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凤凰财经(finance_ifeng)
过去100年,全球创新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深圳市前副市长唐杰在2017凤凰网财经峰会上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数量化的概念:
100年前,当出现一个重大科技突破以后,它的竞争对手会在33年以后出现。而现在呢?是3.4年,未来可能还会下降到1年,这说明创新的速度在加快。
唐杰很谦虚的说:我是从深圳小地方来的,到北京这样一个论坛讲,还是比较忐忑,我也不知道深圳这样一个故事能不能有点全国性意义,大家先听听。
唐杰口气虽小,但底气确是很足,这背后,是深圳的发展与转变。
深圳是从一个最低端的城市出发的,40年前,深圳做的是最低端的服装,最低端的做鞋和箱包,无所不包的仿造。仿造最高峰的时候,大家知道耐克的商标长什么样吧?深圳就给它加一个尖。
然后呢?深圳1985年搞工业,1995年做仿制生产,2000年开始做大规模制造,到了目前成为全球制造与创造业的顶端。
在今年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排名的全球100个创新城市当中,深圳排第二。排在第一位的是东京,第二位就是深圳和香港,硅谷才排第三位。香港是因为贡献了全球排名前一百的四所大学,深圳则是贡献了将近2万件国际专利,因此排在第二。
深圳,从如此低端的城市走到今天的创新之都,靠的是什么?
唐杰说他不想强调深圳在专利上的排名,只想给大家强调一个内容,深圳最大的伙伴城市是谁?
深圳创新最大的伙伴城市是北京,深圳这个城市最主导的产业是数字通讯,北京的主导产业也是数字通讯,深圳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呢?就是把北京最高端的科学发现,进行了最大规模的产业化过程。
我们现在可以想象,没有一个城市具有双重功能,科学发现兼产业创新,是由两个过程构成的,产业的过程+innovation,科学发现的过程+innovation,中国的城市跨越了2400公里,构成这样一个合作,这样一个合作可能还会持续。
唐杰说,全球最具创新力的城市基本都和硅谷有着密切的伙伴关系,大量技术的前端来自于硅谷,北京最大的伙伴关系是硅谷,深圳的最大伙伴是北京,但是北京最大的伙伴不是深圳,是硅谷。
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深圳、北京、硅谷,构成了一个全球的创新三角,这样一个创新三角可能还会持续,可能还会带动中国的整体创新过程。
深圳能够做到的,中国其他城市应该能够做到,深圳能够做到的,上海、广州、天津理应能够做到。但是需要条件,这样一个条件是什么?是坚持更大范围的改革和创新,坚持一个以企业家为核心的创新主体,坚持一个市场化的进程。
以上观点来源于今日举办的2017凤凰网财经峰会,在3个小时里,多位财经大咖围绕“城市的跃升与未来”这一主题,呈现了一场精彩的思想盛宴。两份致辞、五场主旨演讲、两场圆桌论坛,13位重磅人物,直指当下城市遭遇的困境,同时勾勒出了城市发展的蓝图。凤财君为大家整理出了部分精彩论点,一起来看下吧!
凤凰网财经现场图
以下为精彩观点回顾:
一、蔡昉:为什么说农民工进城是中国城镇化的重点?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发表题为《城镇化进程是不是可持续?》的主旨演讲。蔡昉表示,农民工进城是中国的城镇化重点。农民工不断地进入城市,带来劳动力的供给,人力资本的供给和资源的重新配置。因此,城镇化重点应该是放在农民工进城。
农民工进城到底对中国经济在过去做出多大的贡献?蔡昉分析称,过去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和劳动力的充足保障有关的,因为劳动力充足,才能力保证资本报酬回报率比较高,同时也保证有比较高的资本积累率,同时劳动力的供给本身也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二、张玉良: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管理大有可为
城市很多方面的提高是至关重要的,比如有些城市就特别让人有安全感,让人感觉生态也好。过去,我们对全球城市都很仰慕,现在呢,有一些城市我们觉得仰慕,但也有看不上的地方,你跑进去小偷一大堆,天还没有黑就被人抢了,这才是我们30年代五大城市之一,你看看街上的垃圾三个月没有扫过,可能半年没有扫过,还是重要街道。
有一些城市,我们说它人口不多,比如3000万的人口城市很多,管的很好,礼拜一到礼拜五交通很畅通。礼拜六、礼拜天交通更畅通,城市边上的树木没有灰尘,这种管理让人很钦佩。所以每个城市都在各个方面有特别吸引人的地方,这种城市可能有它的竞争力,所以中国城市的进程当中,在管理方面我觉得大有可为。而且我们城市现在规模都比较大,动不动有一些基本的底线会爆发,有一些城市大家觉得管的很好的也有一些事让我们触目惊心,可想而知我们的城市管理任重道远。
三、邓冰:城镇化有42万亿资金缺口,ppp助一臂之力
到2020年我们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60%,资金缺口量是42万亿,这么巨量的资金单纯靠国家的财政力量是无法实现的,必须要吸引大量的社会资本,民营资本共同参与到城市的提升这样一个领域。
四、刘杉:我们现在的城市发展千篇一律,城市的跃升要有个性,更要包容
凤凰财经研究院院长刘杉在论坛中表示:城市的跃升不仅仅是说城市变大了,城市变好了,或者是城市的产业升级了。城市的跃升首先要有个性。我们现在的城市发展千篇一律,大家可能去看了很多的城市建筑都一样,这个城市的文化底蕴没有体现出来。所以我想在未来的城市跃升过程中一定要体现城市的文化。
第二个,要体现城市的包容。如果城市没有包容性,那么你的城市跃升仅仅集中在所谓生产力或者经济总量的提升,那应该和我们城镇化的发展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我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城市的跃升在城市的管理中,一定要体现以人为中心。为什么常住人口城镇化和户籍人口城镇化有一个缺口呢?长期以来,我们的城市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一方面吸引资本一方面吸引了劳动力,同时这些劳动力并没有转化成城市人口,也就是城市发展的短视,只重了劳动力,而没有把这些劳动力转化为劳动的人力资本,以至于成为这个城市的居民。特别是城市管理,我们说“有温度”,有温度看起来好像很奢侈。
我记得在20年前,在北京和深圳曾经出现过,警察在大街上检查身份证,如果你没有,就把你抓到卡车上到郊区挖沙子去,那个时候的城市管理很粗鲁,现在的城市管理同样也存在着问题,比如说交通的问题,我们经常看到有警察的地方就堵车,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交通管理的目的,有时是扭曲的。很多的交通管理的目的是为了罚款,而不是为了疏导交通。所以我们很多的时间浪费在处理违章上,而不是在疏导交通上,也就是没有提高城市的效率。
所以我想城市的发展未来一定要包容,一定要有个性,一定要有提高城市的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通过制度改革来改变你的生存,更重要的是城市的跃升是以人的发展,以城市化,特别是户籍人口,整个的城市居民能够得到服务的均等化,这是城市跃升的一个的目的。
五、倪鹏飞:中国有三个地方正在崛起,“围魏攻赵”能确保崛起
未来2050年我们的目标,就是能够像美国、欧洲那样的发展,所有的城市的人均收入水平,不是绝对的平均,应该是大致的相当,很快速的缩小。我们现在当前正处在这样一个从激化向扩散转折的时期,正像我刚才说的,个别的城市已经实现了崛起和转型,已经成功了,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同时面临着外部性的压力,简单说就是城市病的压力,它也要扩散,从它内生来说也要扩散。而另外一些城市空间具备了跃升的条件,也正好遇到了一线城市向它扩散的机会。所以我们说,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扩散外移的新时代。
从区域的角度来看,就是中部城市快速的崛起和跃升,这个与东部发展的压力、东部产业的扩散有很大的关系。中部城市的跃升我认为意义非常巨大,中部,我们知道它处于我们中国的中心地带,它是我们文明的中心,人口众多,3.6万亿,所以我们说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的崛起关键我认为是要在东部崛起的基础上是中部的崛起,中部的崛起对中华民族最终的复兴我认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目前中部恰恰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人口总量,原来发展的基础,特别是在人口这个基础上的人口红利,再加上现在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等高速网络的建设,把东部和中部已经连为一体,任何一个城市和它周边的城市的距离,用高铁连接起来,都不会超过一个小时。所以东中已经成网,这个就决定了中部会有一个重要的崛起。
从城市的层级来看,目前是二线城市,将来还有三线城市,他们的崛起,对中国的崛起,对中华民族的复兴意义也非常巨大。因为大国经济需要多点支撑,大国经济需要多个引擎。要跨越这个激化的陷井,带动全国区域的发展,甚至支撑中国成为世界的中心,中国需要多个区域的中心,从区域的中心上升到国家的中心,甚至上升到全球层次体系的中心,这样才能真正带动中国的复兴,中国走上全球经济舞台的中心。
第三个崛起的重要主体就是城市群。但是城市群现在发展的也不是特别的均衡,有发达的,有正在发展中的,还有潜在的,那么我们发现发达城市群它的周边区域,大都市周边的区域正在迅速的崛起,这些区域的崛起对中国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可以解决大城市的城市病的问题,另一方面它可以真正使中国的居民进入到城市来,现在大家都希望到城市里面,城市化,都到大城市里面吗?不可以,也不可能。但是我们在大城市周边建很多很多的小城市和小城镇,实现大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就像“十九大”报告里提出的,既能解决大城市的大城市病,又能利用大城市外部的外溢效应,促进这个区域的共赢,使我们全国的居民,都能成为真正的市民,进入一个幸福的现代化国家。
如果政府还像过去那样把资源都集中在行政级别高的城市,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没有随着市场、企业的需求扩散出去的话,那么就很可能陷入“好的城市越来越好,其他城市却不能一起变好”的陷阱。要想避免这个陷阱,需要采用“围魏救赵”的办法,简单说就是要在区域内加大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让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相接近,这样一来,人口、产业自然就会流动了。
六、黎科峰:发展无人机降低成本,解决“最后一公里”
京东集团副总裁黎科峰提到,由于地理原因或者成本的原因,很多偏远的地方,人们还很难享受一二线城市这么便捷的线上购物体验。京东将通过无人机、无人舱等方式降低运输成本,通过机器人等方式降低整个仓库的运营成本,这样就可以迅速将线上购物扩展到非常多的城市或者城镇,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去让更多的四五线城市享受到更好的电商服务。
七、陈涛:如优质公共资源不能复制,大家只好扎堆城市发展
科大讯飞执行总裁陈涛在12月2日下午的“城市的未来”圆桌对话上表示,未来城市的发展要解决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是城市规划的合理性。第二个是公共资源特别是优质公共资源的可复制性。
陈涛表示,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如果解决不了生活必须要素还有公共资源特别优质公共资源的可复制性。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性很难去解决。而科大讯飞其实是在用人工智能给很多的行业进行赋能,赋能使得优质的资源能够进行复制。
八、谭龙:政府崛起是企业崛起的机会
在《城市的未来圆桌论坛》中,ETCP集团董事长谭龙介绍了自己去成都政府办事的经历。他表示,自己前几天去成都与当地政府谈合作,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在成都的两天时间里,自己就和市里面从主管副市长,到局长,到各个委办局,主管委的主任全部见了一遍,大大出乎意料。
谭龙表示,自己用两天的时间就和当地达成了ETCP跟政府合资做基金的事项,政府的效率甚至超过了企业。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任何企业都不可能崛起,政府的崛起,也是企业崛起的绝好的机会。
九、束昱辉:为什么不在不同城市的医院间形成城市医疗群?
权健集团董事长束昱辉在12月2日下午的“城市的未来”圆桌对话上表示,治病贵治病难的问题其实不是真的,他问道治病贵或者治病难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他认为,平时治病的,比如说一个治胃的药可能就几百块钱,但是这个人从新疆或者海南飞过来就好几千块钱,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什么不能跟新疆或者海南医院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医院形成一个城市医疗群,形成这样的一个对接?”
十、王一鸣:哪个城市群人口流动最大?答案是成渝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在峰会上表示,世界经历了三次城市化浪潮,前两次中国都没有赶上,而现在城市群已成为我国城镇化的重要途径。城市群应该是我们的主要形态,而城市群的一些大数据特征则和人们通常想的不一样。比如就人口流动性来说,成渝地区是人口的流动总量排位比较高的,这个跟我们的一般常识和推理也不完全一样。
此外,一点资讯CEO李亚在致辞中表示,城市需要什么样的人,人需要什么样的城市,这不只是决策者的问题,不只是建筑者的问题,是关系到每一个人和全体人民的人生的紧要问题,值得每一个人的思考、讨论、参与、维护、推动。
李亚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凤凰网和一点资讯所在的网络传播领域,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社交网络的技术革命,也带来了传播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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