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丈夫斯图尔特去世后的几个星期里,我经常会想起琼.迪迪翁和她写的的书《一年奇思》,以及她深爱的丈夫约翰·格雷戈里·邓恩,在家里客厅坐着时,突发心脏骤停去世的情形。
在斯图尔特生病期间,我曾认为迪迪翁女士很幸运,没有经历一个漫长的告别期。一个人花十年照料病人,会增加多少痛苦--匆匆赶往医院,在急救室里备受煎熬,长年进行化疗和放疗。这是一条只通往病情不断恶化的路,一个175磅重,喜欢爬山和跑马拉松的男人,被折磨成了肝肾脏衰竭,只剩下118磅重的一幅骨头架子。
在过去的十年里,死亡一直笼罩着我们,可现在它已经逼上门了。
他说:“我总是幻想在最后一刻,医生会拿出灵丹妙药。”
然后又会问,“死会是什么样子?”
我回答到:“我不知道。”
生离死别渐渐临近。他什么都清楚,但不愿意想这件事。对我而言,疾病已经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根本不敢想它会结束。时间是我们唯一的朋友。他的病肯定会恶化,但不会马上要命。总会有点儿更多的时间。
随后,他开始变得发黄,像南瓜那样的颜色。但我们依然观看“危险”和布莱恩·威廉姆斯主播的电视节目:保持着生活的正常状态。
一直到了三月份的最后时刻,才有了下面的谈话。
肿瘤医生突然说:“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这一时刻终于降临,并不意外,但却让人有些难以置信。
临终关怀开始了。他厌恶“临终关怀”这个字眼,因为它固化了现实。
我说:“人死时都要有临终关怀。”
他声色俱厉地说:“在一个匣子里。“
我们打算让斯图尔特在家里过世。临终关怀计划给我们提供了一架步行器,一台制氧机,一张病床,一个便携式便盆,还有一包药,这些药必须有护士的许可才能打开。最主要的药是吗啡,是口服的液体状。
他们说斯图尔特需要24小时的护理。他不想让陌生人呆在家里,因此反对这个意见。我害怕在他去世时,我要独自面对。还有,如果我无法减轻他的病痛会发生什么状况?每天,他的病情都会恶化一点儿。
6月21日早上,他起床后没用步行器,走到了卫生间。
我请求他:”请一定要用步行器。如果你摔倒了,就会骨折,那会让你痛不欲生。“
”我能行,我能行。“
头天晚上,护士曾提出用海绵给他擦洗身子,但他谢绝了,说自己太累了。他已经有很多日子没有正经洗过澡了。
我自告奋勇地提出:”让我来给你洗次海绵浴吧。“
他从来不让我管他自己个人的事,可今天,在我给他脱衣服时,他却很情愿地坐在床角。他的全身都泛着黄色,我把肥皂打在海绵上,拿着浴巾给他擦洗。这是个亲密的时刻,我们俩之间很少有,我用润肤膏给他按摩背部、胸部、胳膊和大腿。
他低声说:”感觉真爽。“
我想,琼.迪迪翁从来都没有这样的机会。
我给它穿上衣服,他要自己的步行器。可我还没完事,我想给他梳头。在我们结婚的52年里,我从来没给他梳过头。
他说:”好啊。“而且笑了。
我小心翼翼地给他梳理。然后我退后了几步,仔细打量着他。
我真心地说:”你看上去很帅。“
那天晚上,护士走了,天亮后,护士还没来时,我帮着他来到客厅,坐到他最喜欢的那张椅子上。我去做早饭,我可以从厨房里看到他。他看了看报纸,并简单和他的经纪人聊了几句,然后说他感觉不太舒服,想上床休息。
我说:”别动,我来帮你。“
在他抓着步行器的把手时,我把我的手伸到他的腋下使出全力帮他站起来。他已经几乎站起来了,就在这时,突然他的胳膊腿变得和没有生命的木偶一样,不省人事一下又摔落到椅子里。他双眼紧闭,我以为他肯定死了。
我跑去打电话叫临终关怀人员。
在斯图尔特慢慢苏醒过来时,护士也到了;他痛苦不堪地扭动着。给他服用了些吗啡,但疼痛并没有减缓。护士告诉他需要到医院去治疗--用静脉注射更强的药物--他不能在家里舒舒服服地死了。
他没有理睬她。他想站起来走路,但却无能为力。最重要的是,他想活下去。
护士直言相告:”你就要死了。“
他的双眼充满了怒火。他不会屈服。
护士继续说:”这可能是你头脑清晰的最后时刻。“”你的妻子在这里,你想对她说些什么吗?“
我从他的眼里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那是一种温柔。可能是终于接受了现实。他看着我;我浑身颤栗,沉默无语。
护士抓着我的手,把我拉到他的身边。
护士催促道:”斯图尔特,你有什么想说的?这是最后的机会。“
他是说给我听的。但是他说话的语速太快,我现在已经无法确切记清他说的话了。随后,他就陷入了昏迷,被救护车迅速送到了加略山医院,他在那里安详地过世了。
我们结婚了52年。一个有理智的人夫复何求?而且,如果说我还有一个愿望,我希望能再多给我五分钟时间。虽然最后的十年我们过得很痛苦,但我觉得自己要比琼.迪迪翁幸运。
在我参加的丧亲人员相互慰籍的小组中,一个对自己妻子的去世哀伤不已的参与者,说到”为在妻子的最后一程中,能在她身边送她上路而感到荣幸。“我明白他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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