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人格特质是什么类型的?在心理学上,五因素模型(Five Factor Model)通过宜人性、认真性、外向性、神经质和开放性五个维度描述大多数的人格特质。在大五人格中,“亲和(Agreeableness)”和“认真(Conscientiousness)”都是广受赞许的好品质。然而,法国格勒诺布尔—阿尔卑斯大学(University of Grenoble-Alpes)的劳伦特·贝格(Laurent Bègue)和同事发现,在权威者向亲和、认真的人布置违背良心的任务时,他们更容易服从命令,对他人施予电击。
“服从”在社会性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它既可以维持社会秩序,也可能导致悲剧的社会疾病。心理学对服从现象的探究起源于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Milgram)的疑问:纳粹分子是否仅仅出于对权威的服从而犯下凶恶的大屠杀罪行?他设计了服从实验的经典范式“米尔格拉姆实验”——让被试在权威的威严下给他人施予电击。在1963年米尔格拉姆进行的第一次实验中,40名参与者中有26人对实验人员假扮的受刑者施加了最大的(450伏特)电击惩罚。米尔格拉姆实验展示了情境因素(他人)对服从行为的强大影响,社会心理学家们也普遍认为伤害性的服从是环境的复杂力量作用的结果。
然而,参与者在实验中的反应并不一致,行为的变异很大。事实上,正如米尔格拉姆写到的:“我确信服从有着复杂的个人倾向,但我没有找到它。”因此,人格因素对服从的影响在行为科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中依然十分火热。
在贝格的研究中,80名被试由一个进行民意和市场调查的独立公司选出,其中4名由于熟悉Milgram范式被筛除。最终,40名男性和36名女性(平均年龄39.7岁)在一个电视演播室进行实验。被试被告知自己将与另一位参与者(实为研究人员)一起拍摄一档电视游戏节目。被试作为“提问者”,另一名参与者作为“选手”。“选手”每回答错一个问题,“提问者”要向“选手”施加电刺激,电刺激的强度从20伏开始,每次增加20伏,直至460伏。按照事先计划的,“选手”会答错27道题中的24道。
规则宣布后,“选手”被绑在电击椅上推入“提问者”不可见的小房间,“提问者”则坐到20~460伏的电击把手前。如果被试表现出犹豫,“主持人”(权威)会进行5次干预,例如对被试说“继续你的问题。”、“继续,不要让自己不安。”等等。与米尔格拉姆范式一样,达到80伏时,“选手”事先录制好的反应——先哼哼,然后大声哭泣要求停止实验——会被被试听到;达到380伏时,“选手”将拒绝回答问题;如果超过420伏,“选手”会完全沉默,不发出任何声音。当问完全部问题,或者被试仍坚持终止游戏时,实验结束。
大五人格的早期研究者,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科斯塔(Costa)和麦克雷(McRae)把“服从”视作亲和性的一个本质方面:有亲和性倾向的人会避免打破规则或使他人不安,同时也极易受到他人影响、服从社会期待。在研究者的假设中,另一个与服从有关的特质是“认真性”——一种表现自我管理、责任感和成就动机的倾向。认真的人具有很好的冲动控制能力,偏好秩序和规范,但灵活性较差,这可能使他们走向教条主义。曾报导纳粹罪犯艾迟曼(Eichmann)受审讯的德国记者艾伦特(Arendt)提及,艾迟曼对亲人和朋友的态度“不仅是正常的,而且还令人称赞”。包括艾伦特在内的不少观察者眼中的艾迟曼都是“亲和”和“认真”的。而以往的研究表明,大五人格模型的另外三个维度——衡量想象力、思维开放程度和艺术敏感性的“开放性”、衡量经历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的“神经质”以及“外向性”都与预测服从没有什么关联。
在服从实验进行8个月后,贝格和同事联系了曾参与服从实验的其中69名被试,询问他们是否愿意接受20欧元的奖励参与一个调查。这些被试没有意识到这项调查和之前服从实验的联系,89%的被试接受了调查。调查测量了大五人格特质、政治理想和政治行为三方面的内容。政治理想测试会调查被试如何看待自己的左派和右派观点(1=极左,10=极右);政治行为测试则调查被试参与签署请愿书、参加合法的游行示威、参加非官方罢工、占领建筑或工厂四种行为的情况,参与者需要选择“已做过”,“可能做”或“一定不会做”。
研究结果表明,被试所施加的最大刺激的确与亲和性和认真性有关,与大五模型中剩下的三个因素则并无关系。此外,研究者发现,人们在政治上越左,他们所给的电刺激强度越低。反叛性的社会活动与服从行为在女性中负相关,在男性中互不相关。贝格表示,虽然相隔了8个月,但人格的测量往往是稳定的,而8个月的时间也足以消除实验造成人格测量的变化,因此人格倾向对服从行为的影响的结论应该是可靠的。
这些结果都提示,尽管情境性环境对行为起着重要作用,但并不能掩盖个人特质对行为的影响。有趣的是,被广泛认为会带来积极结果(如健康的心理状态,亲社会行为,减弱的攻击性)的人际领域适应性特征,如“亲和”和“认真”,也会有黑暗的一面,比如更容易做出毁灭性和不道德的服从行为。
另外,政治行为和服从行为的相关性,暗示着游行示威等有可能扰乱社会功能的行为,事实上表现的恰是一种对整个社会至关重要的个人倾向——至少在一些重要的关头如此。在权威的压力下,亲和、认真的“好人”们可能更容易服从不人道的命令。反过来,我们也许也要重新审视“暗黑三合一”: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自恋癖和非临床精神病的人。社会服从倾向的酱缸,或许需要这些具备“坏”特质的人来打破。(编辑:Ca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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