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到1870年期间，奥斯曼男爵命令拆毁巴黎大部分地区。贫民窟被夷为平地，改建成资产阶级社区，以前迷宫一样的城市变得井井有条，到处是宽阔的林荫大道（例如圣日耳曼大街）和放射性大街（尚-爱丽舍大街）。贫穷的巴黎人试图反抗，但最终被迫逃离，几乎没有得到事前通知，他们的房屋就被推倒了，赔偿金少的可怜甚至没有。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巴黎经历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从工人阶级的与中古代的城市一跃而变成资产阶级的与现代化的都市。
现在的每年8月，巴黎要经历另一种快速转变。游客占据了风景如画的各个大街。所有的工作间都关上了大门。街上，平常单调的法语让位于动听的英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法国工人每年法定休假至少31天，几乎所有人都选在8月，急急忙忙地迁往戛纳，或者远足意大利、西班牙或希腊，那里的生活并未像巴黎那样出现停顿，地中海人在向他们招手呼唤。
也许有些人说这是懒惰，然而，法国人8月整月休假，实际上是为了避免出现过劳引爆点。一夜之间，城市换了摸样，法国人的工作习惯也瞬间改变——这种度假是有效益的。这是因为尽管像滑尺一样，工作时间往往与人的产出成比列，但到一定程度，工作时间与工作质量之间关系刚好相反。换句话说，在某个点位上，工作的时间越长，工作效率越低。
例如，工作时间过长往往造成分心，降低效率低下。这种说法的一个例子就是所谓的帕金森定律，这条定律说完工时间能拉多长，工作就能拖多长。少干一点，人往往会干得好一点。
培训一项技能也是这样。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K·安德斯·埃里克森在柏林做了一项研究，发现成功的音乐家花在练习上的时间少得惊人——每天仅90分钟。事实上，最成功的音乐加不但练习时间较少，而且每天小睡的时间也多，训练期间只要感到困乏或压抑旧尽情休息。
长期以来众所周知，过多的工作往往会造成压力，减少寿命。同时，工作过多会引起工作上的脱节，因为人的注意力每周不能维持50个小时以上。亨利·福特也懂得过劳造成的问题，他将雇员的工作时间从每周48小时减少到40小时。亨利在其自传《我的生活与工作》中回忆说，由于每周工作超过40小时，员工在工作中出了许多错误。
不把休闲视为偷懒，视为反省必需花费的时间，如何？
当然，一些低收入的工人被迫长时间工作或干几份工作养家糊口。为什么其他许多雇员——包括那些薪金高得难以令人置信的人——尽管没有无必要却仍然加班工作？
亚历山德拉·米歇尔以前在高盛公司工作，现在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副教授。她发现在两家著名投资银行（她没有透露公司名字）工作的雇员平均每周工作120小时（也就是每天工作17小时）。米歇尔写道，这种做法不但让工作人员“置家庭生活和健康于不顾”，而且即使老板们并不强求加班——员工也明白一天工作到第十六、第十七小时并不能提高工作成效，依然延长工作时间。
米歇尔得出结论，勤奋工作的个人长时间工作并不是因为“回报、惩罚或者义务。”相反，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原因是除了工作以外他们想象不到其它任何东西，即使这样做毫无意义。
许多人长时间工作仅仅为了长时间工作，这似乎挺愚蠢的。人们不为“报酬、惩罚或义务”而加班工作，可能的原因是工作具有很大的社会声望。忙意味着勤劳，勤劳则意味着好的品行、良好的教育以及当前或将来的富裕。说“没办法，我正忙着呢”，显示自己不但严肃认真，而在重要岗位工作。
许多国家都存在一种信仰，美国尤其如此，即工作是一种天生的高尚追求。生活中缺了工作这样的驱动结构，许多人觉得就丧失了存在意义——即使这种结构在生理或心理意义上与利益或健康均不成正比。
也许大家都认同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工作是为了获得幸福赖以存在的休闲。”激烈员工努力工作的胡萝卜是过上轻松的退休生活。然而，这种因果关系常常被颠倒了，结果，我们让生活适应工作，而不是工作适应生活。人们普遍认为，幸福感及对生活的满足感只能通过辛勤工作才能获得，这种认识在人们的心里与其说是一种哲学命题，还不如说是种激励工人的管理神话。
在1932年写的论文《赞扬闲散》中，英国哲学家伯兰特·罗素纠正了这种想法，他写道：“在现代世界上，信奉工作具有高尚品德正在造成大量的伤害。”相反，“通向幸福与繁荣的道路在于有组织地减少工作量。”
也就是说，幸福根本不在深夜加班中，而在寻找减少工作的旅途中，即使这种做法意味着购物量减少，或者修正自己的认识，让拥有自由时间不再与道德缺点划等号。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随着技术效率的提高，经济学家们一直论述如何削减工作时间的问题。亚当·史密斯的“销式理论”认为，在通常情况下如果工人一天工作8小时加工一定数量的销子，那么两三倍提高销子生产效率的发明也应该成比例地减少工人在该项工作上花费的时间。按照这种理论，我们应该像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因斯在其《子孙后代的经济可能性》一文中设想的那样，减少工作。也许我们无法达不到他提出的每周15小时，但是减少工作时间仍然受到欢迎。
在有些行业，例如法律，工作超过需要的时间是有道理的，因为律师收费是按小时计算而不是一次性计费。当然这种做法伤害当事人的利益，他们最终要为没有产出的工作掏钱，但在短期内，这对法律事务所是场革命。此外，尽管加班造成工作效率大幅下降（美国公司每年损失的劳动生产率总价值为4500-5500亿美元之间），增加了工作压力与生病机会，但是雇佣一个职员每周工作80小时仍比雇佣两个人每周工作40个小时更为便宜。
美国工人：工作紧张，不知所措，筋疲力尽
不过有些公司已开始抛弃这种思维，转而采用“少工作，工作好”的策略。总部设在密执安州的Menlo技术发明软件公司鄙视每周工作超过40小时的雇员，他们把加班不看作奉献，而视为效率低下的标志。据《不知所措：所有人都没有时间时的工作、爱情和娱乐》一书的作者布里吉·德舒尔特讲，在这家公司，好几个雇员甚至因加班被解聘。最后，无休无止的加班还有一个简单的理由：文化惰性。过去美国人工作时间都很长，所以尽管出现新技术，尽管出现效率飞跃，我们仍然继续工作同样的时间，即使这样在产出上并无明显收效，甚至有负面效果。最重要的是，其他所有人都固守自己的工作模式：在办公室第一个为“产出缘故”而减少工作时间不用担心影响，需要勇气和一点法国人讲的天真。
许多人依然固守工作绝对重于自由时间的观念，无法逃脱工作给予的结构，工作提供的目的，工作代表的道德。但是，假如我们不把休闲时间视为偷懒，而是为自我反省、激发创造力、为未来工作积蓄脑力与能量所必需的时间，会是什么的情况？
尽管存在经济方面的问题，但法国工作时间“非常长”的雇员不到9%。相比之下，美国工作“时间非常长”的人占11%，而比例最大的是土耳其，为43%。法国同时是世界上工作与生活平衡最好的国家之一。工作时间太长，往最好地说，毫无意义，往最差的说，非常有害。加班加点牺牲了我们的生理及心理健康，牺牲了我们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它常常根植于我们自己赋予工作行为以高尚情操的愿望，让我们感觉做了好多东西（即使并非如此），使我们能够告诉他人“我忙”，这是一种社会声誉。
创造现代巴黎耗费了大量工程。正如法国历史学家Patrice de Moncan在其《奥斯曼的巴黎》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在整个17年的工程期间，奥斯曼男爵因提高巴黎效率的观点为许多巴黎人所憎恶，受到严重抵制。但拿破仑三世不断督促尽快完工，整个工程期间奥斯曼男爵从未延长过休假时间。1870年初，他完成了歌剧宫（the Place de l’Opéra）的建设并着手开始建设国家歌剧院本体工程。
但在拿破仑三世任命奥斯曼的激烈批评者埃米尔·奥利维埃为首相之后，这位法国皇帝站到奥斯曼对手的一边，解除了他的职务。奥斯曼苦苦挣扎，他浪迹海外，淡出公众视线。直到1870年代后期，他才回到巴黎，重返政坛。回国前一年，歌剧院终于竣工。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