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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还是毁灭?”:人生的意义
译者: 咬文嚼字ing 原作者:Roy F Baumeister

发表时间:2013-11-14

相对于人生的快乐,人生的意义更是一个难解的斯芬克斯之谜。跟随作者清楚明白、深刻生动的论证,我们一步步揭开人生意义的神秘面纱。这是一段充满奇妙与发现的愉快旅程,因而值得你去探索。

作为父母,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只要孩子活得快乐就好。却很少听到他们说过,我只要孩子活得有意义就行。可是,意义似乎又正是大多数人为自己所努力寻求的东西。我们恐惧于意义的空无。我们总是为我们文化中各个方面的虚无主义论调倍感焦虑。每当我们失落人生的意义之时,我们就变得心灰意冷,百无聊赖。意义为物,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们又为什么如此需要它?

让我们从后一个问题开始讨论。毋庸置疑,人生的快乐和意义经常是彼此重叠在一起的。或许这是因为,一定的意义之存在是拥有快乐的先决条件,一个必要而不充分的条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人们只是出于纯粹工具性的理由去追求意义,视它为获得快乐的手段而已。但除此之外,我们是否还会为了意义本身的理由去追求意义?如果不会,我们又如何解释,有时人们宁愿过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而不是快乐的生活。

意义与快乐的区别这个问题,正是我们一个研究项目的关注焦点。这一研究,由我和另外三位社会心理学的同仁共同主持,他们是Kathleen Vohs, Jennifer Aaker and Emily Garbinsky,该研究的成果发布在八月份的《积极心理学》杂志上。我们对近400位美国普通公民做了一项调查,他们的年龄分布在从18岁到78岁的范围之内。在调查中,他们会被问到,你认为你的生活的快乐程度如何,生活的意义程度又怎么样。由于我们没有提供快乐和意义的定义,所以,调查主体对问题的回答,完全立足于他们各自对这两个词的理解。 再加上大量其他问题的统计研究,我们最终发现了哪些因素和快乐相关,哪些因素和意义相关。

毫不奇怪,研究结果显示出,这两类因素有很大一部分重叠在一起。几乎有近一半的人生意义上的变化,可以归于快乐的影响,反之亦然。然而,我们可以通过统计学上的控制手段,将两种因素完全分开,找出每一方因素中不受对方干扰,能够独立发生作用的、处在重叠之外的那部分因素。我们还进一步限制我们的研究,只寻找对人生的快乐和意义有相反作用的那一类因素,或者至少是与一方有正相关关系,但与另一方毫无正相关的痕迹的因素(即负相关或零相关)。利用这一方法,我们找到快乐与意义相互区别的五个方面,随之也产生五种截然不同的好生活的形式。

第一个方面的不同相关于取得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和要求。毫无疑问,满足人的基本欲求,是产生快乐的可靠源泉,但这对于增加人生的意义,却丝毫没有任何作用,甚至连没有都谈不上。如果人们觉得他们的生活是舒适而不是困苦的,他们就会更快乐。快乐的人也总是宣称,他们有足够的金钱购买他们的所需和所求。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也会给人带来快乐而不是意义。健康的人确实比生病的人要更快乐,但是,我们并不能说病人的生活因此而缺少意义。人们越是拥有这样一种因得到所需所求之物而产生的满足感,人们就越快乐。同样地,人们越少地具有不满足感,他们也会更快乐。但是,满足感与不满足感发生的频率,却完全无关于人生的意义。我们可能在最严酷的条件下,拥有最有意义的生活,虽然我们缺少满足感。

第二方面的不同关涉于时间的跨度。快乐和意义二者显然有迥然不同的时间上的体认。快乐关注于现在,而意义则关注于未来,或者,更准确地来说,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链条。人们越是花时间思索未来和过去,他们的人生就越是有意义,相应地,快乐也越少。尤其是花在想象未来的时间,更加强烈地联系着更高程度的意义水平和更低程度的快乐水平。(担心水平同样是更低程度,留待后文讨论)。反过来说,我们花越多的时间来考虑此时此地的当下,我们就会越快乐。关注当下,虽然常常也有可能带来痛苦,但是,相对来说,更常出现的还是快乐。假如你希望把你的快乐最大化,最好的方法似乎就是,关注当下,尤其是在你的生存需求已经尽数得到满足的时候,效果就会更好。获得意义的方法就不一样了,它似乎是来源于将过去、现在和未来有序地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整体上一贯地生命之流。

这第二方面的不同可以为我们解释,为什么我们会如此关心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或许答案就是,我们希望快乐能够持久。快乐总是只关现在、稍纵即逝,而意义则从现在向过去和未来伸展,看起来更加稳定、持久。正是基于这种理由,人们才会认为,长远来看,追求有意义的生活,将大大有助于保持住快乐。这种观点总体上来说,基本是正确的。尽管,就经验上的某些事例来说,快乐常常也有其相当程度的连续性。如果一个人今天是快乐的,那么他很有可能在数月或数年之后也是快乐的。反之,一个人今天因为某事而不快乐,那么他在一个遥远的未来通常也会因别的事情而不快乐。快乐表面上好像来自外在,但是,对全部证据的权衡却告诉我们,快乐更多地来源于内在。撇开现实中这些事例,人们经验到的快乐,总是一种就在此时此的当下的感觉,根本不能指望它可以持续下去。反之,意义却被视为一种可以持久的东西,因此,人们才会相信,通过培养人生的意义,可以为一种更加持久的快乐打下基础。

第三方面的不同落在社会生活这一领域。不难想象,与他人的联系,对于生活的快乐和意义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独来独往,脱离社会,总是相应于低水平的快乐程度和意义程度,即使孤独寂寞只是内心的感觉,也会有同样的效果。而且,正是一个人的社会联系的某一特定属性,决定了这种联系会带来快乐还是意义。简单一点来说,意义源于你对他人的帮助,相反,快乐则是来自于他人对你的帮助。这种观点与我们的习惯思维相冲突,因为众所周知,帮助别人,会给自己带来快乐,所以,并不是只有意义。但是,这种快乐完全是靠重叠在一起的那部分意义产生的。所以,上面的观点是说,帮助他人,对获得独立于快乐的意义来说,有巨大的积极作用,但是,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它能对产生独立于意义的快乐来说,有什么促进作用。如果说有什么作用的话,其效果也是消极的,即一旦我们抵消帮助别人对于获取意义带来的促进作用,它实际上减少了我们的快乐。

当我们询问调查主体,他们花多少时间来照顾孩子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上面现象的共鸣。对于非父母来说,下一代的照料对于人生的快乐和意义都没有任何作用。照顾别人的孩子显然既不是多么快乐,也不是多么不快乐,我们当然也不会获得什么意义。然而,对于父母来说,照顾孩子却是一个重要的获取人生意义的源泉。尽管这一过程似乎仍然无关于人生的快乐,而这又可能是因为照顾孩子有时候是令人高兴的,有时又是充满压力、令人厌烦的,所以,两相抵消。

我们的调查还让调查主体进行自我评估,以确定他们自己是给予者还是接受者。视自己为给予者的人,相应地,他们的生活也往往更有意义,更不快乐。而接受者与其相应的人生表现,二者的关系相对较弱,这可能是因为人们不愿承认自己是接受者所产生的数据偏差。即便如此,统计数据也相当清楚地显示,作为接受者,或至少认为自己是接受者的人,他们人生的快乐增加,同时意义减少。

另外,社会联结的深入程度也会影响社会生活对人生的快乐和意义的影响大小。花时间和朋友在一起,总是联系于更大的快乐,但是却无关于人生的意义。比如,与哥们一起喝啤酒聊聊天,或者和朋友一起共进午餐,这可能会带来快乐,但是,一般而言,这对于人生的意义,似乎并不重要。相形之下,花时间陪伴自己深爱的人,则联系于更多的人生意义,却无关于快乐。这种不同大概就在于社会关系的深度。花在朋友身上的时间,常常是用于一些简单的娱乐活动,缺乏起码的深度,因而虽然可以产生快乐的感觉,但是对于增加人生的意义就无能为力了。如果朋友脾气不好或让人生厌,你大可以扬长而去。和深爱的人在一起,就不是这么始终如一地随你高兴了。有时你必须付出代价,处理关系中出现的毛病或裂痕,或是其他一些让人生厌的零星琐事。当然,被爱的一方也不轻松,你通常要努力经营关系,彼此坦诚交流。争论本身相联系的东西,更多的是意义而不是快乐,这绝非偶然。

第四方面的不同涉及到人生中会出现的各种挣扎、麻烦和负担等等消极的事物。一般来说,这些东西总是伴随着快乐的减少和意义的增加。我们提问调查主体,他们最近一段时间分别经历了多少积极和消极的生活事件。答案如果是发生了一系列好的事情,结果这对人生的快乐和意义都有所帮助。这一点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但是,相反,如果发生了不好的事情,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充满意义的生活总是会遇到许许多多的消极事件,而这当然会造成快乐的减少。确实如此,人生中的各种负担和消极事件是对快乐最大的两种重击,尽管它们与人生的意义有积极、显著的联系。由此,我们开始领悟到一个并不多快乐、但是却充满意义的人生是什么样子。负担,麻烦,担忧,争吵以及对人生的挑战和困难所进行的反省等等,所有这些东西都明显地与单纯快乐的人生不相关联,但却是有高度意义的人生所不可或缺的。在退休前后人生所发生的转变为这种不同做了最好的说明,由于工作生命的结束,工作压力也随之消失,由之带来了快乐的增加,同时也产生了意义感的减少。

难道人们为了增加人生的意义,就要出去给自己寻找压力吗?当然不是。人们似乎更多的是选择追求充满困难与不确定性的事业来增加人生的意义。一个人努力去成就某项伟业,这当中既会有巅峰,也会有低谷。所以,其中包含的快乐净值可能不值一提,但是,无论是高潮还是低峰,都是对意义的增加。举一个最佳的例子,就是开拓性的科学研究,这对于人生意义的促进作用是无可估量的,试问还有什么会比增加人类的知识储存更有意义?但是研究的过程很少会一帆风顺,完全照着安排的计划进行,一路会有许多的失败和挫折,而这些都会大大降低研究过程的乐趣。

最后一个方面与人的自我和个人身份有关。能够表达自我的活动是意义的一个重要来源,但是却几乎与快乐无甚关系。我们列了一张有37项这类活动的的单子,让调查主体对这些活动进行评估(工作、运动和冥想等等),确定它们是否是自我的表达或对自我的反映。结果,有25项活动与人生的意义有着明显、积极的关联,没有消极一项有消极的关联。反之,只有2项(社交活动和不饮酒的聚会)与快乐有积极的关联。最差的是担心活动——你若视自己为喜欢无事瞎担心的人,那么你也往往不快乐。

如果说快乐在于取得你想要的东西,那么意义似乎在于进行能够表达自己的活动。即使只是关心于个人身份和自我定义的问题,也会相关于更多的意义,虽然对于快乐的影响作用,如果不能说完全的有害,也要说完全的无关。初看起来,这似乎有些矛盾。快乐关注于取得你自己想要的东西,让别人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快乐是自私自利的,然而,这个自我所联系着的却不是快乐,而是意义。表达自己,定义自己,为自己赢得美名以及其他具有自我指向的活动,都更多地关系着人生的意义,而不是快乐。

以上五个方面的阐述,真的就能告诉我们关于人生意义的任何事情吗?对于这个问题,需要依赖于一些有争议性的假定,才能做肯定的回答,尤其是这样一个假定,即对于他们的人生是否有意义这个问题,他们会实话实话说。此外,还要假定,他们具有说出这个真实答案的能力。那么,我们能搞清楚自己的人生是否有意义吗?在这之前,难道我们不是应该首先必须能掌握“意义”的确切内涵吗?前面我曾说过,我们在研究中没有给予调查对象意义的定义,也没有要求他们自己去定义它。我们只是要求他们评定自己对某些陈述的同意等级,如“总体而言,我认为我的人生是有意义的。”因此,为了更深入地探讨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澄清那些基本的原则/principles,可能会有助于我们的讨论。

首先,如何理解人的生命?其中的一种答案也许能在安东尼·玛拉(Anthony Marra)的那部题为《一系列生命现象》(2013)的动人小说当中找到,小说内容是关于最近两次车臣战争之后的车臣的。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被困在自己的公寓内,整日无事可干,于是就开始读起来姐姐留下来的苏联时期的医学词典。这本词典完全不能给她提供任何有用的甚或是她能很好理解的信息,但是却告诉了她生命的定义,她用红笔圈了出来。“生命:是指一系列生命现象的存在——组织性,应激性,运动,生长,繁殖和适应等等。”这些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生命”的含义。我在这里要补充一下,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生命现象就是一种特殊的物理过程,但是这一物理过程指的不是原子或化学性成分本身,而是指二者所表现出来的具有高度组织性的舞蹈。因为我们知道,人的身体所包含的化学成分,在人死亡前后的那一小段时间基本相同,死亡不会改变身体的任何物质构成,但是死亡却彻底改变了生命作为系统所具有的动态性。尽管如此,生命仍然纯粹是物理的实在。

“意义”范畴的意义比生命要复杂得多。和生命一样,词语和句子也有意义。这两种情况中的意义属于同一类吗?在一种意义上,“生命”的“意义”完全可以是字典上的简单定义,就像上一段我给出的那个定义一样。只是,这样的意义并不是人们在询问生命的意义这个问题的时候所要的答案,正如当一个人陷入身份认同危机的时候,让他看一下身份证上面的名字对他没有任何帮助一样。语言上词语的含义(meaning)与区别于动物的人类生命即人生的意义(meaningfulness),这二者之间有一个重大的区别,那就是意义包含着一个价值判断,或是一组价值判断作为必要的组成部分,而它们又暗示着某种人类的情感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数学充满了意义,因为数学完全是由概念之网,也就是意义所构成。但是,一般而言,我们所做的数字运算活动并没有什么人类的情感包含在这一过程当中,因此,通常人们也不在自己关心的那种意义上视数学为有意义的。(实际上,有些人讨厌数学运算,或者是害怕数学,但是这些情感上的消极反应,对于数学成为意义之源并没有任何的帮助。)

根据上面对生命和意义的澄清,可以看出,人生的意义问题实际上指的是人生的区别于含义的意义。即便有对于生命的字典定义,它也不是我们想要知道的定义。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人生具有价值要素,因而可以融入某种智性范围。不过,这些生存上的关注好像也确实涉及到了“意义”这个词汇仅仅是语言上的含义,因为它们能激发人的认识活动和心灵的联想活动。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意义”这个词的许多同义词(组),同时也涉及纯粹语言上的内容,例如,我们会谈论到人生的指向,人生的意指,或人生是否说得通。因此,假如我们希望搞清楚人生的意义,那么,首先我们要在这种比较原初的意义上,厘清意义的本质。

作为语言上的含义的这种意义是一种非物理的联系。两个物体可以在物理上被联系在一起,比如它们被钉在一起,或者一个物体通过重力或磁场力吸引另一个物体。但是,它们也可以在象征的意义上被联系在一起。国旗与它代表的国家之间的联系,不是一种物理上的联系,它们不是分子接分子地联在一起的。即使国旗与国家二者分别处在地球上相反的两端,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直接的物理联系,但是它们之间的象征关系仍然存在。

人类的心灵进化出使用意义来理解现实的方式。这正是人类进行社会交往的部分方式,即我们谈论我们做的事情和经历的事情。我们所知道的知识绝大部分是从学习得来,而不是得自直接的经验。我们人类的整个生存依赖于学习语言的活动,与他人进行合作的活动,遵循道德规范与法律条文等等。而语言正是人类操作和处理意义的工具。人类学家热衷于寻找任何规则的反例,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发现一个没有语言的文化。语言是人类的普遍现象。但是,这里需要做出一个重要的区分。尽管作为一个整体的语言是普遍的,但是每一特殊的语言都是人类的一种发明,因而随着文化的不同而不同。语言的意义也是普遍的,但这就不是我们的发明了。它是一种发现。上文我们曾提到数学功课的例子,可以作为说明。表示数字的语言符号只是人类具有任意性的发明,但是语言符号背后所表达的那个观念,例如5×8=43这个算式,却具有内在的错误,这个错误却不是人类的捏造,也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

作为加利福尼亚大学巴巴拉分校的心理学教授,同时也是一名神经科学家的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创造了一个术语“左脑翻译器”(left-brain interpreter),来命名大脑左半球的一个区域,其全部职责似乎就是把个人所碰到的所有事物都翻译为语言。加扎尼加教授解释说,左脑翻译器对于客观事物的描述并不总是正确的。人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和所经验的事物迅速提出一种解释,有时不惜以篡改细节来适应整体的解释图式。左脑翻译器出现的错误,使加扎尼加教授质疑这一翻译过程是否有任何价值。但是,他对这一过程的失望也许并不真实,只是因为作为一名科学家,总是有一个自然的假设,即认为思考活动的目的就是找到真理(这毕竟是科学家群体本身的使命所在)。相反地,我却认为人类思考活动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帮助他们与别人交谈。人的心灵会出错,但是当我们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的时候,对方会指出并纠正错误。总体而言,人类接近真理的过程并不是靠一个人的思考发现所有真理,而是通过不断地讨论和争辩活动,集思广益,逐渐积累真理。

许多作家,尤其是有冥想和禅坐经验的作家,常常谈到人类的心灵是如何地整日唠唠叨叨,喧闹不已。当你努力想进入冥思的状态的时候,你的心灵却充溢着各种想法,有时这被称作“内心独白”。为什么会这样?《心理学原理》(1890年)的作者威廉·詹姆斯曾说道,思想是为了行动,但是事实上却有大量的思想活动无关于行动。然而,将我们的思想转化为语言词汇,对于我们与别人交流这些思想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交谈活动极其重要,它是人类作为被造物与整个群体相联系并参与到群体活动当中去的方式。同时,这也是我们解决人类的生存和繁殖这两个永恒的生理课题的方式。人类之所以会进化出喋喋不休的心灵,正是因为互相交流使我们得以存活下来。人类之间的交谈要求人可以将自己的活动转化为语言词汇。正像人一样,一只熊也可以走下山来,到河边饮水。但是,只有人的脑海中可以浮现出这样的一句话“我要下山去,到河边喝点水。”事实上,人类不是仅仅想到这句话而已,他们可以将这句话大声说出来,于是别人收到信息,就可以跟着你一起下山去,或者可能会警告你别下山,因为有人看到有熊在河边出没。由此可见,人类通过语言交谈,来互相分享重要的信息,并且互相联系在一起,而这些都是人类这个物种作为社会性动物的本质所在。

对于儿童的研究支持了人类的心灵天然适于把物体转换为词汇的观点。儿童会经历一个这样的阶段,他们会说出遇到的每个东西的名字,而且喜欢对各种各样的个体事物赋予名字,比如衬衫,动物,甚至是他们的大便也不放过。(有一段时间,我的女儿就曾用各位亲属的名字来命名她的大便,她当然并没有什么恶意或者不尊重的意思,但我们仍然劝她最好不要同名的人。)这种语言活动对于解决实际问题并没有什么直接的用处,对于思想过程人人都熟悉的那种有实效的活动,也没有什么价值。但是,这种活动确实会帮助我们将生活中发生的物理事件,翻译成我们所说的语言,因而我们可以互相交流,互相讨论。人类的心灵进化成适于参与到集体话语(collective discourse)之中,参与到社会性叙事(social narrative)之中。我们赋予事物以意义的活动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努力过程,它先从小的事情作为起点,比如单个事物和单独的事件,然后慢慢地逐渐发展到更大,更具有整体性的结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在攀登意义的阶梯。从单个词汇和概念开始,上升到最简单的组合(句子),然后继续上升到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宏观视角(sweeping visions,或者宇宙理论(cosmic theories)。

民主活动给我们提供另外一个极具启发性的利用意义的例子。民主并不天生就存在于自然界。无数的人类社群年年都进行选举投票活动,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人观察到其他物种也有这样行为。那么,民主活动是发明出来的呢,还是发现的呢?它很有可能是从不同的地方,各自独立地出现的人类活动,但是所有这些民主活动深层的相似性似乎表明,这种观念就隐藏在某个地方,等待着被人类发现。但是,这一观念付诸现实的具体实践形式(比如,如何收集选民的投票)则是人类的发明。同样不变的是,民主的观念似乎就在等待着人类对它的发掘和付诸实践。

我们如果好奇人生的意义,这就说明我们已经爬到了意义阶梯的最高处了。为了理解我们第一次碰到的一个新事物,我们可能会问,它为什么会被制造出来,它是怎么来到这个地方的,或者它有什么用处。等我们遇到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的时候,相同的疑问也会产生——为什么或者为了什么目的,生命被创造出来?生命是怎么来到这个地方的?充分利用人生的最适合或最佳的方式是什么?我们很自然地会期待或者假定这些问题都有解答。一个小孩子学到“香蕉是什么”的知识,是通过了解到香蕉从商店买来,再往前则是从香蕉树摘下来。它很好吃,吃的方法是(这很重要哦)首先你要剥掉外层的香蕉皮,然后吃里面的甜甜的、软软的东西。自然我们会认为,人生的意义问题,同样可以用类似方式搞明白。只需要想明白或是从别人那里学习,人生是什么东西,人生又有什么用。上学,工作,结婚,生子?这些当然都躲不过去。此外,还有一个更好的理由,使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彻底搞明白。假设你手里有根香蕉,你却不知道它是什么,有什么用处,你就不会尝到香蕉的美味。人生也是一样,假如你的人生有一个目的,你却浑然不知,那么你就完全浪费了人生。因此,我们就可以明白,如果人生确实存在意义的话,你却失之交臂,这是多么不幸!


我们开始慢慢看到人生的意义这一观念是如何将两个相当不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生命是一种物理和化学的进程,而意义则是一种非物理上的联系,它是存在于符号之网和背景知识之网中的一种联系。正是因为它不是纯粹物理上的东西,因此可以在遥远的距离间跳跃,从而进行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联结。上文在叙述那个研究的结论的时候,曾提到快乐和意义的不同时间跨度。快乐与物理性质的现实可能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正是因为快乐发生于从属现在的此时此刻。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动物很可能也会在区别于意义的方式上/without much in the way of感到快乐.相比而言,意义则在超出物理联系的方式上连结着过去、现在与未来。当现代的犹太人庆祝逾越节(Passover),或基督徒举行圣餐仪式(communion),象征性地喝掉神的血,吃掉神的肉的时候,他们的行为受到一种象征性的联系的影响,其存在于这些活动与发生在遥远过去的事件(事实上,是一些其真实性还有争议的事件)之间。从过去到现在这之间的连结并不是物理性质的联系,犹如多米诺骨牌一个接一个倒下去的那种联系方式,而是一种跨越许多世纪的一种心理上的联系。

之所以提出生命的意义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出于没有目的的纯粹好奇心,或者是对迷失人生正道的恐惧。意义本身就是人类生命的一个强大工具。充分理解这个工具的用途,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人生另外的方面,即作为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这个方面。一个生物可能总是处于不断地变化过程中,但是生命不可能在无休止的变动条件下,同时求得平静。因为,生物同时渴望稳定性,努力寻求建立与环境的和谐关系。它们希望知道怎么取得食物、水、容身之所等等。它们寻觅或是建造让自己可以休息并保护自己安全的一个安乐窝。它们甚至可能在同一个地方住上好几年。换句话说,生命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在这同时它又努力试图来减慢改变甚或使其停止,直至最终走向生命的终点。谁不愿意生命可以停下改变,并停留在最美的瞬间呢?这也正是那个意义深远的故事,即浮士德与魔鬼打赌的故事的主题所在。浮士德因为无法抵抗这个愿望的诱惑,即最辉煌的一瞬,能够永恒地停留,因而把自己的灵魂输给了魔鬼。这样的梦想只是镜花水月,痴人说梦。生命永远都无法停止变化,直到死亡终结了它。尽管如此,生物还是努力奋斗,建立起某种程度的稳定性,即降低不断的变动造成的混乱,达到某种程度的稳定现状。

相比之下,意义就比生命要稳定得多。语言作为一种交流工具,只有在词汇的含义对于不同的人来说保持相同,同时在不同的时间也保持相同的条件下,才是有可能正常存在的。(语言确实会发生变化,然而却是缓慢的,而且有一种抵抗改变的惰性,因为相对的稳定性对于语言完成其功能是非常必要的。)意义因而表现自己为一种重要的工具,人类通过对它的利用可以为自己的世界增添稳定性。我们通过认识到四季稳定、周期性的交替,可以为来年早作打算。我们通过确立不朽的财产权,可以开辟农场,种植作物。

最重要的还是人类通过运用语言的意义,可以同他人一起共同劳作。语言必须有人和你一起分享,才成其为语言,因为私人独有的语言,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语言。通过相互的交流和共同的劳动,我们创造出一个可以预见,能够依靠,值得信赖的世界,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我们可以乘坐公交或飞机去想去的某个地方,可以信赖下个周二我可以买到需要的食物,清楚地知道我们不必睡在外面的雨雪之中,可以合理地指望有一个温暖干燥的床,等等。

婚姻是说明意义如何把人的世界固定下来,并提高其稳定性的典型例子。绝大多数动物都有交配行为,有些动物的交配期可以维持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贯穿一生,但是,只有人类有婚姻行为。我研究亲密关系的同事可以告诉你,即使是结婚多年以后,双方的关系仍然会继续向前发展和改变。然而,已婚这个事实却是保持恒定的。你或者已婚,或者未婚,这种状态是不会天天变动的,即使你对配偶的感觉和行为方式会发生巨大的改变也不影响。婚姻会抚平双方之间出现的疙疙瘩瘩,从而有助于稳定夫妻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相较未婚来说,婚姻更有可能让两个人保持住在一起的关系的原因之一。追溯你对另一半的所有情感可能是困难、复杂的,而且很有可能总是不完整的。但是,让你记起什么时候你从未婚过渡到已婚,这是很容易的,因为结婚总是发生在一个精确的日子,而且还有官方的文件记录和证明。意义比情感要稳定得多,因此,生物把意义作为它们永不停歇的追求的一部分,以取得稳定性。

《活出生命的意义》(1946年)一书作者,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维克多·弗兰克(Viktor Frankl),试图发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他为弗洛伊德提出的原有精神动力,补充上人对意义的普遍渴望这样一个动力。他强调目的的意义,这毫无疑问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是并不全面。我个人在人如何寻找生命的意义这个问题上所付出的努力,最终使我将目光锁定在形成意义的四大要求这样一个清单上,而且,在后来的几年时间里,这个清单一直保持自己的力量和合理性。

这个清单的要点在于,你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这四个要求,那么相应地你会发现自己的人生就有多大程度的意义感。反过来说,如果你没有满足这些要求当中的一个或几个,你就会发现人生相应地缺乏充分的意义感。总之,只要这四个要求当中的任何一个发生变化,同时,那个人就会发现自己人生的意义感程度也会相应地受到影响。

第一个要求确实就是目的。弗兰克是对的,没有目的,人生就会缺乏意义。目的是存在于未来的一个事件或状态,它给予现在以明确的组织和安排,从而使不同的时间联结成统一的整体。目的可以分为两个大的范畴。一种是指对某些具体目标的追求(比如拿到冠军,成为副总统或者培养出健康的孩子等等),另外一种是指追求一种拥有满足感的状态(幸福,灵魂的救赎,经济上的安全感,智慧等等)。


人生的目标有三个方面的来源,因此,每一人类个体,在某种意义上,也就相应地具有三大目的之源。第一个源头是自然。自然把人塑造得具有某一特定目的,即通过食色来维持生命的延续和繁衍。自然并不关心人的快乐,其不关心的程度正如人希望自己快乐的程度是一样的。我们就是那些优于完成存活和繁衍目的的先祖们的后裔。然而,自然的目的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无所不包、一蹴而就的。只要你成功地满足了存活目的,以及迟早要来的繁衍目的,自然并不关心你周末下午要做什么。

第二个是文化。文化告诉我们什么有价值,什么是重要的。某些文化相当确切地规定你的人生方向,它为你指定出一个特定的社会位置,例如农民、士兵或母亲等等。另外的文化则提供更为宽广的选择范围,不会施加过多的压力来迫使人们接受特定的选择,尽管它还是会在各选择之间有所褒贬。

文化所提供的选择把我们带到第三个目的之源——个人的自由选择。尤其是在如今的西方国家,社会给个人提供了广阔的人生路向供他们选择。不管是出于什么理由,无论是兴趣、天资、惰性,还是薪酬、福利等等,你最终选择出了自己的人生方向(例如,就是你的工作)。通过你的个人选择,你将自然与文化所绘制的人生草图进一步充实,并因此为自己的人生创造出了意义。你甚至也可以选择反抗二者的力量。许多人选择终生不结婚,有些人甚至选择自杀。另外一些人则可能抵制和反叛文化为他们所设定的选项。

形成意义的第二个要求是价值。价值意味着我们具有了辨别是非善恶的基准。“善”与“恶”是儿童后天最先学到的词汇,它们是语言中最早出现、最具文化普遍性的一些概念,同时也是属于可以让家养宠物学会的词汇之列。至于这些价值概念在大脑当中相应的反应性质,可以说,对于事物善恶属性的感觉,反应最为迅速,几乎就在你认出这个事物的那一刹那就已经完成。非社会性动物通过它们接触事物所形成的本能感觉来判断善恶,也就是以对象给它带来的是奖励还是惩罚为标准。而人类,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存在物,可以通过更高贵的方式来认识善恶,比如人的道德品性。

在实践领域,当事关人生意义的时候,人们需要通过价值来照亮人生的光明方向,肯定他们的身份和行为的正当性。正当性最终要服从于社会整体的判断,因此个人需要对自己的价值选择,做出使社会所有其他成员都能满意的解释,尤其是握有法律执行权的那部分成员。再次重申,自然提供了一些基本的价值,文化在它之后,进一步丰富价值宝库。至于个人是否能发明他们自己的价值,这还不清楚。但是,一些价值确实起源于最内在的自我,并由此得到更详细的发挥。

第三个要求是效用。拥有了目标和价值,但是不能实现它们,人们同样得不到意义的满足。人们希望看到自己对世界的改变。他们所肯定的价值必须在生活和工作之中得到展现。或者,从反面来说,人们必须能够通过价值的指引,让现实事件产生积极的结果,避免消极后果。

最后一个要求是自我价值的肯定。拥有充满意义的人生的人,通常拥有某种理由视自己为一个好人,甚至可能稍微好过某些特定的人。假如他们有一个堕落的过去,起码他们也要愿意相信,自己已经弃恶从善,改过自新,因而比过去要好得多。这样,他们就赢得了某种程度的尊严。

综上所述,有意义的人生有四大属性。它具有目的,以指引我们的行为由过去和现在顺利延伸至未来,从而赋予人生以方向。它具有价值,以使我们有能力在是非善恶间做出判断;尤其是使我们可以充分辩护我们行为和奋斗方向的正当合理性。它具有效用作为标志,以表明我们的行为对于实现我们的目的和价值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它还具有自我价值的肯定,以提供给我们一个基础,使我们可以积极向上地看待自己,视为一个有道德有价值的人。

人们总是追问人生的意义,好像它有一个唯一的答案似的。事实上,并没有这样的单一意义,人生的意义有千千万万种。只要能够找到目的,价值,效用和自我价值这四大问题的答案,你必将拥有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因此,真正具有永恒性和统一性的,不是答案,而是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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