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丰产路41号院,李家。
红上衣,黑裤子,布鞋,李妻张黛的笑容里隐藏着不易察觉的忧郁与憔悴,显然已不堪打扰。我才张口,她截住说,这里有本李伯安的资料集,你要问的全在里面。
我赶紧剑走偏锋,聊些家长里短。气氛逐渐开始融洽。
成长与性情
客厅里挂着李伯安的大幅遗照,画家在夜晚的灯光下慈眉善目地微笑。张黛叹口气说,他是个好人。
记忆的片段拉回从前。
李伯安1944年生于洛阳市老城区,姐弟四人,母亲长年卧病,家境几近赤贫。母刚毅,训子极严。伯安居长,自小经受风雨淘洗,本能而责任地迁就、照料两个弟弟,养成凡事必先考虑别人的习惯。生计压头,催人奋发,李伯安温善的外表下,激荡着坚忍与倔强。认定的事情,弄不彻底决不罢休。
有一次,望着挣扎在病床上的母亲,他心如油煎,悄悄割来块肉,藏在墙头里,祈祷老母早日康愈。年稍长,就推车跑坡挣钱养家,带领弟弟赶关林庙会,自制汽水出售。1964年,二弟考取华中工学院,伯安读书梦彻底破灭。但见有盖房工地,即上前搬砖、和泥,打小工补家用。散工后,常扑倒在床,久喘不息。母束手无策,惟有落泪。
苦日子给了李伯安奋争不止的精神原动力,也让他落下一身病痛。
张黛记得清楚,1972年冬,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相识了。当时她在洛阳做营业员,那晚,当李伯安出现在售烟糖的小窗口时,朦朦夜幕下,他衣着单薄、苍白文弱,一副贫寒学子模样。但清秀温善的脸上,却含着真挚诚恳的笑。寒风中,如一株营养不良的小树,瑟瑟发抖。
张黛的描述中,当年李伯安大致是这样:缺乏姑娘们择偶所需的必要条件——学历、成分、家庭、金钱、权势、地位,年近而立,一无所有。抛去外在因素不论,单说人,没有流利的口才,没有过人的才华,没有出色的仪表,甚至没有强健的身体。虽五官端正,但无丝毫男儿英武之气,尽管不算矮,却与挺拔无缘。多年政治高压(家庭成分不好)和久处社会底层的蹭磨,使他脖子严重缺钙,头似乎永远也抬不起来,腰似乎永远也直不起来,说话从来不会高声,就连笑,也是轻轻淡淡柔柔曼曼,微带忧郁,略含苦涩,似乎永远满怀歉意,似乎从来没有在任何人面前一展大丈夫的气概和男子汉的风采。
她想,这样的人做朋友可以,做丈夫绝对不中!
然而随着光阴流转,她却发现,自己已经越来越离不开李伯安,被他身上散发出的个人魅力强烈吸引,直到1974年秋铁心下嫁。这期间,她一次次噙着泪花冲破家庭阻力,明知“嫁给他就意味着做寡妇”也义无返顾地向前冲。
吸引她的是李伯安的善良与执著。
他从不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从没有豪言壮语,从不非议别人,从来都随身带着小速写本,从来作画都是专注而凌厉的眼神。
他向她娓娓道来俄罗斯画家列宾历十三年寒暑画成《沙布洛什人答苏丹王的信》;罗丹砍去巴尔扎克雕像双臂时的果断与无奈;疑惑不解地叙述着列维坦在痛失爱妻后居然整整一年没有画画;坦言自己三天不动笔便觉不可思议;神往地谈论王式廓《血衣》创作的艰辛,毫不掩饰对他为创作而付出生命代价的由衷崇敬。
张黛说,那个狂热地爱着绘画艺术的青年人,心中藏着雄奇而瑰丽的梦想,他渴盼有朝一日能够让不朽巨作在自己双手下诞生,哪怕为此付出生命。她又喜又忧,喜的是,个性与才情有可能成就他的梦想,忧的是,狰狞的病魔怕是不会轻易放过他。
她无比清晰地听见了发自心窝里的“咯噔”声。
生活与创作
1971年,李伯安27岁,开始深入太行山“找生活”。
太行和巴颜喀拉,是他艺术生命中的两座圣山。他一生都在为它们孤独、寂寞、清贫、风尘仆仆。
他在事业上倾注了移山心力,同时还深爱着生活,深爱着身边的亲友。虽然他看上去沉默寡言、木讷羞涩,但内心却奔涌着爱的滚滚浪涛。他见缝插针地在创作间隙,表达着血肉丰满的自我。
数十年相濡以沫,张黛最有发言权。
张黛摘下眼镜,擦擦眼睛,面对我叹息声声。她歉疚地说,请不要说什么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伟大的女人,我们家的饭,伯安做得多。
李伯安不是餐风饮露的隐者高士,他懂得“入世”对创作的重要性。
张黛说:这么多年,伯安时时处处包容着我。他病重期间,我们饭后必外出散步,回家时顺便买些日用品。但凡买了东西,必是他提着,我抢过来他再抢回去。下雨了,一把伞,淋湿的永远是他,踩水坑泥坑的永远是他。碰见乞丐,他永远走不过去,走过几步了最终还要忍不住折回去掏钱。
自家姐弟们有啥事,李伯安都尽量施以援手,尽管有时候自顾不暇。他对朋友更好。余菊花,伯安一同事,忽患肝萎缩,日渐消瘦,医嘱多运动,但又不可太过激烈。伯安知晓后,天天午间陪她打乒乓球,从无懈怠。菊花至今提起,仍是热泪盈襟。
伯安逝后,美术圈悲声一片。为使伯安艺术流播广远,大伙个个慷慨人人踊跃,捐画筹资,为亡友办展览、出画集、开研讨会,其情其景,感人至深——这是伯安的好人缘。
伯安生前向来不修边幅,毫无艺术家的潇洒风流作派。言谈举止,也多拙直而少圆润,多拘谨而少浪漫。一旦投入创作,吃榨菜、泡方便面就成了家常便饭——这是他的真性情。
伯安全心艺术,于名利场几无概念。1987年,文艺社领导有意提拔他当美术室主任,竟遭极力推拒。平素,画家们多热中笔会,挥洒一两幅,红包千余元,对生计不无小补。伯安也曾不堪家人唠叨勉强参与数次,每次归来多神情郁郁,终还是拂袖出局——这是他的大境界。
张黛说,没有这么一副“炽热”而又“冰冷”的双重人格,李伯安断难拿出高妙之作。
苦役与辉煌
数下甘藏、溯源黄河。一番折腾后,到了1991年。
47岁的李伯安正式租用省地矿厅招待所的两间教室,开始艰辛的朝圣路。拖着疾患缠身之躯,他开始面对魂牵梦绕的巴颜喀拉山。
到1998年5月2日,这个虔诚的艺术朝圣者,在他寂寥而窄狭的画室内,与孤灯水墨厮守了整七年。准确地说,巨幅长卷《走出巴颜喀拉》自1988年开始酝酿,历时整十载,正可谓十年一剑。
这期间,1994年,他分到带有27平米客厅的一套房子,总算有了属于自己的画室,尽管它小,有点寒酸。同年,他的画被冯骥才先生看到并大加赞许。这些零散的喜悦支撑着他。
这期间,他白天上班,业余作画,春节杜门却扫,闷头画上五六天。为了尽可能节省时间,他经常早上从家里灌瓶开水,就着干饼咸菜、方便面凑合。有时用脑过度,他眼前金星乱冒、一阵晕眩。
这期间,春风秋雨,时序更迭,错过了几多好景致,忽略了几多天伦乐!
这期间,儿子长大了,一次去画室,抓起一把毛笔把玩,被他厉声喝止,心疼地说,这是爸的命啊!就连妻子,也绝少被允许在画室驻留。一天天,一夜夜,中原的一间未名小屋子里,只有他一个人,在洁白的宣纸上,攀爬着冰山雪岭,亲近着牦牛旌旗,拥抱着藏男藏女。
梦一般的苦旅!难以遏止的创作欲!时时发难的身体!
无法想象!只能想象!
在他罕见的留存下来的资料照片中,我看到了被层峦叠嶂压迫着的李伯安。儒雅清瘦的面容和磅礴粗犷的画作,形成强烈反差,令人莫可名状地心酸。其中一张照片最是揪人心肝,伯安侧躺在沙发上,身边是暖瓶和画具。不用说,他一定又是连续工作了好几个钟头,实在太累了。他一定又是隔几秒钟就要喘上几大口粗气,不得不以掌抚胸,稍抑激越的心跳。尽管这样,他那如炬的双目,仍然紧紧盯咬着画作,仍然在检索哪怕一星半点的瑕疵。
十年,就这样水流花谢不复回!
十年过去了,春回大地,伯安却倒在了他未竟的作品前!
1999年11月24日至12月1日,北京,中国美术馆二楼大厅,李伯安画展盛况空前,人潮奔涌。许多观众看了一遍又一遍,最多的先后看了六次。
2001年4月1日至26日,上海美术馆,再次轰动。
2001年9月18日,河南博物院,中原大地惊叹连连、百感交集。
这幅长121.5米、高1.88米、描绘了266个神态各异的人物的画卷,共分十个部分。以黄河为构思依托,以群像式的构图,塑造了众多中华儿女。从黄河之源的圣山巴颜喀拉画起,以藏人为主人公,通过一组组苍浑凝重的艺术形象和大气磅礴的节奏排布,寄寓了九曲黄河蜿蜒奔腾终入海的万古豪情。
冯骥才如是评价:它似乎不去刻意于一个个生命个体,而是超时空地从整个中华民族升华出一种生命精神和生命美。当我们进一步注目画中水墨技术的运用时,还会惊讶于画家非凡的写实才华。他把水墨皴擦于素描技法融为一体,把雕塑的量感和写意的挥洒混合无间。中国画的前途,只有在庸人之间才会辩论不休,在天才的笔下却是一马平川,纵横捭阖,四望无垠。于是,在本世纪即将终结之时,中国画诞生了一幅前所未有的巨作。在中国画令人肃然起敬的高度上,站着一个巨人。
刘勃舒则动情地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伟大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是出伟人的时代,李伯安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画坛的伟人,李伯安就是20世纪画坛的骄傲。李伯安及其作品在中国画史上,是前无古人、顶天立地的。”
坦荡与思索
丈夫巨大的成功和滚烫的声誉,没有使张黛陶醉。
她说,出画集、办展览,固然是一个艺术家为社会承认的重要标志,但成名不一定就是成功,伯安艺术的最终评判权在时间手中。
惟有时间,它大浪淘沙,在史册上留下刻骨烙痕。中国美术史上能否有李伯安一席之地,不靠鲜花掌声。严峻而冷酷的美术史,它只认作品。
张黛说,她真诚吁请美术界各位方家,不必有任何顾忌,对伯安作品有不同看法尽管直言。这不仅是对画家负责,更是对美术史负责。对于个别略显夸张的称颂,她感谢支持,也表示理解,因为真正客观的评判总在尘埃落定之后。
她希望伯安的画作能按其为人处世所惯有的务实内敛的方式运行,最好不要人为炒作。当然,她坚信丈夫震撼人心的作品,决不会被历史淘汰。
然而,面对李伯安现象,一种并不轻松的思索,却在掌声过后,直逼人们的心灵。
三年后,我们回首咀嚼,不觉扼腕叹息。
54岁,驾鹤西去,让我们想起英年早逝的作家路遥。我们在想,今后该怎样去及时发现并着力呵护伯安这样的优秀人才,以延长他们本该壮硕丰茂的艺术生命。
作家李佩甫在《怀念大师》一文中写道:曾听人说,早年,伯安先生一直渴望着能有一间自己的画室,可他没有,他住的房子太小了,实在是放不下他那支笔。于是,为得到一间小小的、盼望已久的画室,平时沉静、木讷的伯安先生,竟然想出一个东方式的、民间化的解决办法——离婚。在他心里,画永远是第一位的。为了这间小小的画室,在世俗社会里,他甚至敢于舍去脸面。就这样,他独自一人背着铺盖卷搬出了家门,走出了温馨,选择了寂寞,在过了许久“单人抗战”生活后,才勉强占有了一间小小的所谓的“画室”。
除此之外,还有,还有那长年累月的方便面,那领不到工资的创作假期。
说什么呢,凡高,还是徐渭?
还能说什么呢,斯人已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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