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伯特·赫希曼和失败的力量。
文/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
赫希曼是个规划师，却注意到没有事情是按照计划发生的。插图/里卡多·马丁内斯
19世纪中期，连接波士顿和哈德逊河的铁路线路进入了关键施工期。这条铁路贯通格林菲尔德、马萨诸塞州，抵达特洛伊城和纽约。工程需要在胡沙克山打隧道，而它的厚度将近五英里，是个巨大的工程阻碍，将迪尔菲尔德峡谷和哈德逊河的支流阻隔开来。
詹姆斯·海沃德（James Hayward）是新英格兰最著名的铁路工程师之一。他估计打穿胡沙克山的成本最多为200万美元，在可控范围之内。这位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主席，也是个有建树的地质学家。他说这座山由软岩石构成，只要工程师打破岩石表面，挖隧道会相当容易。“胡沙克山……被认为是波士顿和大西洋间的唯一障碍，”项目发起人阿瓦尔·克罗克（Alvah Crocker）这样说道。
所有人都错了，挖掘胡沙克山实际上成了场噩梦，工程花费比预算多出了九倍多。要是参与工程的人知道他们所面对的挑战的真实情况，谁也不会资助特洛伊-格林菲尔德铁路。但是如果他们不捐资建造这条铁路，马萨诸塞州西北部的工厂就不能够如此轻松地使用船运把货物船运送到不断拓展的西方，货运的成本会居高不下，马萨诸塞州将变得无法预计的贫穷。所以说，无知是进步的障碍，抑或是进步的先决条件？
去年12月逝世的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Hirschman）很喜欢这类悖论。他算得上是个“规划师”，属于那一类构想宏大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和大胆计划的经济学家。他的目光放在了意外后果和违反常规的产出，还有一个令人疑惑的情况，即两点之间最短的线段往往是个死胡同。
《隐藏着的手原则》是赫希曼经久不衰的文章之一，它对特洛伊-格林菲尔德这桩“荒唐事”做出了解释，随后提出更加一系列精心编写的悖论。赫希曼研究了卡纳夫里的大型造纸厂。他们位于当时的东巴基斯坦，在这里建造造纸厂是为了利用吉大港山区（Chittagong Hill Tracts）广袤的竹林。然而，造纸厂联网之后不久，竹子意外地开花，接着就死亡了。人们知道这个现象大约五十年左右就会出现一次。死亡的竹子无法用于制浆，顺流而下的时候会完全裂开。由于无知以及规划不合理，这个耗资几百万美元的崭新工业产房突然之间没有了生产所需的原材料。
但让赫希曼印象深刻的是经营者的危机应对。造纸厂的经营者很快找到其他方式从贯穿东巴基斯坦的村庄引入竹子，利用该国的众多水道形成一条新的供应链。他们启动了研究规划，寻找生长迅速的竹子品种来取代死亡的竹子，并且开辟了一块种植试验田。此外，他们发现其他种类木材的造纸效果和竹子一样好，结果工厂有了之前难以想象的多样化原材料。如果盲目的规划没有导致卡纳夫里工厂出现危机，造纸厂的经营者就不会被迫创新，这个工厂也就不会像后来那样有价值。
“我们在此面对的可能是一个通用的行为准则，”赫希曼写道。
创造力总是来得很突然，因此我们从不指望它，在它到来之前也缺乏勇气相信创造力。换句话说，我们不会有意识地参与那些明确要求有创造力才能成功的任务。因此，充分发挥自身创造性资源的唯一途径就是误判任务的内容，在把真正的创造力呈现给自己的时候，要用一种更常规、更简单、更容易理解的方式。
赫希曼从这里开始着重分析。他继续说，人们不寻找挑战，常会因为错误地认为新任务没有挑战性而接受它或投身其中，因为这些任务看起来更容易，更可控，尽管事实并非如此。”这就是“隐藏的手”原则，源于自亚达斯密的“隐形的手”。冒险的企业家却不把自己当成冒风险的人，因为他有一种有用的错觉，认为他的尝试没有风险。然后，人们困在半路，发现了真相。由于现在回头为时已晚，他们被迫完成这项工作。
“由此我们最终得到的经济论证十分类似基督教经常说的一个偏好，即场基督教常常更偏爱悔过的罪人，而不是从没有违反教义的人。”赫希曼在这篇1967年的随笔中写道。成功是从失败之中慢慢孕育而生的：
“没有毁灭我的，让我更强壮。”尼采这句著名的格言本质上也表达了相同的思想，正如人们预先的那样，他体现出了很不相同的情绪。这句话令人钦佩地提炼出近几十年经济发展工程的部分历史。
几乎和其写作一样，赫希曼没有让自己的论证充满数学公式和复杂的模型。他探讨的对象是经济，但体现的是文学精神。他借鉴众多文学人物，布莱希特，卡夫卡，弗洛伊德，福楼拜，拉罗什富科，孟德斯鸠，蒙田，马基雅维利，更别说荷马了。他记住了奥赛德的大量章节。阅读赫希曼的乐趣不仅来自他结论的独创性，还因为他独特的呈现方式令人愉悦。看看以下来自同一篇随笔的文字（并且记住这是出自一个经济学家之笔）：
尽管我们相当愿意甚至渴望赞同一个历史学家的发现，认为我们无意中卷入了令人羞耻的历史事件，比如战争，我们却不愿意妥协屈服——实际上我们发现很难去想象——我们崇高的成就，诸如经济，社会或政治进步，本可以借由阻碍而非细致的计划得到……语言本身与这种不对称合谋：我们陷入错误，但通常不说落入真相。
《入世的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一生磨练》（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这本书是一本出色地描绘出赫希曼的传记。阿德尔曼对赫希曼的描述栩栩如生，文笔优美，给我们呈现出一位20世纪最杰出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让人过目难忘。
1915年赫希曼出生于柏林的一个犹太家庭。他的父亲是位外科医生，一家人住在靠近蒂尔加滕的使馆区。赫希曼身材修长，样貌英俊，好像使用阿伯特·加缪的模子刻出来的。他衣着优雅，舞技娴熟，会说六种语言，尤其钟爱回文。但赫希曼也有些心不在焉，注意力不集中。阿德尔曼写道，赫希曼在演讲的时候会走来走去，喃喃自语。他喜欢在句子中间停顿，用右手支起脸颊，眼神向上游走紧紧盯着天花板上的污点。“每当在某个地方上了车，他就会给妻子打电话，他曾说过这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把车放在路边的另外两辆车边上。”他的一个朋友说，“你跟他说话的时候，要过五到十秒钟他才会露出任何痕迹表示他在听你说话。”但只要他全身心投入对话，你会发觉他是多么令人倾倒。
对赫希曼有着重大影响的人是他的姐夫，意大利知识分子尤金尼奥·科洛尔尼（Eugenio Colorni）。科洛尔尼和赫希曼情同手足。二战期间，科洛尔尼被落得的法西斯暴徒杀害，赫希曼悲痛欲绝。阿尔德曼写道：
科洛尔尼认为质疑具有创造性，因为它使得人们有另一种方式看待世界，这样可以让人们走出难以摆脱的循环和自我消沉。某些机构认为一个人必须明白在行动之前要全面了解情况，这种信念是行动的先决条件。但质疑实际上可以激发人们意识到：脱离政治策略造成的意识形态束缚，接受一个人知识掌握的局限，这样就可以使机构摆脱自身对上述认识的依赖。
赫希曼和科洛尔尼之间一再重复的对话就是他们希望“证明哈姆雷特错了。”哈姆雷特本不该被他的质疑困住，反而应该因为质疑得到解放。哈姆雷特对自己要求过高，认为自己应该完美。科洛尔尼和赫希曼却不这么认为。科洛尔尼写道，勇气要求“有一直防范自己的意愿”。
质疑并不代表置身事外。1936年夏天，赫希曼志愿参价在西班牙的战斗，对抗受到德国支持的佛朗哥将军的法西斯。当时赫希曼21岁，住在巴黎，刚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回来。他和众多来自德国和意大利的人是第一批坐火车前往巴塞罗那的志愿者。赫希曼说：“我一听说有机会做点实事，就马上行动起来。”
赫希曼很少提及在西班牙发生的事。阿德尔曼回忆道，几十年后阿伯特和妻子萨拉一起去看关于西班牙内战的电影，看过之后萨拉问阿伯特：“真的是那个样儿的吗？”他巧妙地回避：“是的，这是一部好电影。”在这件事上以及其它一些事，萨拉感到丈夫不愿多说。然而，正如阿德尔曼所言，“她无法忘记留在赫希曼脖子和腿上的伤疤。”
阿德尔曼将赫希曼的沉默解读为觉醒：“柏林和巴黎对左翼政策无休止的争辩不仅是场闹剧，它是一出史无前例的悲剧。”赫希曼见证了共产党员进驻，在他心里，这项事业的精神遭到污染。它深深滴伤了赫希曼的心，但他开始意识到质疑引发的行动让失败。西班牙是场悲剧，但对他而言又是一场实验，而且实验出了问题。
赫希曼喜欢说自己有“自我颠覆的癖好”，甚至还以此给自己的书当标题。他限制、质疑并回避习惯，在痴迷伟大的理论化方面从不那么相信自己。赫希曼追求“小想法”，因为他自己说，喜欢尝试“逐渐理解部分现实，认为观察的角度或许是主观的。”有一次，一位世界银行主管给他一篇文章，上面提到了“赫希曼信条”。赫希曼回复说：“很不幸，（或者我更愿意认为是幸运的）没有赫希曼经济发展学校，我也不能说有一大群学员，然后某某可以在找到一个能和你按照这些文字共同工作的人。”
赫希曼一生都在不断奔波。他先是伦敦和意大利接受研究生训练，后来在西班牙参加战斗，接着在法国经历了二战的第一阶段，随后前往美国。“移民是我第四阶段的生活——或者说是第五段？”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赫希曼接受了伯克莱大学的奖学金（在这里他遇见了未来的妻子萨拉，她同样是位移民），为北美和欧洲的战略情报局工作了一段时间。由于战争结束，他在联邦储备委员会工作了一段时间。赫希曼在这里感到越来越不高兴，于是回到位于舍维查斯(Chevy Chase)的家，陪伴妻子和两个女儿，不再继续自己的研究，埋头研读卡夫卡。阿尔德曼说，赫希曼在华盛顿为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效力，提供“思考背后的思考”，最终却被拒绝转移到巴黎，原因是没有通过国家安全审查。赫希曼此时三十五岁左右。他一时兴起，举家搬到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并在此为世界银行的项目工作。阿尔德曼写道，赫希曼用手边的纸笔在这个国家纵横交错地规划，检查灌溉工程，和当地银行家谈论农场贷款，胡乱计算道路建设成本。
哥伦比亚当时还处于内战之中，萨拉给父母写信说她一家决定搬到哥伦比亚。她解释道：“我们都意识到你应该想想未来，为孩子们打算打算。但是我觉得我们都莫名地感觉到知道什么才是最好是不可能的，因此现在才更加重要。因为如果现在可信赖且良好，那就要比你做出的任何计划都更能为美好未来打下可靠的基础。”多数人不会离开赛维塞斯的家，不会放弃华盛顿的工作保障而前往一个第三世界国家，那里的街道上游荡着武装黑帮，因为他们肯定哥伦比亚是个错误。赫希曼相信这是原则问题，你无法得知哥伦比亚会不会是个错误。当它确实发生时，这个家庭在西班牙度过的四年是最快乐的时光。赫希曼在一生中一次次返回拉丁美洲，他在那里学到的东西成为了其最辉煌著作的原材料，他的质疑是天赋，而不是诅咒。
1958年，赫希曼出版自己第一本重要的书籍《经济发展策略》。他当时从哥伦比亚回到美国，在耶鲁大学工作。他曾经目睹一个国家努力摆脱贫穷，因此写下这本书尝试理清自己的这次经历。当时，他钻研心理学和精神分析方面的典籍，迷上了负面情绪的功用，比如沮丧，进攻性，尤其是焦虑。障碍导致沮丧，沮丧引发焦虑。没有人想变得焦虑，但是难道焦虑不是最强大的动力吗——这种情绪能驱使最不情愿的党派接受某种解决方案？
在发展经济学领域，这种思想被视为异端。世界银行等组织的人拦截第三世界国家时，他们总是试图清除发展障碍，减少经济焦虑和不确定性，他们想要建桥修路，修建大坝和机场，，以此保证经公司企业遭遇最少的发展障碍，但是正如赫希曼对卡纳普里河造纸厂和特洛伊-菲林费尔德“荒唐事”等研究案例的思考，他相信，他的专业让自己反向思考，他的职业应该拥抱焦虑而不是消除它。
他在接下来的文章《经济发展战略》中写道：
技能、资金和投资者信心必定是经济进步的基础，它们的积累需要循序渐进，需要耐心，而法律、秩序和国内斗争的缺失似乎明显是这些积累的先决条件。然而我们现在知道的是，北美好战的印第安人的存在以及他们同盎格鲁撒克逊定居者间旷日持久的冲突应该是巨大的优势，因为它使得内部需要系统的、精心规划的进步。而内部总是保持着同东方成熟群体的货物和文化联系。相反，巴西腹地开放，没有争议，结果就是一旦土地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大量占领，这些开路先锋会在经济和文化上遭受孤立，发生倒退。
在那段时期，发展经济学家有冲动移除“阻碍”实现增长，突然间改变政策，和“好战的印第安人”建立强大的第三方交易。但是这样会把北美变成巴西，开路先锋永远不会被迫和东方在货物流通方面取得系统性的、精心规划的进步。
发展中国家要求的不仅仅是资金。它们需要作出艰难的经济决定的实践。经济进步是成功的习惯产生的，赫希曼觉得没有比些许逆境更好的老师了。他宁愿鼓励处于草根阶级的定居者和企业家，让他们学会如何自己应对这些阻碍，而不是让援助使其接受者变幼稚。在某个拉丁美洲的晚宴上，他喜欢讲他是如何费尽周折查出一个学术同仁的电话号码的，“我问某某会不会被列入电话簿。有人说着个电话薄只列出那些移民或者死亡的人的电话，这话让我的提议没了希望……由于在过去一些日子里有些人询问过如何联系某某，经济学家说某某的追求者肯定很多，联系起来必定很困难。于是人们认为没法联系某某而不再尝试，所有人度过了欢乐的夜晚。”
回到宾馆房间，赫希曼翻看电话本，发现了朋友的电话，于是马上给这位朋友打电话。
发表《经济发展战略》之后一些年，赫希曼应世界银行的邀请主持它的一些项目的调查。他写自己的旅行日记，基本上黄绕了地球一圈：萨尔多瓦的发电厂，厄瓜多尔的道路，秘鲁的灌溉工程，乌拉圭的牧草改良，埃塞俄比亚的无线电通信，乌干达的输电工程，苏丹的灌溉工程，尼日利亚的铁路现代化，印度的Damodar Valley电力公司，泰国的卡纳普里河造纸厂和灌溉工程以及意大利的一项灌溉工程。
阿德尔曼被赫希曼旅行笔记中的乐观打动。这位经济学家对促使工程完工的各种方式充满兴趣，不管是忽略了困难还是因为困难。
与其关心这个项目有何收益，更切题的是，它带来了多少冲突，引发和经历了多少场危机。按照结果来看，这些冲突危机的出现是利弊共存或者有时只有利有时只有弊。（结果在很长时间内都无法准确知晓，甚至永远无法知晓。）
只有赫希曼愿意周游世界，满意地下结论他不会有结论——很长一段时间，或者永远。他是一个完全不相信规划的规划师，想要提醒其他经济学家：他们试图修复的很多问题既不会在没有修复的情况下变好，也不会是首先要对待的问题。
晚年的时候，赫希曼在德国做一个调查。当麻药的药效消失时，赫希曼就问外科医生：“香蕉为什么是弯的？”医生耸了耸肩表示不清楚。即使在当时，赫希曼也没有忍住讽刺经济规划同事：“因为没有人去丛林里给它矫正成直的。”
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赫希曼为法国效力，他劝自己的司令给它虚假的法国文件，然后他变身为阿尔伯特·赫尔曼。在德国攻陷法国后，赫希曼和数千难民最终来到马赛，他在这里得知一个叫瓦里安·福莱（Varian Fry）的美国人以紧急援救委员会成员的名义要来法国。这个美国团体旨在帮助更多的犹太难民逃出法国。赫希曼和福莱在火车站见了面，并带他回到完美酒店（the Hotel Splendide）。他们两人一拍即合。
福莱可以拿到美国签证，但是需要赫希曼帮助他找出逃亡西班牙的路线，购买假签证和身份文件，以及走私资金支持这次行动。赫希曼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信手拈来，他说起意大利语就像一大人，德语就像德国人，说法语就像法国人，还有大量伪造文件，包括一张证明“没有参加俱乐部的人俱乐部”会员的卡。看到这些，福莱开玩笑说，他就像个揣着一堆不在场证明的罪犯。福莱给赫希曼起了个昵称叫Beamish，表示他魅力不可挡。从1940年开始，紧急援救委员会协助解救了成千上万的人脱离法西斯的魔抓，其中就有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马克·夏卡尔(Marc chagall)，马歇尔·杜尚（Marcel Duchamp），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阿尔玛·马勒（Alma Mahler）。
赫希曼不愿意说起自己在马赛的日子，也不愿意谈论自己参加的西班牙内战战役。赫希曼刚进入四十岁的时候在伯克莱大学，被安排到国际屋，其他研究生很希望他讲讲他在欧洲的遭遇。阿尔德曼写道，“作为新人的赫希曼坐在那，手帕缠在手指上，紧张地等待通过的呼叫。”赫希曼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国际屋。“我受不了别人当我是一个世界奇迹或者什么类似的称谓，”他后来回忆道，“我只想是我自己。”
赫希曼最接近解释自己动机的时候是在他最著名的作品《退出、呼声与忠诚》，即使在这时候也只有些暗示。赫希曼喜欢对比人们在处理运转不佳的机构组织问题时采用的两种策略。“退出”是用脚投票，表示你不乐意把生意转移到其他地方，“呼声”是驻守原地，发表意见，选择争取从内部实施改革。
在本书的前面部分，赫希曼援引保守派经济学家米尔顿·佛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米尔顿认为校园证明应该取代目前的公共学校体制。“家长们原本可以让孩子同一个学校退学，转到另一个学校，从而直接表达对学校的观点，并且这种做法的数量应该要比现在可能的要多。”佛里德曼写道，“一般来讲，他们通常选择改变居住地来实现这一步，。其他人通过难以真正解决问题的政治渠道表达观点。”
赫希曼写道，这“几乎完美地体现出经济学家喜欢退出抵制发声的偏见。”
首先，弗里德曼认为退出是表达一个人对某个组织不赞同观点的“直接”方式。经济学训练不足的人可能会天真地认为表达观点就是直接说出口。第二，说出自己观点的决定和使其赢得支持的努力被弗里德曼轻蔑地称为诉诸“难以解决问题的政治渠道。”但是除了对这些渠道进行研究、使用以及希望获取缓慢改善之外，政治和民主进程还有什么作用？
赫希曼指出几种“退出”无法给表现不佳者有用信息的方式。当批评者离开时，垄断者对这些事情感到释然吗？“手握懒散垄断权的那些人实际上可能希望给那些言论不顺耳的人创造有限的退出机会，因为他们对此有利益诉求，”他写道。私立学校的增长对不称职的公立校区来讲最棘手，因为他们吸引那一类强烈鼓吹改革的家长。
在赫希曼优雅的句子背后，你可以听到申。退出是被动的，它是静默的抗议，但对他而言，静默的抗议太容易了。“证明哈姆雷特错了”为的是证明面对质疑采取行动的重要性，还有面对恐惧行动。发声体现勇气，他在西班牙对抗法西斯，以失败告终。纳粹开始搜寻犹太人的时候，他再次反抗。“扩大行动意味着赫希曼的工作越来越需要在马赛的街道、酒吧和妓院中进行，以此扩大这次行动的波及范围，”阿德尔曼写道，“如果这次行动需要主心骨的话，他就是赫希曼，这是他该充当的角色。”
Beamish对难民进行筛选，剔除潜在的告密者。他先后用花言巧语虏获捷克人、波兰人以及立陶宛执政官来提供虚假通行证。他和马赛帮派以及神秘的俄罗斯移民做交易，把资金送进法国，在妓院里举行秘密会议。有几次他差点被抓，但都依靠自己的魅力转危为安。
当马塞政府最终发现赫希曼的意图后，他拿着伪造的立陶宛文件，徒步穿越庇里牛斯山逃到了西班牙。在前往美国的船上，赫希曼打打乒乓球，下下棋，还邂逅了一位捷克女人。正如阿德尔曼杰出的传记所说，读者很难不为阿尔伯特·赫希曼所折服。一位曾经和他在马赛共事的同事在多年以后仍记得他，“一个英俊的人，双眼散发着灵魂气息……领会所有事情后，他的头稍微向一边翘起，我觉得这样一个德国知识分子总是试图解决所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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