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随着技术进步带来的高生产率，分配不均与充分就业之间的权衡加剧了。其背后的动因是： 就边际效益而言，人们从现在的消费状况中获得的较之他们从保留对不确定未来的债权中得到的递减得快得多。
财富更多地意味着保障而非消费。作为消费者，我们需求有限。但是我们生活中出意外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假如你很有钱，通过另一个但愿却不确定可信赖的本地中间人在另一个国家买另一套房子是有实际价值的。不仅仅为了避税，把钱存入另一个秘密账户也是有价值的。革命、当局没收（财产）、大屠杀，确实都可能发生。这些是真正的风险。即便把这些剧变事件放在一边，一个人对某种消费水平越是习以为常，他退回到平均消费水平的危险就越大，除非他非常小心地计划且存钱。做富人主要意味着你有充分的保障。
为什么人们把财富作为保障的要求是贪得无厌的？一个重要也是可悲的原因是：保障常常是零和游戏【译注：零和博弈，又称零和游戏或零和賽局，指参与博弈的各方，在严格竞争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假设有一艘自由主义的泰坦尼克号，在一场大灾难面前救生艇上有限的位置将被拍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在这样一艘船上，乘客的物质需要很容易被满足——究竟有多少大餐和全身按摩一个人在一天内能够承受的了呢？虽然如此，你永远也不会“够富有”。即便你的财富多到可以满足一生在所有豪华游轮上一切心血来潮的花费数百万次，但是在灾难面前，你或者是最有钱的那少数买到救生艇的座位的人，或者就得死在又冷又咸的海水中。乘客财富的边际消费价值迅速降低，但是多一元钱的边际保障价值却保持在高位，因为在激烈的零和赛局中它代表着物质的优势。仅仅有钱是不够的，为了高枕无忧你必须比大部分船友要有钱得多才行。某些个人或许能够遥遥领先，但是总体来说，即便每个乘客都富有到他们所有的消费欲望都得到永久性的、充分的满足，对于财富的渴求将依然很强大。
我们的生活比大多数人愿意承认的要更接近于这艘游轮。是的，我们没有在北大西洋沉没的风险。但是我们的习惯和期望一直处于威胁之下，因为满足它们的前提随时可能要依据价格来定量配给。只要生活在北美你（至少我）能明显感觉到这一点。我们中的许多人挣扎着想要过上那种我们一直视为“正常”的生活。如果出现干旱，想要吃上你想吃的东西变成依据你付钱的能力来分配。假如出现的干旱是百年不遇而根本就没有足够的食物提供给所有人的话，生存的权利也可能会根据价钱来分配，富者生存嘛。一旦总体物质匮乏的风险出现了，并且是系统性的而不是局部的灾难，非零和的、互利互惠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唯一存在的将是零和的、追求保障权利的竞争。和这些穷人同在一艘游轮上的富人们自然想要保证自己上救生艇的船票。
如果保障的价值不是这么高的话，分配的高度不均和充分就业并存的可能性就完全存在。最富的人可以雇佣无限多的仆从来满足他们最微小的需要。他们不会从边际新雇员身上得到多少利益，不过他们花在工资上的钱对他们没有多少价值，因此雇更多的人看来会是合算的买卖。但是由于财富的保障价值并非如此微小，雇佣某人来提供微小的服务的价值最终会低于保有不动产或债权的保障价值。一个富人能够直接或间接雇佣的人数总是有限的。
在“中间阶级”社会，财富被广泛分配，大多数人的消费欲望还没有得到满足。我们长期地在失去保障的可能损失和满足消费欲望之间进行权衡，而消费欲望常常获胜，因为我们有着重要的、无法满足的欲望。于是我们雇佣他人来提供我们要消费的产品和服务。这导致了“充分就业”——不论我们有多少人，我们都能找到门道来取悦他人并得到报酬。作为回报，他们也取悦我们而得到报酬。这是一个循环流动的需求链，伴随着真正的我们称之为“产出”的经济活动。
在经济上两极分化的社会里，这一动态平衡被打破了。最有钱的人不愿意雇佣太多人，因为多雇人的边际消费价值要低于保持财富的保障价值。最穷的人消费，但是只限于最基本的产品。在生产率低下、贫富分化严重的经济中，我们观察到高高在上的精英人士周围是勉强生存的普通民众。富人通过腐败、威压和掠夺来保持地位；而穷人为了在满足富人的掠夺之外讨取生存，就雇佣自己和他人。准确地说，失业不是什么问题，但贫穷是个大问题。（在这样的社会“失业”并不意味着无所事事，而是为了最低生活保障而劳作，不是为精英们服务换取报酬。）
无所事事的失业人群对于生产率高度发达但是分配非常不均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问题。在这样的社会里，基本商品如食物、衣物可以被富人通过资本密集的生产过程有效地生产出来。穷人们不雇佣彼此，因为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被富人们生产出来且廉价卖给他们。富人们乐意于卖东西给穷人，只要后者能够用不动产或债权或其他形式的保障来付款【注一】。富人们生产且“变得更富有”，但是他们往往不觉得自己更富有。他们觉得自己在原地踏步，不顾一切地竞争，为的是提供商品和服务给全世界，好比的上他们邻居累积的金融债权。不论他们集体赚得多少债权，个体而言，他们都被闭锁在与同伴的零和竞争中，他们中的许多人永远都不会有安全感。
生产率和分配不均之间的互动是社会容易出现懒惰的失业人群的原因。在技术落后的社会里，穷人奔波求生。在相对平等、技术发达的社会里，人们创造出许多对彼此服务的需要。但是当生产率和分配不均结合的时候，社会的精英阶层具有高产出能力但不能提供充分就业，广大群众通过不工作且缩减开支要比做一些低产出的工作要更有价值。（参见“租用主义”，在彼得?福瑞之好得出奇的博文《四个未来》。）
对于我们近期创伤的一个解释是：“发达经济体”已经从中间阶级型变成两极分化型。我们在2008年出现了崴尔?E.?凯欧弟【译注：流行卡通角色】时刻，那时候，总体来说，我们再不能否认：中间阶级产生的许多用以支付的债务是，嗯，可疑的。只要中间阶级能够借到钱，“群众”就能同时从高产出内部人士那里购买高效生产出来的核心产品，从彼此哪里购买瑜伽训练课程。如果不看收入或收支表格，而只看消费，你也许会以为：我们处在一个增长的中间阶级经济呢。
但是紧接着普通人不再可能举债消费,他们需要切实地削减债务。先前的中间阶级剩余的收入更多地用于购买基本商品而不是能够导致充分就业的边际的、低产出的服务。这一消费转向增加了社会不平等，于是这个动态模型不断强化自身。
我们处在特殊情况下：技术充裕依然存在：“我们”并没有真正变穷了。然而，如伊杂贝拉。凯敏思卡的精彩论述，在生产商争夺相对优势的零和竞争中，当充裕不能换回来高级的债权的时候，它变成一种威胁。任何其它分配的基础都会损害先前收集的经济债权和有用的财富之间的关系，从而威胁到富人们为之奋斗终身的权势等级。从站在等级顶端的人们的角度看来，阻挡充裕的出现较之贬低或毁灭旧的债权更好更公平。即便是保存有钱人地位的计划（像史蒂夫?金的"摩登周年庆”）也是不公平的，因为这类计划会摧毁竞争者之间的距离且使得一些人相对于他人的优势被减弱。
财富作为保障的零和的、立场的性质是为什么不存在所谓“托雷多改进”的原因之一。旨在增加实际产出且缩短财富分配差距的宏观经济调控归零了富人们辛苦赢得、“幸苦赚来"的保障优势。从制度上说，我们不得不权衡是让穷人多消费还是让富人失去保障优势。这个作法有成本也有收益，有赢家也有输家。我们面对的是在不平均分配和充分就业之间的权衡。要最大化总体产出的话，我们必须要压缩财富分配。如果分配不均继续发展下去（且我们不重新使用胡编乱造的无法支付的债权手段的话），实际产出和就业都将持续走低，因为穷人只能低效地互相帮助，而富人将不会投入资金有效地生产任何东西。
分配是我们面临的核心问题。我厌倦了关于工具的争论。货币的和财政的政策都可以用来强化或减弱现存的财富分配状况。在财政方面，降低所得税率通常会放大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差距，而财政转移或宽泛的财政支出会减弱这一差距。在货币方面，通货膨胀政策把财富从债权人转向债务人从而减少收入差距，而通货紧缩政策的作用正相反。减少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的调控政策是能最直接导致就业和全部产出增加的措施。然而这些措施会对现存的寻求保障的比赛中的赢家们造成威胁。
那么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上最具破坏力的事件之一——在资金和基础设施大多得以保全的美国和资源被摧毁的欧洲都产生了一个接近充分就业和基础广泛的繁荣的时代？人们有许多说法，我相信其中很多都有道理。不过我认为：一个被低估的因素是战争"重新设定”了过去几十年累积出来的不平等的程度。突然间在大部分欧洲，几乎所有人都是穷人。在美国，战争期间收入不平等减弱了。军事薪酬、退伍军人权利法、配给制和战时公债帮助支撑起公共收支平衡表，减少了债务和全局的财富分配。第二次世界大战规模如此巨大、其组织和动员的考虑远非经济上的计算，富人与穷人、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口角被放到了一边。说到美国国内债权的分配，二战的经济后果和金先生的“摩登周年庆”计划不会有多少不同。
虽然狭义来说，最富有的人在零和的匮乏中失去了一些保障，战后的繁荣却使得这类匮乏不容易再发生。我们无法确定的是： 按净资产计算，即便最富有的人是否也是“输家”。作为一个先验的推论，说服富人他们损失掉的相对优势将在战后得到绝对的补偿一定很困难。我们不能保证： 如果我们试用周年庆计划而没有大战发生的话，一次涨潮是否会托举起缩小的快艇。但是很可能会的。我认为： 在情况还没有恶化到我们被迫要做出反应之前，这就是我们需要论证和主张的。
【注一】：有趣的是，即便在分配非常不均、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里，极端贫困的人也绝少回到购买低技术含量、低生产率的手工生产商品，假如这些商品富人们可以用机器高效地制造出来的话。无论如何，这些社会的穷人主要不是通过自己纺织纱线或者雇佣他人来缝衬衫的方式来获得生活必需品的。你也许会想：一旦人们没钱或没债权，他们就会像低生产率社会边缘求生的农民一样被截断与产品的联系。但是情况并非如此。也许这只是关于慈善的问题：富人也是人，人造的产品是便宜且有用的礼物。也许这只是熵：在一个大规模生产产品的社会里，要防止财富在某种程度扩散到穷人需要做大量工作。
但是，换一个思路，我们可以说：穷人集体出卖保险对付暴乱和革命，而富人乐意用适量的有效产出的商品来买单。 “社会保障”通常被认为是保护穷人的一张安全网。但是在一个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里，资金转移计划确保穷人对（只有富人知道如何管理的）生产过程的依赖，从而为富人提供了保障。这样就减少了穷人煽动变革——通过政治或其他手段——的可能性。分配不均现象在技术发达国家较稳定，在那里便宜的商品代替了每个第三世界国家贫民窟居民都有的人力资源，代替了人们几乎一无所有也能凑和着过的能力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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