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造城记

以前在B站上偶尔会刷到大同市长耿彦波的视频片段，最近在看《置身事内》，在政府投融资与债务一章的结尾，作者又推荐了这部纪录片——《大同》（又名《中国市长》），于是昨天给看完了。

这是一部2015年的影片，记录了由大同市原市长耿彦波主导的一场轰轰烈烈、褒贬不一的造城运动。这段往事里，有焦灼，有雄心壮志，有无奈，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多年后通过这部影片回看，我们也仿佛“置身事内”。

从2008年1月开始，大同的命运就跟一个热衷造城的市长联系在一起。在此之前，大同曾经引以为傲的文物古迹状况堪忧，城墙只剩断壁残垣，不少古建筑在建国后陆续被拆除；城市建设也随着煤矿的枯竭显得脆弱无力，违章建筑遍地，16万户居民住在棚户区，公共设施匮乏，环境质量糟糕，发展前景一片黯淡。

耿市长想要改变这座破旧的城市，他提出了一个大刀阔斧的计划，在一轴双城基本框架下，复兴5平方公里的古城，新建40平方公里的新城。在2008年到2013年的五年间，耿市长以他超强的执行力搬迁了约18万户居民，拆迁面积1000多万平米，新增建筑面积2000多万平米，修建道路400多公里，明代城墙、华严寺进行全面修复，代王府全盘重建，破旧民居全部拆除。最后在2013年春节前被突然调离大同，留下建了一半的古城、大大小小的工地和近200亿元的债务。

2008年后大同东西两城影像图变化

 对这位市长以及这场造城运动的评价，正反两方向来争的不亦乐乎。一方面他极大地改善了大同的城市面貌和环境，弘扬了城市文化，使居民享受到更好的基础设施；另一方面是片面追求发展，拆真建假，破坏了古城的文化延续性，还留下了巨大的债务包袱。

残破的城墙原貌，图源：欢乐大同

修复后的城墙，图源：欢乐大同

抛开个性市长的特殊因素，这背后的争议有一部分是因为文化遗产保护需求与社会发展水平不匹配。普通社会层面缺乏文化遗产保护的知识背景，其态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直观感受，古城面貌由原来的“破破烂烂”变成了“庄严美观”，人居环境也得到了改善。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低级需要优先于高级需要，因此在城市基础设施欠缺、居住条件差、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当时，尽管这场造城运动对有形和无形的文化遗产造成了破坏，人们还是广泛表达了拥护和支持。

更主要的原因是效率与公平难以兼顾。一方面是地方主官任期有限，要想在任期内快速提升经济增长，往往只能加大投资力度，上马各种大工程、大项目。以市委书记和市长为例，在一个城市的平均任期不过三四年，而基础设施或工业项目最快也要两三年才能完成，所以“新官上任三把火”烧的又快又猛。另一方面，在当时，大规模城市建设面临两个大的趋势：一是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严控地方债务影响城建资金来源，举债式扩张将难以为继；二是防范化解社会风险，铁腕拆迁将难以为继，而在当时，地方政府毫不避讳“强拆”的字眼，放到现在是难以想象的。在任期限制以及两个大趋势下，耿市长只能在争议声中和时间赛跑，在文化内涵、政府债务甚至居民权益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牺牲。

耿市长曾多次对外界表示“我没时间等了”

最后，对于耿市长其人以及大同这十多年的发展路径，对或不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引用《置身事内》中的一段话做个结尾。

“过去40年，我国的名义GDP增长了242倍，大家从每个月挣二三十元变成了挣四五千元，动作稍微慢一点，就被时代甩在了后面。身在其中的风风火火、慌慌张张、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其他国家的人无论有多少知识和理论，都没有切身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