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始职业生涯的年轻人都注意到，在过去许多拥有MBA学位和其他专业学位的妇女决定“退出”中期职业生涯，然后决定要回国工作。职业妈妈研究所在2010年对3700名女性的调查中发现人们的工作与生活断线：职业型的全职妈妈们在接受调查中有55％的人表示她们更愿意工作。
考虑到这一点，我和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及财务顾问--玛德琳·米勒，聊了关于她在家呆了14年后六年前成功重返职场的事情。当她在沃顿商学院的时候，她的班级只有10％的女性，她是沃顿商学院的女性的创始人之一。她热衷于帮助年轻女性管理自己的职业目标并同时保持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她还会给那些渴望回归工作的女性一些建议。
简 巴内特：你是沃顿商学院会计和金融专业的本科生。你能谈谈你的早期职业生涯吗？
玛德琳米勒：我从来没有打算做执业注册会计师，但我认为这对我以后想做的任何事是一个很好的跳板。在大学毕业那年，我顺利通过注册会计师考试。在开始读哈佛商学院之前，我在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做了两年审计，税务和咨询方面的工作。哈佛毕业后，我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做企业融资。
当他们让我去做兼并和收购时，我已经结婚了，我在21岁结的婚。我看了看周围的女性，发现她们不是单身就是离婚的。我决定不要长期呆在那里，因为我没法让我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活之间取得平衡。所以我转到房地产金融，房地产银团贷款和开发，然后投资。
在我丈夫接受了一份在巴黎的工作之前，我已在一家公司办公室开发商工作了数年。因为我是随行配偶，只好再找工作。在我们移居法国的期间，我找到了一家房地产投资领域的大型准政府组织的工作，是来管理法国邮政工人的养老金资产。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孩子。我一直对我的职业生涯很有兴趣，非常有野心。我的母亲是一个全职妈妈，所以我想要当一个好妈妈的唯一途径是成为一个全职妈妈。远离家乡真的让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孩子。结婚14年，我终于想到了，“我想我可以在家陪孩子。”同样地我认为做母亲的唯一方式是留在家里。当我第一个孩子在法国出生后我们决定回家，因为我们不想让孩子连爷爷奶奶都不认识，远离了我们的大家庭。在经历两次在曼哈顿购房的失败，我们搬到了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我的第二个孩子在那里出生的。
JB：在家带孩子你有什么感悟？
MM：我爱我的孩子，但我发现过渡很艰难。我是一个职业女性，而现在我却在远郊的家中带婴儿。既然我下定决心要这样做，我就竭尽所能。我在孩子学校的董事会做了很多志愿工作。数年后，我发现我在他们学校的投入太多了，尤其是当他们越长越大。所以我知道我该收手了，但我真的需要更多。
就是那时我对老公说，我需要改变这种状况。我要回城，因为那是才是工作的地方。我采纳了孩子们的意见。在这一点上，他们都是青少年了，我知道如果想这样做一定要他们的决定。在2007年我们搬家了，孩子们到了秋天都适应了新的生活，我打算在过完冬天的假期后重拾简历。
JB：对于重回职场你有没有什么策略？你有没有跟业务上的同事或沃顿商学院和哈佛商学院的朋友保持联系？
MM：没有，因为我离开的时候根本没打算回去。我以为我再也不工作了。如果我知道我现在的想法，我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的。没有太多的项目可以为重返职场的人提供帮助，但有人告诉我，有一个意在帮助人们重新进入职场的猎头公司。我跟他讨论了我的情况，我想他对我的故事印象深刻，因为我为了可以回去工作，彻底的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我的背景是商业地产，但那会是在2007年，对房地产来说这不是一个好时机。 [猎头]问我是否想过财富管理。当我想到这些要求：较强的分析和财务背景、喜欢人、喜欢与人亲近，我觉得我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我喜欢做顾问来帮助人们满足他们的需求。他帮我与联博取得联系并在八轮面试后，我得到了这个工作机会。
JB：你对那些刚开始工作的年轻女性和想要返回职场的女性有什么建议？
MM：我对年轻女性说过很多，我告诉她们：“你找谁作为你的伴侣是你在生命中最重要的决定，而不是你的职业，或其他的。如果你不找一个支持你的人，这以后将是非常困难的。”
当我重返工作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当我做全职妈妈的时候，所做的一切都为了孩子。我工作很多个小时，所以他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过得很幸福因为丈夫一直在家中给予帮助。当孩子们十几岁的时候，他会准备晚餐并准备好摆在桌上，所以当我回家时，我们可以在一起吃晚饭。
我是哈佛商学院妇女协会的会长，我们做了很多宣传，包括那些成为全职妈妈的校友们。我们有一个简报提供兼职工作的职位招聘。做这样的工作不会得到报酬，但在以后重返工作时会赚回来。我们和一个非营利组织为全职母亲在斯卡斯代尔弄了一个后落客早餐的工作让她们利用自己的专长来做小企业项目。无偿为一个项目工作可以作为一个凭据写在你简历上。这是我的口头禅：帮助和支持妇女并帮助妇女互相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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