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家喜
七十年代，生活在农村能拥有一部收音机，那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78年高中毕业，我回村当民办老师那年，就有了一部小收音机。 小收音机是我大嫂送给我的。大嫂农忙时在妇女队参加劳动，用挣来的六十元钱买了 一部小收音机。小收音机是上海生产的，但不记得是啥牌子的了，墨绿色，非常精制。在那时，六十元钱是个不小的数目，是那时二个月的工资。 那年，大哥大嫂一家搬出去单过了，大嫂看我喜欢这部收音机，天天在收听，走时就留给了我。 那个年代，农村的文化生活是非常单调的。除了一个月能看几场电影，有的电影还不知放映了多少遍，冬天家家都是天黑早早就睡下了。 记得，村里71年家家安上了小广播，在大商店门前的电线杆子上挂着一个大喇叭，每天中午晚上按时播放一些新闻。到了七十年代末，广播内容丰富了一些，有小喇叭节目、有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岳飞传》、有曹灿播讲的长篇小说《李自成》…… 张忠德家靠大道边，就在大商的东边。小时候，夏天吃完了晚饭五点多钟的时候，我们都到我家房西的张忠德家的门前玩耍 。张忠德是大商店的主任，会打算盘，喜欢看书，夏季每天吃了饭，他都是开着门，坐在门旁，拿一本书看。大商店门前的大喇叭播放着小说，播讲过《战地红缨》《闫闫的红星》《新来的小石柱》……我们在院子里奔跑、玩耍，似听不听大喇叭里播放的小说。《战地红缨》里有个外号叫金老歪的，张忠德就给和我们一起玩的小金子起了个外号：金老歪。小金子是前街邓老六的二儿子，到今天他都快六十了，大伙还在叫他金老歪。如果不是雨天，他家每天晚上都在院子里打一堆蚊烟，我们差不多都要玩到八点钟以后才回家睡觉。 村里的学校也有一个大喇叭，大喇叭绑在了房顶的烟筒旁。老师办公室里有一个留声机，做广播体操时，广播体操的唱片就用它播放。下午放学后，还常常播放一些革命歌曲《火车向着韶山跑》《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在电影电视上，我没见过这种留声机。四方形，掀开盖子，有一个支架支上，放上唱片，放上划针转起来就出声了。它不用电，像上弦的钟表，到时就上弦。我回村教了八年学，直到86年离开，还一直用着这个老留声机。 在过去那个物质精神生活都贫乏的年代，广播收音机留给我的记忆是深刻的。 76年在虎头读高中，我住在虎头大爷家。大爷家也有一个有线小广播，大爷家就住在区政府前，区广播站西，江边关帝庙上边，我天天在院子里能听到广播站大喇叭的声音。区广播站把几十节电线杆接起来，应该有一百多米高吧，站在区里的任何地方，都能看到线杆顶端朝着不同方向挂着的三个大喇叭。虎头中学在北边，离我大爷家有二里多地。每天中午大喇叭一响就是我们的放学时间，拎起书包就往家走，边走边听广播。听得最多的就是诗朗诵——高尔基的《海燕》，因为听得太熟悉了，我到今天都能全文背诵下来；还有就是姜昆的相声《捡煤核》。虎头的广播站应该很正规，每天中午晚上都是按时播放节目。我们天天在院子里劈柴、天天到井沿挑水，有意无意地都在听广播。 78年回村教学，大嫂送我的小收音机，也让我学到了不少东西。78年大哥家搬出去过了，三哥在学校教学，每到星期天，三哥干外面的活，我上午负责洗全家的衣服。这时我就把收音机打开，听《阅读与欣赏》节目，听广播剧。节目听完了，我的衣服也洗完了。 那时，村里放电影如果是放过的，我就不去看了。但在家里我用这部小收音机听到了不少电影。那时收音机里常常播放广播剧，常常播放电影录音剪辑，像电影《巴黎圣母院》《雷雨》《牛虻》等等，我都是听的录音剪辑。我还听了不少配乐小说散文诗歌朗诵，契诃夫小说《变色龙》维妙维肖的分角色朗诵，杨朔的散文《荔枝蜜》有感情的朗诵，杨牧的《我是青年》那充满激情的朗诵，都成了我朗诵的范本，对我的教学帮助很大。 小小的收音机，带给人们无限的快乐，也曾给人带来痛苦甚至灾难。一队和平村的毛树庆，曾经是抗日将领高玉山领导的抗日救国军的旅部副官。67年，他有一部半导体收音机，有人举报他偷听敌台被接受审查，他因恐惧上吊自杀了。 在那偏远的山村，广播收音机，曾带给我了无限的快乐，让我学到了不少知识。 86年我结婚时，爱人家陪送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搬到街里以后，我家就再也没买过收音机录音机，再以后更是天天看彩电，我几乎不听收音机了。 九十年代以后，尽管城乡都普及了有线电视，可我看到很多老人仍然离不开收音机，他们的屋子里天天有收音机的声音传出。在公园里，在路上，也总能看到他们手拿小收音机边走边听。
作者简介：
张家喜，1961年出生。密山市作家协会会员，鸡西市作家协会会员。曾在虎林独木河学校、虎林职高任教。八十年代酷爱文学，喜爱散文阅读和写作。曾在《速读》《雪花》《奔月诗文》《鸡西矿工报》等报刊和苦海的白桦林、兴凯湖文化在线等微信平台发表散文诗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