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观点，恐非多数人喜闻乐见，请陈君子之辩，请恕言者无罪。今日的主题，是一位我们有意无意避之不谈的人物——宋襄公。纵观史书，襄公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孟子》和《吕氏》尊其为春秋五霸之一，而《白虎通》和《荀子》却将其排除在五霸之外。从当下留存的史料中，我们不难读到襄公所崇尚的那种近乎损己的仁义和高贵。春秋战国，伴随着礼崩乐坏，贵族开始式微，秦汉之后，阴险诡诈之术更是盛行于世。渐渐地，襄公成了后人眼中迂腐的代名词，一近代伟人甚至以“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来批判襄公。从成王败寇的当下价值观来看，襄公确实是一名失败者，而他宁愿高贵地失败也不愿卑鄙地取胜的风骨，似乎赢得了同时代史家的钦佩，也因此被列在与齐桓公和晋文公比肩的高度。关于襄公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左传》记载的泓水之战：宋楚二国，在泓水之滨会战。宋军先到，列阵待战。楚军渡水而来，子鱼请求突击，襄公不允，楚军上岸尚在列阵，子鱼再请突击，襄公依旧不允。待列阵完毕后交战，宋军惨败，襄公重伤，不久后身亡。在死前，襄公依旧执拗地喃喃着：有德之人，战不杀伤兵，不俘老者。古来交战，从不闻趁人之危的，我虽是早已亡国的殷商后人，但也绝不趁人不备去攻击对方。从今日“兵者诡道”的观点看，襄公确实愚蠢又迂腐，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世界中，却非要讲个规则，结果落个惨败。而在我看来，襄公在历史的那个时刻，用个人的失败，诠释了人性中最高贵的部分。在两千多年后的美国南北战争中，南方军将领罗伯特李，为了人民免于内战之苦，选择投降，归隐山野。虽然远隔着时空，人性的高贵却在此共鸣。扯远了，说回到襄公的时代。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究竟崩坏在了何处？若翻阅《仁本》等古籍，不难看出，华夏战争的最初形态，充满了礼与仁，比如：不攻打遇国丧或天灾的国家；战必有名；不斩来使；不追逃兵；不令同一人重复受伤等... 春秋早期，战争的主体以贵族为主，战争更像是贵族间比拼勇气和实力的仪式，一切偷袭、欺诈、趁人之危都是被人唾弃的。当时人们崇尚方刚，鄙视机巧，充满了刚烈的气质。只可惜，人类的社会始终伴随着劣币淘汰良币。在泓水之战中与襄公交手的楚国，以及几百年后灭六国的秦国，在当时皆被称蛮夷。这两国受封较晚，也未得周礼教化。因此，当襄公还在坚守贵族准则之时，对手却无视准则，最终也导致了宋国的大败。再后来，秦国的兴起更是如此，商鞅的弱民，范雎的阴毒，张仪的无信... 后世说什么六国士子入秦得以强秦，实则多是一群没有底线的阴险小人受秦国重用罢了。虽然秦国最终一统天下，但这种卑鄙又无赖的胜利当真值得世代传颂吗？这种传颂的背后又夹杂着什么样阴险又龌龊的动机？在人性的良善面前，这不值得深思吗？再回想一下今日我们所熟悉的彼时典故：晏子使楚的狡辩；田忌赛马的取巧；孙子兵法的诡诈... 我们所读到的历史，有意无意间教会了我们如何将尔虞我诈和不择手段发挥到极致。渐渐地，我们终于变成了先人所唾弃的模样——“河曲智叟”，擅长权谋，工于心计。渐渐地，我们学会了无视和践踏契约和规则，却早已遗忘了两千多年前的襄公用生命在告诉后人——规则才是真正的文明。诚然，若历史得以改写，若襄公的仁义和高贵得以继承，今日的华夏会是什么一番景象？我不清楚，但我想，最起码，每个人都会多一点刚正、良善、高贵... 没有哪个民族如我们这般，世世代代期盼着明君，然而，一位曾经高贵的君王，却被我们当作小丑嘲讽了两千多年，今日想来，或许我们才是真正的小丑。“今日的中国，或许只能说是在地理层面上与曾经的中国高度重合，但在精神层面上，早已不是曾经的中国了”麻木懦弱，攀附权贵，蝇营狗苟... 坦诚而言，这些很不幸地都成为了今日我们的底色。若不重新拾起襄公的高贵，我们恐将永远是唯利是图的行尸走肉，并世代在应得的苦难中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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