出任《山西文学》主编以后，我知道，机会来了，该做点什么了。最重要的，是指出山药蛋派的缺陷，引起写作者的警惕。二○○一年底，在《山西大学学报》上看到一篇文章，中文系一个叫张恒的教授写的，叫《一道消逝的风景线》，副题是《山药蛋派文学的回顾与审视》，诚恳地，也是具体地，指出了山药蛋派的缺陷。要不要在《山西文学》上转发一下，考虑很久，还是决定转发，见刊已是第二年的春天。一刊出，有人就骂我是“狼娃子”，意思是马烽、西戎这些山药蛋派老作家，把你培养起来，从乡下调到省城，你掌了一点权，就这样贬低他们。记得过后不久回到运城，我是这儿人，一位关系也还不错的老作家，笑眯眯地问我，石山呀，要是西戎还活着，你发不发这样的文章。他知道，在马烽西戎两位老作家间，我和西戎都是晋南人，感情上更近些，西戎刚过世没几年，这样说，等于是问我良心何在。我说，西戎还活着，肯定不会发。问为什么，我说，我怕西戎说他培养了个狼娃子。看看看，这老兄来了劲，说石山啊，这你就不对了，西戎活着不发，死了怎么就发呢。意思是，头上可有湛湛蓝天啊。我们是好朋友，常在一起开玩笑，我笑着说，西戎还有我这么个狼娃子，我怕自己将来，连个狼娃子也培养不出来。
转发这篇文章，除了惹许多人反感以外，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
过了两年，见扭转不了这个局面，就想，是不是该从改变写作路径上提个醒，人是自私的，为他们自己着想，总会动心吧。这也是因为，我看到许多人，年轻时写小说，是这个路数，到了中年，是这个路数，到了老年，还是这个路数，一点长进都没有。心里有话，总想说说，在晋城文联的一个会上，我有个发言，说一个写作者，要有意识地安排好自己的一生，什么时候该写什么，过了这个时候，又该做什么。后来充实了一下，登在《山西文学》上，叫《一个写作者的一生该怎样安排》。主要是说，一个写作者，不能一条路走到黑，应当是，青春作赋，中年治学，晚年研究乡邦文献，举了好几个例子，说二三十年代，好些作家都是这么做的，包括鲁迅和胡适。
好些朋友见了，说我的这个提法，可以提高作家的修养，拓宽写作的路数。湖北作家刘富道，陕西作家王蓬，在他们的文章里，都认同我的这个提法且身体力行。不久前，刘富道寄我一本他新出的《汉口徽商》，附信上说，他所以转向这一领域，是践行我说的“晚年研究乡邦文献”。我看了全书，给他复信说，这是治史，也是写作，其成功，一点也不在他过去的小说写作之下。在山西，我只看到房光、常捍江，不多的几个中年作家，似乎想朝这方面努力。多数人是不理解，有人是理解了，基础差，做不了。我总觉得，不管做什么事情，眼界还是要宽些。有的事，不一定去做，但要知道，世上有这么个道理，有这么个路子可以走。
刚才开讲的时候，我说，今天能来这儿讲，除了高兴和惶恐，还有一种欣慰的感觉。高兴，是何德何能享此殊荣，惶恐，是怕讲错了，误人匪浅。怎么又有种欣慰的感觉呢，是憋了这么多年，总算有这么个机会，将我对山西文学的担忧讲出来。来听讲的，大都是这些年活跃在文坛上的青年作家。不是我太自负，是我觉得，再不说，这一茬人也要耽搁了。在山西，一个从事写作的年轻人，听过这样的话，跟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是不一样的。
四、具备怎样的素养，才算得上一个合格的作家
接下来，我想说说，一个已有相当基础的作家，通过怎样的努力，才能达到真正的成功。对一个山西青年作家来说，也可以理解为，轻易地迈进了这个门槛，再怎么重塑金身，才能走上正路，而不是浪得虚名之后，糊里糊涂过完这一辈子。截近了说，就是，具备怎样的素养，才算得上一个合格的作家。
多了怕你们记不住，只提两点，一是要有玩味语言的兴致，再是要放低自己的身段。
我说的玩味语言，实际是玩味文字。好些作家，起步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语言的文学意味是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居然也成了事。这种情形，用钱锺书的话说，就是把写作的冲动当作了写作的能力。钱先生写完《围城》，成功了，兴致很高，想接着写一部长篇叫《百合心》，写了两三万字，写不下去，放弃了。他后来自嘲说，自己犯了个错误，将写作的冲动，当作了写作的能力。冲动当作了能力，这话可咂摸一下。钱钟书的比喻，多半是淫喻，就是从性活动上取喻，冲动当作了能力的，可说所在多有，无人无之，当然这里的人是专指男人。只有天分很高的人，才会一起步，就懂得语言的文学意味，往后越来越老到，越来越精粹。对于常人来说，多少要经过一个学习的过程，由生到熟，熟而生巧，臻于化境。
千万不要以为，谁指点一下，看上本什么书，就能具备这种能力。这是一种入心的本事，必须植根于心，才能掌握，才能显示在字里行间。文学创作，语言就是一切，有人说思想不重要吗？这是上墙的话，不能这么问，再说还是，语言就是一切。二十年代，舒新城出任中华书局编辑所的主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总编辑，那时候也跟现在一样，常有些名人为后进推荐书稿，有次蔡元培推荐来一部诗集，舒看了实在不像话，当即在信上批道：“不是诗，不是文，只是一串一串的字！”没有文学意味的语言，不管你有多深刻的思想，多炽热的感情，只能落个这样的结果，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串一串的字，出版了也只是一页一页印了字的纸。
在文学语言上，我是下过苦功夫的。七十年代初，在吕梁山里一个村子教书，所有的资本，就是箱子里的几十本书，再就是作教案用的稿纸，还有墨水、蘸笔。为了揣摩语言，写文章投稿，真是用尽了心思。有时蹲厕所，跟前有块烂报纸，也要找个棍棍拨正，看上面写的什么，怎么写的。平日看书，看到一句有意味的话，也要品一品，看它的妙处在哪里，要是不怎么好，自己说又会怎么说。久而久之，就养成了一种品味语言的习惯。自己写东西，也要写得有意味，该明朗的地方明朗，该有意味的地方，一定要让它有意味。
养成了这个习惯，只要有字的地方，由不得就玩味一番。
退休这些年，看书少了，一个最大的爱好是听京戏，唱腔怎么样，我不懂，只要好听就行。我是在电脑上听，有字幕，叫我说，京剧名家唱段的戏词，真是太美了，说京剧是国粹，一定包括戏词在里头。这段时间，一直在听马连良的《叫千岁》，《甘露寺》里的一个唱段，张学津配的像。其中有几句戏词是：“他有个二弟汉寿亭侯，青龙偃月神鬼皆愁，白马坡前斩颜良延津诛文丑，在古城曾斩过老蔡阳的头！”听起来，真叫个过瘾。后来看麒派的《叫千岁》，陈少云唱的，意思一样，戏词有很大的不同，两相比较，觉得从文学意味上说，麒派的《叫千岁》更胜一筹。仍是赞扬关二弟，麒派是这么唱的：“他有个忠义二弟关美髯，青龙偃月刀神鬼皆寒，刀劈那文丑又把那颜良斩，保皇嫂斩六将闯过五关，老蔡阳闻此讯领兵追赶，拖刀计斩蔡阳就在那古城边！”一个是，在古城曾斩过老蔡阳的头，一个是拖刀计斩蔡阳就在那古城边。前者只是说一件事情，还是过去的事情，后者的感情色彩就不同了，是说一件当下的事情，杀的是谁，在什么地方，让人看到了关二爷挥刀斩将的身姿，听到了老蔡阳的头滚到城壕里的声响。如果说马连良唱的是《叫千岁》的老词的话，周信芳是将它通俗化也形象化了。我们写戏词，最好还是学会周信芳这一手。
怎么放低自己的身段呢，这个讲究可就大了。作家身份之高，无过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候，没有什么文学大奖，就一个全国短篇小说奖，前两三届最火，得上一个，不说名满天下，举世皆知了，至少文学界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从没有得过这个奖，有次参加一个创作会，会上有个节目是与文学青年交流，有一位女孩子，跟一位获奖者聊天，她知道对方是位作家却不知姓甚名谁，怯生生地问，你是谁呀，大概这女孩子还有几分姿色，这位获奖作家小嘴一撇，说道：“说出来会吓你一跳的。”在这女孩子一再央求下，还是说了，你别说，还真让那女孩子吓了一跳，至少当时做出惊的样子来。
于此可知，当年一个获奖作家，狂妄成什么样子。这是个极端的例子。一般作家，不会这样行事，但心里的高傲，也在不言之中。老作家没戏了，文学的春天来临了，哪个不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要大干一场。青史留名，光宗耀祖，此其时矣。我从文讲所学习回来，也是这么一股子轻狂劲儿。不瞒诸位说，我这个人，从来就不是个多么深沉的人。浅薄，可说是我的最大本事。
到了九十年代初，渐渐地，感觉不是那么回事了。当时一双儿女，都正上中学。妻子的工资不高，靠我的工资和稿费，要养活这个四口之家，日渐吃力。名利双收的作家有的是，肯定没有我的份儿。对我来说，名和利，只能是择一而从。经过痛苦的思考，我选择了要利。名太遥远了，利就在眼前。于是开始大批量地写散文随笔，一千五百字的文章，有时一天能写三篇，天南海北，到处投稿。我后来转向现代文学研究，写起人物传记，好多人说我这是转型成功，很少有人知道，我是为了多写散文随笔，自己的事搜罗完了，只好到三十年代的旧人旧事里去搜罗。
放下身段的好处是，写起文章，不必考虑空泛的道理，只说怎么腾挪有致，怎么妙趣横生，该庄重的地方庄重，该风趣的地方风趣。不违背现行政策，不干犯纲常名教，只求让编辑一看就喜欢，一看就发表。明知这篇文章，不会是初次投稿到他们那儿，也要刊登出来。这样一来的好处是什么，就不必明说了。打个比方吧，稿费单子，真是雪花儿一样地往下落呀。
演员里，陈道明的儒雅，可谓尽人皆知。据说除了排戏演戏外，很少出来吃饭，实在推托不过，也只是应付一下就闪身离去，回家享受他的书斋生活，看书写字，恬然自适。这是他的高雅，毋宁说是高贵。此人同时又是一个最能放低身段的人，我见有篇文章里，他对人说，他就是个戏子嘛。敢说这话的人，不能当作平常人看。作家也有鄙称，我很少见作家自个糟践自个。我认识的作家里，就听锺道新常说自己是势利小人，可相识的人里，谁不知道他是清华园里玩大的，他父亲当过清华的教务长。
我们写作的，千万别动不动就说自己是作家，怎么怎么了不起，更不可拿出什么“国家一级作家”的名头来亮一亮。我在作家协会待了这么多年，知道从来就没有这么个职称，规范的说法是“文学创作员一级”，顺口点可说成“一级文学创作员”，嫌员字碍口，说成“文学创作一级”也还说得过去。前头加上国家二字，最没道理。
一个玩味文字，一个放低身段，记住这两条就行了，若还要说点什么，我劝诸位，要养成看书的习惯，经济条件好的，最好能养成买书的习惯。在山西的作家里，我是个没大出息的，鲁迅奖没得过，新设的赵树理奖也没得过，可是我敢说，在买书上，是不落人后的。这几年，我出过几本学术著作，用的基本上是我个人的藏书。不久前，有位外地朋友让写个赠言，写了首俚句诗寄去，是这样说的：“执于一隅琢磨，何如广事搜罗，以勤补拙不算，还要出手阔绰。”有小注曰：为学俚句，末句意谓要舍得花钱买书也。这个事情上不必勉强，要量力而行。
五、要把活儿做好
说了这么多，只有一个意思，希望在座各位，往后把活儿做好。
把活儿做好，这话听着就亲切，像是过去打家具的木匠，给主家说的，放心吧，我会把活儿做好的。
这几年，国家在文学上投资甚多，一个选题批下来，一给就是多少万。出版社特邀书稿，也是这个路数，还没动笔，就先给你三万两万。前些天遇到一位年轻朋友，说他在哪儿领了个活儿，稿费给多少万，兴奋得很，有点亢奋了，说他要三个月交稿。他对我还敬重，我对他说，你千万不能这样做，越是有把握出版的书稿，越是要认真写好，对得起托付者的信任，也对得起自己的人格。千万记住，要把活儿做好。
退休后，我跟文学界没什么交往，交往最多的是书画界，常在一起聊天，偶尔也会有个饭局。我觉得书画界，尤其是绘画界，风气比较正，讲究个真本事，谁的活儿做得好，谁就受尊敬。
中国的书画，近世以来，活儿做得好的，很有几位，要叫我说，做得最好的，要数齐白石。他的画，一说就能想起是什么样子，常是用写意笔法，画几片叶子，一株老藤，再用极精细的笔触，画一只蚂蚱，两个蜜蜂。过去很少有人这样配图，等于一幅画里，有写意又有工笔，不伦不类，难以融合。有人说，这是齐白石的一种创造。我不这么看。我觉得，这是老人家心善的结果。他的画，就是早先，也是很贵的，他可能觉得，一张四尺三裁的宣纸，上面用写意笔法，画上几片叶子，一根藤条，就要人家两个大洋，说不过去，添上一个蜻蜓，那么精细，那么逼真，买的人看了心里喜欢，他拿了钱心里也踏实。他的出发点，绝不会是什么艺术创新，就是一个把活儿做好。你以为难以融合的，他就把它融合了，还那么美。不是什么观念新才能创新，心地善良，一样能创新。
就是这么个善心，什么时候都把活儿做好，让他成为旷世未有的国画大师。
刚才课间休息时，有朋友问我有什么写作计划。一点不说也不好，就简单说几句。退休后，出了本《张颔传》，前两年出了本自传，叫《装模作样》，说自己这几十年，不管是写文章，还是做学问，全都是装模作样，实则没有什么真本事。话是这么说，毕竟文学待我不薄，退休七八年了，常由不得想，还能为中国文学做些什么。有个心愿，就是写一部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我是学历史的，又一直在文学界，写一部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算是给自己的写作生涯画个句号。不必绕弯子了，事实是我已写了这么一部小说，正在修改中，等出来了，请朋友们看我的活儿，做得好还是不好。
2014年11月26日讲，2015年4月27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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