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诚这部著作给很多人翻了案，贤愚善恶都须重新认识。当然不是乱翻，要翻得有理有据。谨择其中显著者简要列举如下。八卦是我加的，和这书没关系，不加没人看。
【李自成】
以往——流贼，当代定义成农民英雄。
顾诚——攻占北京后并未“迅速腐化堕落”，反倒正是因为未质变，使原本已归附的士绅大失所望，乃至人心尽失。
八卦——丁玲是其后裔（有人信么？但她儿子就是这样说的，还有无聊之人“考证”出来）。
【史可法】
以往——民族英雄。
顾诚——不通权变，坐失事机，为南明延续不断的内讧埋下祸根，对弘光政权的败亡应负重要责任。
【马士英】
以往——权奸。
顾诚——希望和衷共济却被东林复社人士怀恨，后以实际行动抗清，大节无亏。
【阮大铖】
以往——最邪恶的和永不被原谅的人。
顾诚——仅因投机而触了东林党人的霉头，被误认为阉党。
八卦——才华横溢的戏曲家。长了一脸络腮胡。
【刘宗周】
以往——学者，绝食不屈而死，惨烈。
顾诚——迂腐偏狭，矫情做作。以身殉名，死了活该。
【黄宗羲】
以往——学者、思想家、遗民。
顾诚——极力攻击马、阮，诬蔑弘光帝及邹太后，观点被其创立的浙东史派沿袭三百年，流毒至今。
八卦——十九岁时进京当堂用锥刺死了杀父仇人，同龄的崇祯帝大为欣赏。后曾出使日本求救兵。
【王夫之】
以往——学者、思想家、遗民。
顾诚——信口雌黄，倒乱史事。
【何腾蛟】
以往——民族英雄。
顾诚——心理卑污，只图割据自雄，一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瞿式耜】
以往——民族英雄。
顾诚——结成楚党，为“五虎”撑腰，排挤堵胤锡。
八卦——受洗入基督教，圣名Thomas。
【堵胤锡】
以往——名声在殉节的何腾蛟、瞿式耜之下，往往被忽略。
顾诚——南明史上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摒弃陈见联合大顺余部抗清，但受何、瞿排挤，赍志以没。
【张家玉】
以往——虽然短期投降过李自成，但后来抗清不屈而死，依然属于民族英雄。
顾诚——这叫依据实际形势变化高瞻远瞩。
八卦——长相秀美如女子，外柔内刚。
【张煌言】
以往——民族英雄。
顾诚——鞠躬尽瘁，近乎完人，但反对郑成功攻台是其局限性。
八卦——爱幸美貌侍童杨冠玉，后来两人同日赴死，葬在一处。
【郑成功】
以往——民族大英雄。
顾诚——私心自用，暗藏野心，跟张煌言貌合神离。
八卦——母亲是日本人。长子和四子的奶妈通奸并生下儿子。
其实顾诚的主要观点很简单，我概括起来就是：
第一，门户偏见要不得。所以弘光党争的案翻了，史可法、刘宗周君子未必是贤人，马士英、阮大铖小人未必是恶徒，黄宗羲、王夫之虽然各有盛名，但未必是厚道人。
第二，阶级偏见要不得。所以永历党争的案翻了，何腾蛟、瞿式耜英雄未必无私心。
第三，民族大义要拎清。他的反清立场是非常鲜明的，这个就不细说了。
另外不得不说，这本南明史非常好看，即使你当作故事来看只看其中情节，也比什么谢国桢，司徒琳，还有樊树志的《晚明史》好看一百倍。
史可法：一个平庸的忠臣
史可法悯国步多艰，忠义奋发，提兵江浒，以当南北之冲，四镇棋布，联络声援，力图兴复。然而天方降割，权臣掣肘于内，悍将跋扈于外，遂致兵顿饷竭，疆圉曰蹙，孤城不保，志决身歼，亦可悲矣！——《明史?史可法传》
“在扬州城外梅花岭，在民族英雄史可法的衣冠冢，冢前有一副对联，叫做‘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就能激发人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某人
上面是明清以来对史可法最具代表性的评价，史可法的气节和忠义确实毋庸置疑，但长久以来，史可法的形象越来越脸谱化，颇有以偏概全之嫌。而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重新爬梳史料，让我们能认识一个真正的史可法。
继承人问题
1644年的“甲申之变”后，身为南京兵部尚书的史可法成了实际上的领导者。由于崇祯帝已死，另立新君势在必行，史可法的态度就显得极为关键。当时按血统和顺序应该立福王朱由菘（万历之孙，光宗之子，崇祯之兄弟，诸王中年纪最长），但是东林党出于私心（为了掌控朝政）倾向于潞王朱常淓（东林党以“立贤”为名，但潞王也不是什么好鸟），而史可法内心倾向于东林党，但又碍于长幼秩序的伦理，于是在继承人问题上犹豫不决（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史可法当时甚至还写了一封信给马士英历数福王的“无道”）。
福王知道史可法的态度，唯恐不能当皇帝，转而寻求武将的支持，本来支持史可法的马士英也随之倒戈。一直以来，明朝本是文官掌兵，由此之后，四个将领皆得封侯，形成藩镇，开始拥兵自重。南明弘光朝的内斗自此也从未间断，一蹶不振。而一切的根源就在于史可法的优柔寡断。
固守江南
1644年清军入关，李自成的大顺军西撤。控制北京及周边地区之后，清军的战略目标并不清晰，数月间几乎停止了军事行动。清摄政王多尔衮一度并没有统一天下的目标。
此时在江南掌握大权的史可法、马士英等人却毫无恢复疆土之意。当时在河南、山东等地其实并没有多少清军，而且还要十余万抗清的义军，时人笔记就说，义军云集，以待王师。而“四镇”之一的东平伯刘泽清，甚至率领数千人入山东劫掠百姓，如入无人之境。
在当时的军事形势下，收复疆土大有可为，弘光朝中也多有大臣上言北伐，说“晋、宋之际，北方遍地胡虏，而今形势非晋、宋可比”（也就是说北方其实没有多少清军）。但史可法等人迟迟不肯定行动，只知固守江南一隅（当时南明的税赋一大半都用于军饷，军事力量绝对充足），使北方各路义军失望之极。时人言，立国半岁有余却毫无作为。
“联虏破贼”
当时大顺、南明和清三足鼎立，史可法对清采取的不是抵抗之策，而极力主张“联虏破贼”，对清军入关扫灭“逆闯”感恩戴德（在史可法给多尔衮的信中可见一斑）。对于“联虏”之策，同样身为朝臣的陈子龙曾谏言史可法，联虏只是权宜之计，自强方为根本之道。而史可法似乎一味寄望于能与清和谈。
同僚大臣也曾劝谏史可法，不要忘记北宋联金灭辽和南宋联蒙灭金的历史教训，甚至在左懋第（左懋第本意为拖延时间，探听虚实，谁知为史可法所误，被清军扣押，1645年因不降被杀）为首的“议和使团”谈判破裂，清军意欲南下之际，史可法依然置若罔闻，令人费解。
不久，多尔衮意欲兵分两路，一路西进灭大顺，一路南下灭南明。其间，大顺军在河南发起了一次反攻，大败清军。迫使多尔衮改变进军路线，两路人马同时西进，这才令弘光朝得以延续更长时间。
后世多认为弘光初立，“正人盈朝”，只是马士英、阮大铖等“奸臣”败坏纲纪导致弘光朝颓败。其实这种观点完全是由东林党大肆宣扬而成，而将其发扬光大的正是黄宗羲。
从史料看，南明弘光朝的迅速覆灭，史可法要负上很大责任，他的才能难堪大任，与马士英等人在政治能力上并无区别，只是史可法的人品道德更为高尚。
史可法可以算一个忠臣，但绝不是一个能臣，甚至有些平庸，历史的风云际会把他推向了风头浪尖。虽然这并不妨碍我们敬仰他的气节操守，但这些光环之下的，实则是一个文人在乱世之中的悲剧。
读点：残山剩水写荒凉
文/严杰夫 书评人
崇祯二年（1629年）中秋次日，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张岱坐船经过镇江北固山，正值日暮时分，“月光倒囊入水，江涛吞吐，露气吸之，噀天为白。”（《陶庵梦忆：金山夜戏》）见此壮丽景色，张岱当下移舟金山寺，并在寺里演了一出好戏。“余呼小仆携戏具，盛张灯火大殿中，唱韩靳王金山及长江大战诸句，锣鼓喧填，一寺人皆起看。……剧完，将曙，解缆过江。山僧至山脚，目送久之，不知是人、是怪、是鬼。”（《陶庵梦忆：金山夜戏》）。
就这样，一出荒诞的戏剧在垂暮中上演，在曙光中消亡。这场热闹的背后，似乎映衬了一个时代结束时所面对的荒凉。翻开史籍可以看到，在镇江金山的这出莫名戏剧上演时，北方早已战乱纷飞。这一年的六月，关外辽东的后金人已挥师南下；而隔年，即崇祯三年（1630年），“大旱，夏秋无收。李自成以驿卒失公文，盗起。”（《米脂县志》）。学过那段历史的都知道，正是这两场战事导致了明朝的败亡。
然而，一个王朝的结束，并不就此意味着它的阴影就会从历史中烟消云散。事实上，明亡清初后的这种割据形势，正是后来的士子反复追忆吟诵的 “残山剩水”。从甲申之变到大顺军残余力量李来亨部被剿灭，满清统治者花了整整20年来收拾这种“残山剩水”的局势，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也正因此，明清之季的这种局势，直接影响到后来康乾时代统治者对待地方士绅的态度，更深远地则影响到了晚清统治者在使用汉族军阀和地方势力的态度上，而再往远一点说，清末革命者所凭借的观念和口号中同样掺杂着来自于南明士绅的思想资源。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南明史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了。
南明小朝廷在历史舞台上消失未几，就已经有学者开始记录那一段历史。现代学者对“南明史”较为重要的著述大致有三种，作者分别为钱海岳、美国历史教授司徒琳以及明清史专家顾诚。其中顾诚所作的《南明史》，是其在研究明末农民起义的基础上逐渐成型的，在叙事上也不同于钱海岳的传统格局，而采用了更为现代的时间顺序。因此，顾诚的版本尤其适合读者对南明的史实进行整体把握。
当然，顾诚的这本《南明史》的特点，更在于对一些史实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首先，在时间框定上，顾诚将南明史的叙事时间的上下限分别规定为“甲申（1644年）三月十九日北京被大顺军攻克”和“1664年夔东抗清基地被摧毁”。这也改变了先前史家对南明一朝的时间划定。目前，顾诚的这一观点已逐渐被多数学者所接受。
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历史人物的点评，顾诚给出了不同的观点。在顾诚的笔下，南明一代势力大致被划为三大集团：朱明王朝遗族及围绕其的汉族官僚集团、满清统治者及支持满清的汉族官僚、以大顺军、大西军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军。对于第一集团，顾诚给予了“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批评；对于满清统治者以及追随者，则给予无情地鞭挞；对于农民起义军，顾诚则基本持肯定态度，尤其是对李定国等农民起义军领袖给予极高的历史评价。
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顾诚对于部分人物的评价进行了“颠覆”，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史可法。作为弘光政权的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被尊为 “史阁部”的史可法一直以来都是以民族英雄的形象出现。但是，在顾诚这里，史可法起码“罪行有三”：第一，史可法在定策拥立上犯了优柔寡断的错误，错失了定策的最好时间，从而使得马士英等乱臣获取了先机，也为弘光一朝的四镇格局埋下了伏笔；第二，在史可法主导下采取的“联虏平寇”方针，导致了弘光政权的灭亡；第三，最为重要的，以上两个错误的根源都在于史可法作为“遗明阁老”所抱持的“门户之见”，他不仅认为只有明朝正统的官僚才能担负起恢复明朝的统治，而且还极力捍卫东林党人的利益和权势，一心排斥异己，正是这种狭隘的执政思想导致了弘光政权在政策选择上一错再错。在顾诚的笔下，对史可法的这种批判，彻底颠覆了他被塑造起来的传统形象，代以的则是一个庸碌、胆小而又顽固的官僚形象。
胡适曾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按这个标准来看，顾诚所作的这些颠覆的合理性，不仅是来自理论立场，更来自对历史文献的细查探究。根据粗略的统计，顾诚撰写这本《南明史》引用的方志达到247部，引用的数目更是达到了579种，这真正可谓是“批沙沥金”了。而这种详细考证出来的历史观点，即使仍存在进一步探讨的可能，但对于我们去重新审视那阕“残山剩水”下的故人和故事，就已经具有了极大的参考价值。更为难得的是，南明一朝的资料卷帙浩繁，线索也庞杂无绪，在《南明史》中呈现出的叙事却是“处乱不惊、一丝不苟”，这就足以证明顾诚在考证上所下的工夫了。
令人触动的是，顾诚偶然也会毫不掩饰地表达出自己的情感。例如，在写到弘光皇帝被手下叛将活捉献给清方时，顾诚老师特意摘录了一段屈辱凄惨至极的文献：“田雄负弘光皇帝于背，马吆唤执弘光二足。弘光恸哭，哀求二人。二人曰：‘我之功名在此，不能放你也。’弘光恨，啮田雄项肉，流血渍衣。” （郑达《野史无文》卷十一《黄斌卿传》）我想，特意呈现这段记载的用意，不仅是想要抨击汉族官僚首鼠两端时所表现出的穷凶极恶的无耻，恐怕也是要抒发整个南明史中那“残山剩水”被入侵者一寸一寸蚕食的悲凉。
这样来看，顾诚的这本《南明史》也就和张岱的《陶庵梦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当年的张岱在金山寺里演出如此充满隐喻的“荒诞剧”，之所以包含着深长的意味，说到底不过是因为作《陶庵梦忆》时的张岱，已经经历了“喧闹后的寂静和荒凉”。于是，后来的张岱“以文为史”，写出了《石匮书·石匮书后集》这部浩荡的史书。而顾诚倾注在这本《南明史》中的有节制的情感，也在让我们感受那些“亲者痛、仇者快”的历史场面时，不得不去赞叹他那“以史为文” 的功力。于是，在顾诚离世八年之际，再版这本《南明史》，无疑就是最好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