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性恋已经不是新鲜话题的今天,变性人仍然属于弱势群体。在许许多多法律不曾涉足的领域,习俗和传统仍有着不可思议的强大力量。道阻且长,宽容和接纳从来不可能一蹴而就。希望,或许只能寄托在时间身上。
莎宾?巴特莉特来自马萨诸塞州萨默维尔市。在她母亲变为男人三年后,她说,“妈妈”现在比以前幸福。(照片由莎宾?巴特莉特提供)
作者:苏珊?唐纳森?詹姆斯
2012 年 3 月 27 日
在莎宾?巴特莉特 13 岁那年,她的母亲从一名女性变成了男性。那时父母离婚已经有 10 年了。
莎宾从小在一位论教派的影响下长大,尽管该教派在性别与性向方面较为多样化,但她并不太了解变性人是怎么回事。
莎宾现在 16 岁,居住在马萨诸塞州的萨默维尔市。在她的记忆里,母亲“从来都不是个特别女性化的人,”而是逐渐“显露出更多的男子气概。”
“那次我从爸爸家里回来,妈妈让我坐在沙发上,对我说她要去变性,”莎宾说,“身边亲近的人有所改变是个很难面对的事实,尤其是这么大的一个变化。”
根据威廉姆斯研究所的估算,有 75 万美国人可归为变性人——约占人口总数的 3%。该研究所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在同性恋(男/女)、双性恋、变性人方面的智囊团。
“美国变性人歧视调查”在对近 6 千名对象的调查中发现,约有 38% 的变性人已为人父母,且至少有 18% 的变性人需抚养至少一个孩子。
该项调查由“美国变性人公平中心”于 2011 年实施。
变性父母认为,发现自己的真正身份意味着挽救了他们的生命,但与此同时,对于他们的孩子而言,这不啻于一场灾难——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是场灾难。
“刚开始我有一种失落感,直到一年以后看到妈妈变得很快乐我才有所好转,”莎宾说,“现在我觉得这没什么问题。”
就在上周,参加纽约市议会竞选的变性人梅尔?怀莫讲述了自己在 2009 年从女性变为男性时,他的两个孩子所遭受的诸多麻烦。
“为了让他们感觉自在一点儿,我们作了非常深入的交谈,还有过几场谈判。”他向纽约时报介绍,他还说自己仍然允许孩子们叫他“妈妈”。
黛娜?拜尔曾是一名外科医生,她已两次参选马里兰州众议院议员。她说,“只要你愿意,时间能够治愈所有的伤痛。”
拜尔希望自己能成为美国首例州一级的变性获选者。
“我现在努力提倡正视变性人,这只是一种医学症状,”拜尔现年已经 60 岁,她天生就是个双性人(生有较小的阴茎和部分子宫),但被当做一个男孩养大。“那时候没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从 7 岁开始她就明白自己是个女孩。跟其他那些感觉自己生错了身体的人一样,拜尔说自己患上了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
十年前,拜尔做了变性手术。那时她的两个儿子一个 14 岁,一个 17 岁。
“小儿子经常住在家里,他没什么问题,这是个逐步接受的过程,”她说,“但大儿子住校,没能亲自见证这个过程,所以他担心比较多一点。”
在毕业典礼上,她的大儿子不知道如何向朋友们介绍自己的女性父亲。
兄弟俩担心,父亲选择变性是否意味着他们两个会是同性恋。“这是个存在主义的问题,”拜尔说,“我的父亲变成了我的母亲,这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于是她很平静地问他们,“小伙子们,你们喜欢男孩还是女孩?...结果他们都喜欢女孩。”
如今,两个儿子都接受了她的新身份,叫她“黛娜”。
“讳莫如深是最有害的做法,”拜尔说,“你要让他们知道你爱他们,而且变性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但千万不要不告诉他们。孩子们很清楚你是不是在撒谎。”
另外一些父母说,换个新身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莎拉(化名)从一名男性变成了女性,这让她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她原本在郊区受人尊敬的生活,而且还失去了她的孩子们。
“我简直失去了我的一切,”这位 50 岁的波士顿女服务员说。“我原本已经实现了美国梦。我有一套带有地面游泳池的房子,在政治上我也很活跃,而且我是商会主席。”
最痛苦的是她失去了她的孩子们——初婚生育的 27 岁的女儿,再婚生育的 17 岁的女儿和 16 岁的儿子。
“我从小到大从来都没有真正弄清楚过自己的性别,”她说。“我不知道同性恋和变性人是怎么回事。我想的是‘天哪,这太变态了。’我们那一代对这些是非常忌讳的。”
尽管如此,莎拉还是意识到哪里出了问题。“我想象自己是个女的,我很嫉妒那些穿连衣裙的女孩,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生活在一个男性世界里,我以为我必须要这样活下去。”
作为一个男人,他的生活全部围着孩子们在转。“我跟孩子们的关系十分亲近。虽然我的婚姻濒于崩溃,但我想要孩子们。我太爱他们了。”
最终,莎拉患上了抑郁症,还尝试过自杀。婚姻破裂之后,莎拉的妻子给她递去了一份保护令(译注:保护令亦称禁止令,可禁止当事人以任何方式接触受保护方。在本文中,此保护令禁止莎拉接触其妻子及孩子。),并且法庭撤销了她作为父(母)亲的权力。
莎拉说孩子们“被吓坏了,而且非常震惊”,他们支持母亲的决定。
莎拉于 2007 年做了面部女性化手术,2009 年又做了变性手术。如今,她说自己找到了内心的幸福,但她仍然为孩子们而感到心痛。
“他们想见我的话,我一定会在的,”她说,“我会一直在这儿等着他们的。我也只能做到这些了。所有人都认为这是种自私的行为,也许从某些方面看来确实很自私,可是对我来说,那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另外一些变性父母的情况是,一个孩子能够接受,而另一个孩子无法接受。
56 岁的亨特?汤普森来自马里兰州,是一名离异的针灸师,育有四子。2006 年,他由一名女性变成了男性。
他的长女当时 27 岁,她听到这个消息时表示“可以接受”。但他 17 岁的女儿“大惊失色”。
当他还是个女孩的时候,汤普森经常跟男孩子一起玩耍,而且感觉自己就是个男孩。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青春期。“我的一切全都乱套了,”他说。到 18 岁的时候,汤普森想到过自杀。
他在大学期间成了婚,并在毕业前生了第一个孩子。之后又生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当女人唯一的好处就是,我能生出男孩儿,”他说。“在心底,我一直都知道我是个男的。”
他首先改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又接受了激素疗法。如今,他已经做完了胸外科手术,甚至还改了自己的出生证。
“我觉得棒极了。我开始做我自己了,”他说。但与此同时,在面对孩子们的时候,他感到心力交瘁。
“大女儿能够接受,”汤普森说。“她已经足够成熟了,能够理解我需要做我自己。”
他暂时没有告诉正在伊拉克服役的儿子,但他的二女儿为此焦虑不已,“我怎么去跟朋友们说?我结婚的时候怎么办?”
她很困惑,“这让我变成什么角色了呢?我是个女的,而我母亲却告诉我她是个男的。我是不是因此就变成个怪胎了?”
“她现在已经能够接受了,但有两年她非常难过。”汤普森说道。
他最小的儿子仍然住在家里。节假日的时候,家人会聚一聚。现在孩子们愿意在公共场合叫他“亨特”了。
“在家里他们喊我妈妈,这没什么,”他说。“但这只能是在私底下。”
汤普森给其他变性父母的建议是,“想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真的需要很长时间。刚开始的时候,我被吓坏了......但我最终还是站了起来并且能够告诉别人,这对我来说是正确的选择。希望他们能跟我一起把这条路走下去。坦诚就好。”
对莎宾而言,尽管她上的是家庭学校,而且生活在较为自由的“肥皂泡”里,但她仍然因为母亲的变性而遭到同龄人刺耳的评头论足。
“有一个认识的女孩对我说,如果她的父母那样做的话,她就跟他们断绝关系,”莎宾说。“我觉得那是无法接受的。”
“朋友们会对这个感到好奇,”她说。“我以前在公立学校的一个朋友问我,有个变性父母是什么感觉。这种问题让我不太舒服。”
但大部分的朋友都表示支持。
莎宾说,她 6 岁的妹妹比自己的处境要好些,因为母亲变成男人的时候她还很小。
“她说有些男人很特别,天生并不是男人。有些女人也很特别,天生并不是女人。还有些人既不是男孩,也不是女孩。”莎宾说。
她承认这种过渡非常不容易,但她建议有同样遭遇的孩子们要有耐心。
“时间长了,慢慢就会变好,而且无论你的父母怎样改变,他们还是原来的那个人。”莎宾说。“只不过,可能会变得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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