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后，我被划为“右派”，送到劳改农场，一去就是20多年。在劳改期间，仅有的几次回到文改会，我都会去景山东街看望周有光老师和师母。周老师当时也刚从宁夏“五七干校”回来不久，只有在他家里，我才能受到真正友善的接待，也敢于把我的实际处境告诉他。当时他就十分感慨地说：幸亏他改行研究语文，离开了经济学界，不然，到了1957年，他也非成“右派”分子不可。因为他在上海财经学院的同事，包括沈志远等著名经济学家，全都中了“阳谋”，几乎无一幸免。他不止一次地鼓励我：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但年龄终究是有限的。因此，一定要学会在逆境中生存，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以有限的光阴穷无尽的事业。他还说，在“五七干校”期间，他经常和林汉达讨论世界各国的经济问题和教育问题，受到很大启发。
可以这样说：许多人的劳改生涯，等于是时光空掷，年华虚度，而我在劳改农场的20多年，却在周有光老师的教诲与启发下，静下心来，抓紧点滴时间，完成了一部40万字的《缙云方言初探》、一部80万字的《汉语世界语大词典》、一部200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括苍山恩仇记》，以及一部3344行的叙事诗《望娘滩的故事》。这些作品除了《汉语世界语大词典》之外，全部出版了。回想起来，这与周有光老师的鼓励、启发是分不开的。
1980年，文改会的后身——国家语委为我落实政策，摘掉了“右派”帽子，但是在分配工作时却遇到了阻力。当时，国家语委成了“紧缩单位”，连语文出版社在内，编制只有50个，而当时的在职人员就已经超过了100人，因此国家语委只能派人到浙江给我联系安排工作。于是我就住在国家语委的招待所里“耐心等待”。
当时，原文改会秘书长叶籁士同志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残，正住院治疗，由倪海曙老师出任国家语委秘书长。他和周有光老师共同策划编辑了一套《语文现代化》丛刊。我闲着无事，就帮两位老师做一些编辑工作。我住招待所期间，劳改农场不但不给我发工资，连粮票都扣下不发；国家语委也因为我不在编制内而无法给我发工资。倪海曙老师让我参与编辑，还把其中的《拼音文字实验》栏目交给我负责，实际上就是让我可以得到一些编辑费和稿费。周有光老师每有一些新的区别同音字的想法，就告诉我，让我去“实验”。这些事情没有第四个人知道。每期刊物中的《拼音文字实验》栏目有十几篇文章，虽然署名各不相同，其实都是我一个人写的。
后来，我通过科幻作家郑文光先生的介绍，到科学普及出版社当了科学文艺编辑，创办了《科幻世界》；后来又因为我出版了历史小说《括苍山恩仇记》，被调到文联系统的宝文堂书店当通俗文学编辑。不久，倪海曙老师因患肺癌去世，我能够经常去问候、请教的，就只剩下周有光老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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