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我说，所谓的调休无论以什么样的模式进行，都不会有好下场。中国公众要得并不是调休，而是假期延长。至于对文字游戏一般的所谓调休已经非常厌倦了，这种以为讨巧式的调休安排，只能是火上浇油。
中国为什么就是不增加假期呢？
各方的解释很简单——要避免假期带来的GDP下滑。这个逻辑是这样过来的：当初之所以出台黄金周，正是因为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家为了拉动内需，而在99年第一次实行了黄金周的放假安排。当年全国出游人数达28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41亿元，假日旅游热潮席卷全国。那时候的长假制度也被视为是拉动内需、促进消费的一大举措。
但从之后几年的数据却表明，长假拉动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
依据中国旅游业数十年的数据发现，所谓假日经济拉动经济增长，只不过是一场梦。按照国家旅游局的数据，实行黄金周休假制度前的1985年到1998年，14年间旅游业的增长基本保持在两位数以上；而1999年实行黄金周以后，除受非典影响的2003、2004两年，旅游业年收入的增长也基本保持在10%到13%左右，即使是在首次实施黄金周的1999年，旅游业总收入最高增长率也只达到16.4%。黄金周的集中性、突击性花钱，对年度总消费的增长速度并不会起到积极作用。稍有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家庭、乃至一个消费者的年度总消费总量基本是一个恒定值。如果长假期间，集中消费了，肯定会在假期后少花钱，以求收支上的总体平衡。
于是这种论调就成为了近年来国家一直不再公休假期的重要原因。
类似的论调喧嚣尘上，甚至有专家统计出了假期损耗。以劳动力损失来看，10个左右的完整工作日，乘以全国2亿人/日的劳动人口数量。据2012年城市人均产值数据，劳动生产率以每天百元计，即2000亿元。若问损失上限，则号称可达2万亿元——这其中还包括基础设施和旅游景点的低质投资及超额损耗、消费品质的降低、环境污染等成本。人口老龄化，劳动工资快速增长，于是长假的“机会成本”快速增长。
当然，这种说法在过去几年也许是对的。但经济学就是这样：过去对的，现在不一定对；过去错的，不代表一直错。没有绝对的对和错，只有在某种条件下的适不适合。
就像长假对经济的作用到底是拉动还是拖累？答案已经发生改变了。因为中国公众的消费能力快速提升了。如今，中国的长假并非是太多，而是太少。
简单来说，为什么99年之后的长假没有在带动消费上起到决定性作用呢？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居民消费能力上的不足。以一线城市近些年来的数据情况来看，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年增长情况是10%左右，扣除物价因素则维持在7%左右的水平，十年的增长率接近一倍。然而与此相对应的，是黄金周消费的边际效用正在递减。造成这种情况的结果，并非是长假本身对于消费的带动过低，而是因为中国的假期过少。
过少的假期让中国的消费潜力难以爆发，于是长假的边际效用递减，增幅不断减小。这并不是因为假期对于消费的带动已经失去意义，恰恰相反，太多的消费饱和了太过稀缺的长假。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更多的长假事实上是有利于中国经济转型和刺激消费增长的，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事实上，公众对于长假或者说黄金周的渴求可以从数据上得到直观体现。08年，五一黄金周被取消，另外三个传统节日“借鸡生蛋”，然而原本以分流为目的的假日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那一年国庆节，出游人数同比增长22%。而到了09年这一数字进一步井喷，分散出行的小假期没有起到作用。当年十一黄金周出游人数达2.28亿人次，同比增长28.5%，实现旅游收入1007亿元，实现了之前历年黄金周最高。可见，就从公众需求来说，黄金周的存在仍然是不可替代的。
中国人假期少的问题，几年前已经凸显。2009年，全球知名的美世人力资源咨询公司对全球62个国家雇员的假期进行了调查和统计。以“每周工作5天，且有10年工龄”的员工为样本，奥地利和马耳他应该是世界上拥有最多带薪年假的国家，中国以10天带薪年假和11天法定节假日共21天，排名倒数第三。2011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发布了一份“带薪休假全球排行榜”，排名榜首的是巴西和立陶宛，假期总时长为41天，中国仍以21天排名垫底。
可以说，假日办的所谓三套方案对于渴望休息的人群根本不是解决之道。矮子里拔将军，这只是公众在没有更好的解决之道之后的退而求其次。中国在完成了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之后，需要重新审视为经济付出努力的人们的感受，也许，增加假期并非是政府放弃增长的一种福利手段，而恰恰相反，中国很可能在增设假期的过程中，重新找到转型的新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