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定六年（1233），蒙古窝阔台汗派人出使南宋，约定双方共同攻金国的日期。宋理宗见金朝灭亡在即，也遣使赴蒙，同意联合灭金。
金哀宗获知这一情报，立即遣使南宋约和，转告的理由倒是很充分：“蒙古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既是为我们自己，亦是为你们。”
南宋方面是否全然不懂'唇亡齿寒'的常识，而作出'联蒙灭金'的决策呢？其实不然。
早在嘉定七年（1214年）蒙古侵金时，南宋朝廷开会讨论断绝对金国缴纳岁币，就有官员指出：“金国，过去是我们的仇敌，今天是我们的屏障。唇亡齿寒的古训可以为鉴。不妨仍给岁币，使拒蒙古。”
当时的宰相史弥远也认可这个道理，准备继续纳币。
但一批太学生听说国家要继续给金国缴纳岁币，就集体跑到皇宫门口，痛斥“卖国行为”，扬言谁要继续“赔款”，就要求砍谁的头。
宰相史弥远深知太学生都是些“愤青”，惹不起，就只好停了岁币。
这实际上等于向金朝宣布“嘉定和议”无效，随后宋金关系急剧恶化，金兵再次南下侵宋。
金国在北面蒙古压境的情况下，继续侵宋，固然是大失策，但与南宋不再遵守和议也不无关系。
侵宋的行为使得南宋朝野的仇金情绪再次升温，虽然明明知道“唇亡齿寒”的常识，也已经不可能达成“联金抗蒙”的同盟了。
金哀宗即位后，虽然停止了侵宋，但双方却都政治短视，缺乏三国时孙刘联盟的那种远见，尤其是有燃眉之急的金朝，在这一问题上缺乏应有的主动和诚意，以致双方未能结成抗蒙联盟，这是十分可惜的。
平心而论，南宋政府虽在嘉定十一年（1218年）就响应蒙古联合攻金的建议，却迟迟不见行动，应该就有“唇亡齿寒”的考虑在内。
而金哀宗在位十年，无所作为，白白丧失了与宋联手的大好时机，到了灭亡在即，才想到主动约和。
面对金朝灭亡之势，再联系到宋金关系的历史宿怨和民间舆论，南宋决策联蒙灭金，实在也是无可奈何的。
因为，此时的金朝已必亡无疑，“联金抗蒙”已不可能扭转变局，反而会开罪于蒙古，使宋朝更早进入与蒙军交战的状态。
而“联蒙灭金”，既可缓和与蒙古的紧张关系，又可满足“靖康之变”以来的仇金情绪。
南宋“联蒙灭金”的决策与北宋“联金灭辽”的决策，看似有历史相似之处。如王夫之就把两者相提并论，批评宋朝“借金灭辽以失中原，借元灭金以失江左”。
毫无疑问，民族情绪和收复失地情结在两个决策中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阿若凌认为，“联金灭辽”主要还是北宋朝廷出于对自身实力的盲目估计，主动作出了错误轻率的决策。
而“联蒙灭金”前，南宋朝廷无疑比较理智，能够清醒分析当时三国关系的既有现状，也看到了蒙古的危险和野心，虽明知“唇亡齿寒”，内心却放不下历史纠葛，被复仇情绪和民间舆论所绑架，被迫做出了错误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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