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对妓女这个古老行业至今零容忍？
卖淫嫖娼是不好的？取决于你问谁。
人类的思想差异在个体之间是非常显而易见的。这个世界上有视性交为神圣的卫道士，也有认可性行为作为一种可出售的服务的自由主义者。当然，绝大多数人的思想还是介于这两者之间，引起分歧的通常是公平、规则以及对“性工作”的准确定义。例如法国最近一项议案，对嫖娼者处以2,000美元的罚款。许多人因为不同的理由走上街头：女性认为，由于性产业独有的暴力与胁迫问题，该法案是必要的；而性工作者认为“罚款不能替代预防措施”，认为法案采取简单粗暴的处罚方式是不合理的；还有一群男人高呼“嫖娼无罪，政府少管”。该法案最终于2013年12月4日在下议院通过。
法国的这个案例是全世界对性工作者的争论的缩影，而这场辩论处于一边倒的态势。有宗教信仰的人、保守的政治派系以及女权主义者们认为，性工作是下流而危险的，必须完全取缔。法国的这项议案的幕后推手，就是妇女权利部部长(类似于全国妇联主任？)Najat Vallaud-Belkacem。而这群人有着相当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足以为性工作定性。一般认为，性工作充满了危险，它严重损害了女性的权益，并且使得女性成为了男性的附庸。而且，性工作和人口交易之间的区别很难判定，因此无论性工作者是否自愿，他们都只是受害者。这不仅体现在语言上，人们采取了实际行动来证明。布什当政期间，美国政府曾要求艾滋病救助基金“不得支持或推动性交易合法化的政策”；而在2013年10月的一份政府公告中，美国政府明确表态“反对卖淫嫖娼这种只会带来伤害和人口交易的反人类行为，以及一切相关活动。”
诸如此类的政府行为使得性工作者必须作出选择：要么与政府对抗而挣不到钱——有时候是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要么妥协，但是放弃自己的原则。而那些反对卖淫活动的势力则用数据说话，证明卖淫是一种伤害极大的行为。在世界范围内，由于性交易导致的人口贩卖数量惊人。据GAO(政府问责办公室)的在2006年7月的报告显示，在柬埔寨，就有8万到10万被贩卖至此的妇女儿童，而该数字来源于柬埔寨规划署公布的关于国内失足妇女数量的报告，该报告并未说明有多少人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也没说明成年人所占比例或数量。
为了更好地理解人口贩卖带来的危害，我们需要比较权威的数据。否则的话，仅仅对那些性工作者施以重刑，某种意义上就成为了以暴制暴。
能否通过卖淫非法化取缔性交易活动？不可能
各国对性交易行为的法律宽容度有很大的差异。在美国，绝大多数州都是立法禁止性交易的。而德国早在2002年就合法化性交易行为了，加拿大则在2013年12月取消了反对性交易的法案。而在泰国，尽管法律禁止卖淫，但性交易场所相当公开地进行着经营活动。
人权主义者认为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性交易的参与者都应当受到处罚。而另一些反对性交易的人群(包括部分女性主义者)认为，只应当惩罚买方，而卖方大多数时候都是受害者，不应该被当成罪犯来处置，应当逐步引导性工作者离开自己的职业。后者目前已经取得了法律意义上的成功。瑞典于1999年立法禁止嫖娼，随后挪威和冰岛纷纷效仿，法国也有意为之，而这一现象在德国也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女权主义者Kathleen Barry一方面反对拐卖妇女，另一方面呼吁国际社会将“逮捕并处罚嫖客”纳入国际公约中。她在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这一观点，最近又一次提了出来。
但实际上，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处罚嫖客不仅无法抑制性交易，反而使其变得更加危险：嫖客将交易转入地下，而性工作者的安全经常难以得到保证。而且他们失去了法律保护之后，会受到更多的暴力与胁迫，如果妓女被强奸，通常很难给强奸犯定罪(最多追究到卖淫嫖娼)，而性工作者本身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很难得到法律援助。在许多性交易非法的国家，他们经常被勒索、骚扰。而在瑞典，警察也经常会针对性工作者进行带有侵犯性的讯问。
越来越多的性工作支持者(比如艾滋病咨询机构或法律援助组织)呼吁将成年人之间自愿的性交易非罪化，毕竟这不是法律可以禁止得了的。问题不在于禁止，而在于如何让从业者更加安全。非罪化将使性工作者们获得更平等的资源，减少暴力与胁迫，也有助于改善社会歧视和偏见。
是否需要将性工作者解救出来？没有必要
很多人权主义者认为，扫除性交易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将性工作者从工作场所解放出来，并给他们安排其他的可以维持生计的工作。这种救援的观点得到了许多资金援助，例如美国政府就给予了IJM(国际正义使命)组织补贴，协助他们打击拐卖人口的工作。但是他们的行为并不被所有人，哪怕是他们拯救的人的认可。2003年他们在泰国的一次行动中将一个妓院的妓女全部解救出来，其中一位是这么说的：“我们并不需要被解救。我觉得们不是在解救我，而是在逮捕我。”实际上这种拯救失足妇女的行动，做法上还是和逮捕卖淫女差不多的。2012年泰国警方下令，所有警察每个月至少要有10天进行反人口贩卖的工作。很多警察找不到名额，就拿性工作者充数。而解救性工作者的同时，也伴随着对他们的暴力行为。他们被赶出经营场所，被迫站街的话，更容易受到暴力侵害，甚至会为了人身自由与警察发生性关系。2008年6月，500名性工作者走上街头，高呼“从警察手里解救我们”。
即使被解救并安置，他们在安置中心的情况也令人堪忧。某些组织打着“为性工作者提供治疗、心理咨询等服务”的旗号，却做着暴力扣押、阻止他们与家人见面乃至在场所内强奸他们的行径。WHO的报告指出，在东南亚国家，很多性工作者在安置中心遭到了各种身心上的虐待。在印度，一家康复中心认为把这些女人嫁出去是最好的让她们恢复的方法。
鉴于以上的不靠谱或者挂羊头卖狗肉的救助行为，性工作者对救助者的态度始终是敬而远之。
儿童性交易是完全违法的，我们应该马上把孩子们救出来！是的，但是请谨慎行事
2011年的一次妓院突击中，最小的被解救者看上去只有13岁，是从越南拐卖来的。未成年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应该参与性行为，更何况是性交易。为此许多国家对强迫儿童卖淫都有着更中的量刑，对儿童性交易零容忍。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不当的行为可能反而会对孩子们造成伤害。那些被解放的孩子，到了康复中心以后会面临和上文提到的虐待、性贿赂等一系列问题。而政府在人口贩卖方面采取的一刀切的工作方法，忽视了孩子之间的差异。而在美国，截止2012年初，只有9个州立法，未成年人不会因为性交易被起诉。
目前来说，许多针对未成年人卖淫的解救行动对他们既没有帮助，也不公平。从源头上切断贩卖儿童，并给他们安全的生存空间，倾听他们的声音，才是主要的。
妓女会传播疾病？不应该这么看
妓女通常会给人以“脏”的印象。除了道德上的，更多的是身体上。自古就有花柳之病，到了现代有更可怕的艾滋病。政府从防疫的角度，对性工作者进行体检，本意是好的，但是在某些国家，如希腊，已经到了逮捕他们并强制体检的程度，已经侵犯了他们的健康和隐私。而传播疾病也成为了性工作者被逮捕的原因之一。更有甚者，警察在逮捕他们的时候，以他们身上的安全套作为性交易的证物，导致很多性工作者出去都不敢戴套，加剧了疾病的传播。
在无法完全遏制性交易的前提下，应当尽可能保护性工作者，不让他们受到迫害，因此出现了发放安全套、宣传自我保护知识、免费提供体检等行动，并且效果拔群。一项调查显示，在象牙海岸，从1995年到2008年，妓女的STD和艾滋病的感染率从89%下降到了23%。
在性交易不可能消失的前提下，如何保证每个参与者的安全与健康，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性工作者协会？没错
上问题到的法国的反嫖娼法案，示威者中有一句标语是“性工作也是工作”。既然是工作，那么就应该有相应的劳动保护法，相应的福利、保险，甚至劳模称号。如果性工作和其他工作可以同工同酬，那么暴力胁迫和其他的伤害就能有效减少。而性工作者如果可以组成工会，就可以要求警方减少干预和骚扰，长远来看，他们将逐步获得普通公民的基本权益。而尊重他们劳动的权利，可以减少人口贩卖，缓解社会经济问题，性工作者也可以用脚投票。
上面的话听上去像是挑衅，但已经有国家实践并且有了成效。在一些欧洲国家，性工作者组成了自己的工会，来保证自身的合法权益。2010年，南非一位妓女上诉，说自己因为维护合法权利(包括拒绝吹箫，和男友单独待在一起，自主选择客人等)而被炒了。她有权要求政府为这起劳动纠纷举办听证会，平息劳务纠纷。
性工会除了劳动方面的权益保障，也会举办体检、健康知识讲座等，并与警方不当的骚扰相抗衡。
性工作者虽然得不到社会的承认，但他们作为公民的权益依旧需要有保障。除了免于恐吓与歧视，人们也需要重新审视这个一定程度上被误读了千百年的古老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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