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丈夫斯图尔特去世后的几个星期里，我经常会想起琼.迪迪翁和她写的的书《一年奇思》，以及她深爱的丈夫约翰·格雷戈里·邓恩，在家里客厅坐着时，突发心脏骤停去世的情形。
在斯图尔特生病期间，我曾认为迪迪翁女士很幸运，没有经历一个漫长的告别期。一个人花十年照料病人，会增加多少痛苦--匆匆赶往医院，在急救室里备受煎熬，长年进行化疗和放疗。这是一条只通往病情不断恶化的路，一个175磅重，喜欢爬山和跑马拉松的男人，被折磨成了肝肾脏衰竭，只剩下118磅重的一幅骨头架子。
在过去的十年里，死亡一直笼罩着我们，可现在它已经逼上门了。
他说：“我总是幻想在最后一刻，医生会拿出灵丹妙药。”
然后又会问，“死会是什么样子？”
我回答到：“我不知道。”
生离死别渐渐临近。他什么都清楚，但不愿意想这件事。对我而言，疾病已经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根本不敢想它会结束。时间是我们唯一的朋友。他的病肯定会恶化，但不会马上要命。总会有点儿更多的时间。
随后，他开始变得发黄，像南瓜那样的颜色。但我们依然观看“危险”和布莱恩·威廉姆斯主播的电视节目：保持着生活的正常状态。
一直到了三月份的最后时刻，才有了下面的谈话。
肿瘤医生突然说：“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这一时刻终于降临，并不意外，但却让人有些难以置信。
临终关怀开始了。他厌恶“临终关怀”这个字眼，因为它固化了现实。
我说：“人死时都要有临终关怀。”
他声色俱厉地说：“在一个匣子里。“
我们打算让斯图尔特在家里过世。临终关怀计划给我们提供了一架步行器，一台制氧机，一张病床，一个便携式便盆，还有一包药，这些药必须有护士的许可才能打开。最主要的药是吗啡，是口服的液体状。
他们说斯图尔特需要24小时的护理。他不想让陌生人呆在家里，因此反对这个意见。我害怕在他去世时，我要独自面对。还有，如果我无法减轻他的病痛会发生什么状况？每天，他的病情都会恶化一点儿。
6月21日早上，他起床后没用步行器，走到了卫生间。
我请求他：”请一定要用步行器。如果你摔倒了，就会骨折，那会让你痛不欲生。“
”我能行，我能行。“
头天晚上，护士曾提出用海绵给他擦洗身子，但他谢绝了，说自己太累了。他已经有很多日子没有正经洗过澡了。
我自告奋勇地提出：”让我来给你洗次海绵浴吧。“
他从来不让我管他自己个人的事，可今天，在我给他脱衣服时，他却很情愿地坐在床角。他的全身都泛着黄色，我把肥皂打在海绵上，拿着浴巾给他擦洗。这是个亲密的时刻，我们俩之间很少有，我用润肤膏给他按摩背部、胸部、胳膊和大腿。
他低声说：”感觉真爽。“
我想，琼.迪迪翁从来都没有这样的机会。
我给它穿上衣服，他要自己的步行器。可我还没完事，我想给他梳头。在我们结婚的52年里，我从来没给他梳过头。
他说：”好啊。“而且笑了。
我小心翼翼地给他梳理。然后我退后了几步，仔细打量着他。
我真心地说：”你看上去很帅。“
那天晚上，护士走了，天亮后，护士还没来时，我帮着他来到客厅，坐到他最喜欢的那张椅子上。我去做早饭，我可以从厨房里看到他。他看了看报纸，并简单和他的经纪人聊了几句，然后说他感觉不太舒服，想上床休息。
我说：”别动，我来帮你。“
在他抓着步行器的把手时，我把我的手伸到他的腋下使出全力帮他站起来。他已经几乎站起来了，就在这时，突然他的胳膊腿变得和没有生命的木偶一样，不省人事一下又摔落到椅子里。他双眼紧闭，我以为他肯定死了。
我跑去打电话叫临终关怀人员。
在斯图尔特慢慢苏醒过来时，护士也到了；他痛苦不堪地扭动着。给他服用了些吗啡，但疼痛并没有减缓。护士告诉他需要到医院去治疗--用静脉注射更强的药物--他不能在家里舒舒服服地死了。
他没有理睬她。他想站起来走路，但却无能为力。最重要的是，他想活下去。
护士直言相告：”你就要死了。“
他的双眼充满了怒火。他不会屈服。
护士继续说：”这可能是你头脑清晰的最后时刻。“”你的妻子在这里，你想对她说些什么吗？“
我从他的眼里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那是一种温柔。可能是终于接受了现实。他看着我；我浑身颤栗，沉默无语。
护士抓着我的手，把我拉到他的身边。
护士催促道：”斯图尔特，你有什么想说的？这是最后的机会。“
他是说给我听的。但是他说话的语速太快，我现在已经无法确切记清他说的话了。随后，他就陷入了昏迷，被救护车迅速送到了加略山医院，他在那里安详地过世了。
我们结婚了52年。一个有理智的人夫复何求？而且，如果说我还有一个愿望，我希望能再多给我五分钟时间。虽然最后的十年我们过得很痛苦，但我觉得自己要比琼.迪迪翁幸运。
在我参加的丧亲人员相互慰籍的小组中，一个对自己妻子的去世哀伤不已的参与者，说到”为在妻子的最后一程中，能在她身边送她上路而感到荣幸。“我明白他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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