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中禁忌的话题

"我在医院工作，可我是个HIV病毒携带者。"

蕾娜·格埃娜尔Lena Greiner

在德国有73000人确诊携带HIV病毒，他们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隐瞒事实地)在工作。他们中有医生、教师或银行顾问。由于恐惧职业生涯的终结而隐瞒他们的感染–即使是客户或病人都绝对不能知道实情。

使人精神已经极为紧张的常常是无稽的议论。在医院所有的病床被占满而护士(的工作量)到了极限。为了年老的病人进行协调、洗浴、安慰等是很劳累的。这对每一个人都如是。更多的疲劳感是斯文T. Sven T.从同事那得到的句子：就他那病情为何不找其他工作。女同事说，有时他们为他带来过一些东西——裁剪下来的求职信息。

T.斯文Sven T.在2004年于他的职业训练期间才知到被感染。他说，“我是医院的护士，我是HIV阳性”。他在老年病医院每周要工作32小时，时而甚至可能是42小时。“这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影响。”对这位32岁的(HIV阳性的男护士)体力上不是问题。他的药物能很好地控制(HIV病毒)，多年来，他一直都在所谓的“检出限”limit of
detection, LOD以下，受感染的风险是非常有限的。
可惜社会的发展赶不上医疗(的发展)，非理性的恐惧远大于科学发现的分量。T.斯文Sven T.说：“人们一直都担心，如果他们与HIV病毒感染者同在一室，会立即被传染”。他所认识的一个病人护理“HIV病毒查出”后。在为就业于一个新的工作位置时就隐瞒了他的病情。正如大多数人之所为。

在德国有73000人感染了艾滋病毒，根据德意志“帮助艾滋病”(组织)的信息：像其他人一样，其中约三分之二都在工作。这(在德国)意味着：千分之一在职人员是HIV阳性，他们可能是教师、理发师或医生。德国帮助艾滋组织成员霍尔格?韦希特Holger Wicht说：“英国的一项研究显示，具HIV阳性人的(工作)失误不比正常人更频繁”。通过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和药物控制使接之近正常人的生活是可能的。

但几乎没有人知道(身边)有个带病的同事。HIV在职场仍是最忌讳的话题之一，特别敏感的是三种“K工作”，即儿童Kinder，烹饪Küche，医院Kliniken。

客人或病人不可能获知

像T.斯文Sven T.这样的，有时上级和同事都知道。但客人或患者不可能会获知-公司也害怕失去他们的客户。专家不懈的强调，HIV者在职场不会带来危险。尽管如此，它总是会给他们带来各种困难甚至被解雇。韦希特Wicht说，“职场的不安全感和歧视是较身体上的症状更严重的问题”。斯文T. Sven T.说，最糟糕的事情是你永远不会知道朋友、同事和老板对此消息的反应。

据民调机构YouGov在免疫缺陷病毒发现的近30年后的调查显示，几乎一半的德国人对有关的疾病并不真正了解。当7月22日第19届在华盛顿世界艾滋病大会开始时，还有些国家，如新加坡Singapur,俄国Russland或巴哈马Bahamas还在禁止艾HIV感染者入境。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也只是在两年前才解除了对HIV感染者入境美国的禁令。

来自科隆的律师雅各布?霍瑟尔Jacob H?sl 16年来一直帮助着具HIV-疾病遇困难的客户。他说，“雇主往往用其他理由终止工作合同”。然而，即使HIV公开被作为参数：HIV阳性在法律实践中不受一般‘平等待遇法’的保护。‘帮助艾滋病’(组织)因此要求，承认明确慢性疾病就是歧视理由，至少，法院对HIV疾病应视为是属一种残疾-正如政府的部门和机构已做的那样。

最近，联邦劳工法院必须对这种情况做出决策。结果可能是具指导性的。(案例)F.塞巴斯蒂安Sebastian F.曾在一家制药公司做实验室员助理。还在试用期间，年轻人被要求接受艾滋病病毒抗体测试HIV-Test，他坦白了他的病情后不久，就接到解职通知，并禁止近公司的房子。理由就是他的HIV -感染。他的情况立刻成为全国的头条新闻。塞巴斯蒂安已两次在法院(起诉)。德国的‘艾滋病帮助’(组织)的成员西尔克?埃格斯Silke Eggers说，甚至在工作场所HIV的检测是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这种疾病与工作是不相关的，因此也不应该被要求。换句话说，工人可能会在这种情况下(被迫)撒谎。

“一次一位母亲认出了我”

42岁的斯蒂凡?罗斯Stephan Roth，不愿掩盖自己的HIV感染。这位柏林的幼教工作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诚实是他最好的武器。罗斯的阳性已有五年了，他是被前男友传染的。在他的教育职业开始时，他没有说。然后他参与了一次宣传活动。突然，大家都可以在广告牌上、在报纸上看到他。为防止父母(呼吁)“把他弄出来”的事件(发生)，他在幼儿园告诉了他的同事们。然而，消极的反应并未发生。罗斯Roth说，“一次一位母亲认出了我”。她对他的勇气只有赞誉有加。

而今，罗斯Roth是500名儿童的在柏林某幼儿园人事部负责人。他也同样的在服用药物后扛过第一个“身体(反映)恐怖阶段”。在面试时他就已经告诉他的老板他的感染情况，几乎所有的同事都知道。他说，“我从一开始就这样做了，越是诚实和开放自我，就越不易被攻击。我建议都应该这样”。

T.斯文Sven T.也想做更多的启迪活动。他曾于所在的医院里建议对在职人员进行HIV(知识)的深造培训。他说，“如此也可以让所有人明白，在工作中我不需要别人的保护”。但这个想法遭到了拒绝。这，被说是没有必要。

“明镜”的职业作者莱娜格埃娜尔(生于1981年)，为大学明镜UniSPIEGEL和明镜在线写作。

照片集

1．

幼稚教师：斯蒂凡·罗斯Stephan Roth的HIV阳性已五年。病情先保守了自己的(秘密)。更多...

2．

DDP

在幼儿园：今天罗斯已是42岁，在做柏林一家500名孩子幼儿园的个人事经理并对有关他的HIV感染的开放处置。同事和上司的反应非常好。

3．

DPA

在医院：那些在工作场所公告他们的HIV疾病的职工，不都有好的体验。特别是在医疗行业，偏见还是很大的，一直不断的会有愚蠢的偏见–直至被解雇。许多人因此而隐瞒自己的感染，虽然...

4．

…这对于同事、客户和患者是不会有任何风险的。治疗与现代医药可使感染度在检出限以下。还有他们身体强壮程度也与其他雇员无异。

5．

dpa

“在球里的人”：在科隆的反艾滋病活动家想指正对HIV感染者的社会隔离。根据德国帮助艾滋病(组织)信息，对于他们而言，大多数不安全感或歧视是在工作场所，这远比身体的症状问题压力大得多。

6．

在航空领域的改革：一项新的法规，将会很快在欧洲航空安全局实现，HIV病患者也可以成为一名飞行员。到目前为止，对飞行员和乘务员要受体检–任一疾病的情况下都被解释为不宜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