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一直关注着在那些绝对财富被少数精英控制的高压政权下的示威抗议。而在我们自己的民主社会中，少数1%的人口却也掌握着近四分之一的国民收入。如此大的收入差距将造成的后果，会在某天让富豪也后悔。
富得流油和怒发冲冠 是的，1%的超级富人享受着顶级的豪宅，教育和生活方式，但他们的命运却是和另外那99%的人绑在一起的
有人看着收入差距耸耸肩：有人赚钱有人输，又如何？饼的大小比饼的分法更重要。这种论调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在一个经济体中，如果绝大部分公民的生活一年不如一年——正如美国所正在经历的——这个经济体将很难赢在长远上。以下是若干理由。不用再假装看不见，美国人口中1%的顶级富豪们占据着四分之一的年国民收入，并且控制着全国40%的财富。他们的生活水平可是大大提高了。25年前，这数字分别是12%和33%。有人叫好，说这是天才的社会发动机们应得的奖赏，何况水涨船高，他们的财富为整个社会带来了增长。这种想法也许是被误导了。当社会顶端1%的成员的收入在十年中增长了18%，中层民众却看着自己的收入在不断下降。而那些只有高中学历的人的收入更是严重缩水，仅在过去25年间，他们的收入下降了12%。所有这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全都落入了财富金字塔顶端的腰包。在收入平等这个概念上，美国比所有曾被布什总统嘲笑为古老僵化的欧洲国家还要落后。跟我们在同等水平上的，是奉行寡头政治的俄罗斯，还有伊朗。当拉丁美洲众多社会分配严重不等的问题国家（如巴西）都在努力削弱贫富差距，并小有成果之时，美国还在允许这种不平等的不断增长。
收入不平等不过是今天美国现状的一片苍白的影子，巨大的收入差距似乎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成为了困扰，当时的经济学家已经试图为它辩护。 辩护者想出了一套所谓的“边际劳动生产率理论”。学术硬壳之下，这个理论将更高的收入和更高的生产力、以及更大的社会贡献联系在一起。此理论一直以来都被富人们奉若神明，不过，证据显然是不足。那些在过去三年为经济危机添了大把柴火的执行经理们，对社会以及自己公司的贡献绝对是负值，却继续收获着丰厚的奖金。连他们的公司也不好意思继续称这笔赏金成为“效绩奖金”，不得不将名头改为“员工留任奖金”（尽管除了糟糕的效绩什么也没留下）。相对这些在金融领域的“创新人才”，这些将全球经济拖垮的始作俑者，真正为社会做出创新贡献的人们——从基因破译到信息科技领域的先锋——却只能得到相对非常微薄的收入。
首先，不断增长的收入差距是另一个严重问题的映射：就业机会缩水。平等的机会缩减，意味着我们将无法有效地利用我们最宝贵的财富——人民。其次，差距和不平等是由多个畸变造成的，比如垄断力量和特惠税受政策，它们损害了整个经济的效率。新的差距继续产生新的社会畸变，进一步损害着经济效率。举例来说，太多的年轻人才被天文数字的奖金所吸引而投身金融业，而没有选择其它对经济健康和生产力更有贡献的领域。
第三点，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现代经济需要“集体行动”。它需要政府投资基础建设、教育和科技。从互联网到公共医疗的进步等都是政府主导科研的成果，美国和全世界都在其中受益。但美国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饱受基础建设资金不足的困扰（看看我们的公路和桥梁，铁路和机场吧），基础科研、教育等各个领域也都捉襟见肘。而这些领域却还在面临着进一步的财政削减。
没有什么好吃惊的，一切都是社会财富天平严重倾斜的必然结果。社会分化越严重，社会财富就越难变成流通货币花费在公共需求上。富人们不用通过政府去享受公园、教育、医疗或保安，他们自己买。这个过程中，他们离普通民众越来越远，也逐渐失去了同情的能力。他们担心强有力的政府会利用权力夺走他们的财富去平衡社会财富，并投资公共建设。这些1%口口声声抱怨美国政府，但其实却对它喜欢得紧：这个政府中各方分裂僵持，没法从新分配财富，除了减税什么也做不了。
经济学家也无法对美国不断增长的社会不平等作出全面的解释。但简单的供求关系动态一定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各种节约人力的科技使市场减少了对“好中产阶级”和对蓝领工作的需求。全球化浪潮创造了世界大市场，迫使美国本土昂贵的非技术工人面对海外廉价非技术工人的竞争。社会变迁也是原因之一，比如工会的衰落：早期工会曾经拥有三分之一的美国工人的参与，而如今这数字已经下降到12%。
但造成如此大的社会差距的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1%的富豪们的愿望。最显而易见的例子是税收政策。降低对资本收益的征税，使靠玩弄资本发家的顶级富豪们几乎全是在免费搭车。从二十世纪初的洛克菲勒到该世纪末的比尔盖茨，垄断和准垄断势力不断成就着强势经济力量。松松垮垮的反垄断法，特别在共和党执政时期，成为了那1%富人来自上帝的恩赐。如今的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来自金融系统的操纵，而授权给金融系统去操纵人们生活的那只手就是金融业自己用金钱买断的法规。这可是他们最精明的投资之一。政府以几乎为0的利率借钱给金融机构，并向他们提供慷慨的紧急救助措施。管理者们对透明度的缺失和利益冲突简直就是睁眼瞎。
当人们看到那样庞大的财富只掌控在这个国家1%的人手中，几乎要相信这个不断增长的不平等现象根本就是最精髓的美国式成就——我们虽然起跑得晚，但如今在不平等领域已经世界领先! 这项成就看起来仍需多年持续努力，不平等可以自我修复和加强。财富带来权力，权力生成财富。在1980年代的储贷危机之际——这次丑闻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来简直算是温文尔雅——当查尔斯·基汀被国会委员会问及关于他花在几场关键选举上的150万美元是否能够真的买到影响力时，银行家答道“我确实希望如此”。最高法院在近期的竞选经费一案（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Commission——译者注） 中竟然废除了政治捐款限制，大公司花钱买政府的权利从此无可动摇。人事和政事排排坐到了同一战线。事实上所有美国参议员和几乎所有的白宫代表在从政前就属于那1%俱乐部, 他们通过1%们的金钱上位，并且清楚知道：只要在白宫的工作伺候好了这1%，就能在离开办公室后将得到来自1%们的奖赏。
经贸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也来自于这1%。司法部门通过禁止政府这个最大的药品购买者谈判议价，向制药公司送去一份以万亿计的大礼，这可不是无缘无故的奇迹。所以也千万别惊讶于从来不怎么关心修改税收政策的国会只在替富人减税时提出议案。鉴于那1%人群的本事，你就别指望这个系统能换个方式运作。
美国的收入差距在可以想见的各个层面上扭曲着我们的社会。有据可查的是它对生活方式的影响：1%以外的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拮据。经济涓滴效应也许只是个幻想，但行为主义学上的涓滴效应却真实存在着。收入差距极大地扭曲着我们的对外政策。1%的人几乎从不参军——事实是纯志愿兵役制付不了足够的钱去吸引他们的子女，而爱国主义也就到此为止。另外，极富阶级感受不到战争带来的高税收引起的痛楚：国债利将给他们足够的偿还。外交政策在定义是要平衡国家利益和国家资源，而当外交政策由这1%人群说了算，并且他们不用付出任何代价时，平衡和制约的概念就被抛到脑后了。毫无节制的冒险中，大公司和承包商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盈利。经济全球化的规则似乎是为了富人们制定的：他们鼓励国家的“商业”竞争，导致对公司征收税率的不断降低，削弱民众健康和环境保护措施，破坏曾经被看做劳动权力“核心”的集体谈判权。想象一下如果这个世界上的规则是从劳动者的角度鼓励竞争的话：各国政府将竞相提供经济保障，降低对工薪阶层的征税，提高教育水平并积极参与环保——这些都是工人们关心的事务。但那1%的人不需要在乎。
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认为他们不需要。在1%的人使我们的社会付出的所有代价当中，最沉重的却不是上述事实，而是对我们的身份认识的腐蚀，使人们忘记了公平竞争、机会平等和集体精神的重要。美国一直骄傲地以“公平社会”自居，但调查数据显示的结果却恰恰相反：贫困阶层甚至中产阶级的公民上升到社会顶层的机会比欧洲的大部分国家都要小。他们在这牌局中处于绝对下风。正是这种生活在无望和不公中的压抑感受使中东的冲突星火燎原，上涨的食品价格、持续增长的青年失业率只不过是根导火线。看看美国，约20%的青年失业率（在某些社会人口问题集中的地区，青年失业率可以达到该数字的两倍）；六分之一的美国人对一份全职工作求而不得；七分之一的美国人需要靠贫民粮票生活（同样多的人得不到食品保障）——这些事实确凿地证明了人们吹捧的“涓滴”已经在流经那1%的人时，被堵住了。社会可预见地变得疏离——最近一次大选中，20-30岁公民的参与率只有21%，恰恰相当于这个年龄段的失业率。
近几周来，我们看到上百万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抗议他们所身处的压抑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埃及和突尼斯的政府已经被推翻。利比亚、也门、巴林都爆发了抗议行动。同一地区的其他统治家族在他们的空调豪宅中观望着事态，如热锅上的蚂蚁般焦虑——他们会是下一个吗？他们实在有理由焦虑。在这些国家，国民人口中这样微不足道的小撮人——小于1%——占据着狮子的份额；在这些国家中，财富是最重要的权力；在这些国家中，腐败无所不在，甚至已成为生活方式；在这些国家中，最富有的人是阻挠利民政策的挡路石。
当我们盯着别国街道上狂热的民众时，是否应该这样问自己：这一切何时会发生在美国？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国家已经和那些遥远的混乱的国度越来越相似。
托克维尔在描述美国社会的最特殊的成就时，称他见到了“被正确理解的自私自利”。“正确理解”四字正是关键所在。每个人都有狭隘的私心：“我就想要现在对我好的东西！”。“恰当”的自私却不同。它还意味着对他人私心的关注，或者说，对公共福利的关注。这种关注是个人最高幸福的前提。托克维尔并没有把它描绘成高尚而理想主义的情怀，而是相反。这是美国实用主义的特殊象征。精明的美国人明白一个道理：关心别人不仅有益于灵魂，对生意更是好处多多。
金子塔顶端1%的人住着最好的房子，享受最好的教育，拥有最好的医生和最完美的生活方式，但是似乎有一件事是金钱没买到的：就是清醒地看到，他们和那99%的人是绑在一根绳儿上的蚂蚱。历史会交给1%们这个道理，但那时就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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