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活在一个420平方英尺的工作室中，睡在一张从墙壁上翻下来的折叠床上。我有六件西装衬衫，有十个用于盛放沙拉和主食的浅碗。当人们来我家聚餐的时候，我拉出我的可伸展餐桌。我没有一张CD或者DVD，我现有的书籍数目只有我过去拥有的10%。
我为了远离我在90年代后期拥有的那种生活，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那时候，一次网站初始售卖所得的大把现金使我头脑发热，我买了一幢巨大的房子，里面塞满了东西——电子产品，汽车，家电以及各种小器具。
不知怎的，这些东西最后开始拖累我的生活，或者说我大部分的生活；我消费过的东西最终反过来消费我自己。我的情况是特例（不是所有人都能在将近30岁之前得到一笔由因特网而来的意外之财），但我与物质的关系却是大家都会面对的问题。
我们生活在一个拥有24小时网购机会，超级广场和过量东西的世界中。每一个社会经济阶层的成员们都可以用产品将自己淹没，他们的确在做这样的事。
没有任何预言提到这些东西中的任何一样可以让任何人变得开心一些；实际上，反面的情况看起来倒可能是真的。
我自己花了15年，很多的爱以及大量的旅行，来减少那些我曾收集的不重要的东西，然后过着更广大，更美好，更富足的生活，伴随着更少的身外之物。
这一切始于1988年的西雅图，我和我的合伙人卖掉我们所共有的网络咨询公司——Sitewerks，赚到的钱比我曾以为我一辈子能赚到的都更多。
为了庆功，我在西雅图正发售的国会山豪宅区买了一幢3600平方英尺，拥有四层楼的千禧房，在购物狂热中，我又买了一套崭新的分区沙发（我人生第一次），一架300美元的太阳镜，以及一柜子的小东西，其中包括一台Audio.com的移动影音播放器（第一代移动数码音乐播放器中的一种），一台发烧友级的5碟CD播放器，当然，还有一辆配备涡轮增压发动机的黑色沃尔沃，它竟然带有一个远程遥控器！
我那时正为Sitewerks新的母公司Bowne努力工作，没有时间来完成我的新房子所需要的一切。于是我雇了一个叫Seven的家伙做我的私人买手，他说他曾当过科特尼·洛芙的助理。他跑去家具店，家电铺以及电器铺，为我带回厚厚的宝丽来快照，上面是他认为我布置房子可能需要的东西，我浏览这些照片，组织出一场真正的购物狂欢。
我的成功以及它购买来的东西迅速从鲜妍美丽变得苍白寻常。很快我便对这一切习以为常。
新买的诺基亚手机并没有让我激动或满足。过了没多久，我便开始疑惑，为什么我理论上升级了的生活并没有让我感觉更好？为什么我比之前感到更焦虑不安了？
我的生活变得没有必要的复杂。草地要刈割，排水沟要清理，地板要除尘，室友要管理（把这么一幢大房子空着像是疯子才会做的事），汽车要上保险，清洗，加油，修理，注册，还有各种科技设备要安装和维持运转。为了让一切正常转动，我不得不让Seven忙个不停。但真的，一个私人买手？我究竟成了什么？我的房子和我拥有的东西成了我的新雇主们，他们管理着一项我从未申请过，但却不得不为之耗费心神的工作。
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在我们出售公司之后不久，我向东迁移，为Bowne位于纽约的办事处工作，在那里的SOHO社区，我租了一个1900平方英尺的loft公寓，与我作为技术创业家的身份相称。新公寓需要家具，家用品，电子产品等等，这需要花更多的时间精力去管理。
而且，因为这个地方面积巨大，我觉得有必要找室友——这需要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去管理。我仍然保有西雅图的房子，因此我发现我正为两个家园担心。我决定留在纽约后，花了一笔钱和数月的城际旅行，费心费神，关了西雅图的家，处理了里面所有的东西。
我是幸运的，这很明显，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从一次科技启动销售中得到一笔意外之财。但生活被过多的所有物弄得凌乱不堪的，不止我一个人。
在一项去年出版的，名为“21世纪的家庭生活”的研究中，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分校的研究者们观察了32个洛杉矶的中产阶级家庭，发现妈妈们在处理家庭所有物的时候，无一例外的，压力荷尔蒙出现陡增。参与研究的家庭中，因为脑子里塞满了事情而不能将车停入车库的占比75%。
我们对身外之物的喜爱几乎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每个方面。比如，房产价格在过去60年中激增。在1950年，新成立的美国家庭平均面积是983平方英尺；到2011年，新家庭的平均面积是2480平方英尺。这些数据还不能提供一个全面图景。在1950年，美国的每户家庭中平均有3.37人，在2011年，这一数字已缩减到2.6人。这意味着我们现在所有的人均面积，是我们60年前所有的三倍多。
很显然，我们的超大家园还是不能为我们全部的所有物提供足够空间，正如我们国家220亿美元的个人存储行业证明的那样。
那些我们费力的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的箱子中，究竟藏了些什么？美国人购买的东西中，大部分甚至没有进入箱子或者储存空间，而是进了垃圾堆。
有例可证，根据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报告，美国人所购食品中的40%，都进了垃圾箱。
巨大的消费造成了全球性的环境和社会后果。全球平均温度超过20世纪，这一现象已经持续了至少335个月。正如最近的一份国会报告所阐释的那样，这一次全球增温，以及酸化的海洋，消融的冰川和北极海冰，“主要是由人类活动驱使的”。许多专家相信消费主义以及它所带来的一切连锁效应——从资源提取到大规模制造到垃圾处理——是将我们的星球逼至绝境的罪魁祸首。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伴随着富士康工厂新闻和最近的北京雾霾预警，我们所购买的大部分平价产品，是基于廉价甚至带有剥削性质的海外劳力以及环境税条例的。
所有这些永无止境的消费带来了可见的幸福度增长吗？
在一份最近的调查中，来自西北大学的心理学家盖伦·保得豪森将消费和异常的反社会行为联系起来。保得豪森教授发现，“不考虑人格，在激发消费者思维定势的情形下，人们表现出了同类型的，关于福利的问题模式，包括消极反应和社会隔膜。”尽管美国人的消费活动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已经出现巨大增长，但幸福水平的发展一直持平。
我不知道我收集在loft公寓中的那些东西是不是我刚搬入SOHO社区的头几个月中呈现出的异常的或者反社会行为中的一部分。但我那时刚刚着手行动，开始一些在我遇见奥嘉，一位安道尔美人，之前从没有真正开始过的事情，并深陷其中。我和我那些所有物之间的关系迅速瓦解。
在奥嘉的护照过期之后，我追随她去了巴塞罗那。我们住在一间小小的公寓里，完全沉溺在对彼此的爱意之中，直到我们意识到，在西班牙没有什么能牵绊住我们。于是我们整理了若干衣物，一些梳洗用品，以及几台笔记本电脑，就上路了。我们住过曼谷，布宜诺斯艾利斯，多伦多，以及许多在这些地点之间的停留站。
作为一个停不下来的创业家，我一直都在工作，从装配在我太阳能背包里的办公室，我建立了几家新公司。我创建了一些不实际的社会改良家式的公司，比如我们很高兴为您服务，它能制造出被视作纽约城符号的Anthora咖啡杯的可重复利用的陶瓷版本。还有一家公司是TreeHugger.com，一个环境设计博客，我后来将它卖给了探索通信公司。我的生活充满了爱，冒险以及我所关心的工作。我感觉很自由，我一点也不想念我的车，杂七杂八的东西以及房子，相反的我感觉自己好像辞去了一份毫无尽头的工作。
与奥嘉的关系最终结束了，但我的生活再也不是从前那样。我活得精简了，旅行更加轻装。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和钱。除了我的旅行习惯之外——我一直尝试着约束自己，通过精简旅程，合并行程并购买碳补偿税——我的碳足迹比之我从前的超级生活剧减，我感觉好多了。
凭直觉，我们都知道生活中最好的事物并不是具体的事物，那些情感关系，经验以及有意义的工作才是快乐人生最重要的。
我和任何人一样喜欢物质。我在学校时学的是产品设计。我喜欢小物件，服装以及所有的东西。但我的经验表明，过了一个特定的点之后，物质的东西会出现这样一种倾向，它们会排挤那些它们原本所支持的情感需求。
我不会用我所有的任何东西去交换我曾经在曼谷街头和奥嘉游荡的那些时光的哪怕一秒。通常，物质的东西不仅占据物理空间，而且占据精神空间。
我仍然是一个不断前进的创业家，我最新的创业是设计能够支撑我们生活的精密构建的小家园，而不是恰好相反。像我现在所居住的420平方英尺的空间一样，那些我设计的房子收纳更少的东西，让居住者们能更轻易的过量入为出的生活，并减少他们环境足迹。我的公寓能为四个人提供舒适的睡眠环境，我经常提供12人的聚餐。我的空间建造良好，平价，并且能够提供和双倍于己的起居空间一样的功能。作为创建了TreeHugger.com的人，我睡得更好了，因为我知道我没有使用超出我所需的资源。我拥有的更少了，但我享受得更多。
我的空间很小，我的生活却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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