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丰产路41号院，李家。
红上衣，黑裤子，布鞋，李妻张黛的笑容里隐藏着不易察觉的忧郁与憔悴，显然已不堪打扰。我才张口，她截住说，这里有本李伯安的资料集，你要问的全在里面。
我赶紧剑走偏锋，聊些家长里短。气氛逐渐开始融洽。
成长与性情
客厅里挂着李伯安的大幅遗照，画家在夜晚的灯光下慈眉善目地微笑。张黛叹口气说，他是个好人。
记忆的片段拉回从前。
李伯安1944年生于洛阳市老城区，姐弟四人，母亲长年卧病，家境几近赤贫。母刚毅，训子极严。伯安居长，自小经受风雨淘洗，本能而责任地迁就、照料两个弟弟，养成凡事必先考虑别人的习惯。生计压头，催人奋发，李伯安温善的外表下，激荡着坚忍与倔强。认定的事情，弄不彻底决不罢休。
有一次，望着挣扎在病床上的母亲，他心如油煎，悄悄割来块肉，藏在墙头里，祈祷老母早日康愈。年稍长，就推车跑坡挣钱养家，带领弟弟赶关林庙会，自制汽水出售。1964年，二弟考取华中工学院，伯安读书梦彻底破灭。但见有盖房工地，即上前搬砖、和泥，打小工补家用。散工后，常扑倒在床，久喘不息。母束手无策，惟有落泪。
苦日子给了李伯安奋争不止的精神原动力，也让他落下一身病痛。
张黛记得清楚，1972年冬，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相识了。当时她在洛阳做营业员，那晚，当李伯安出现在售烟糖的小窗口时，朦朦夜幕下，他衣着单薄、苍白文弱，一副贫寒学子模样。但清秀温善的脸上，却含着真挚诚恳的笑。寒风中，如一株营养不良的小树，瑟瑟发抖。
张黛的描述中，当年李伯安大致是这样：缺乏姑娘们择偶所需的必要条件——学历、成分、家庭、金钱、权势、地位，年近而立，一无所有。抛去外在因素不论，单说人，没有流利的口才，没有过人的才华，没有出色的仪表，甚至没有强健的身体。虽五官端正，但无丝毫男儿英武之气，尽管不算矮，却与挺拔无缘。多年政治高压（家庭成分不好）和久处社会底层的蹭磨，使他脖子严重缺钙，头似乎永远也抬不起来，腰似乎永远也直不起来，说话从来不会高声，就连笑，也是轻轻淡淡柔柔曼曼，微带忧郁，略含苦涩，似乎永远满怀歉意，似乎从来没有在任何人面前一展大丈夫的气概和男子汉的风采。
她想，这样的人做朋友可以，做丈夫绝对不中！
然而随着光阴流转，她却发现，自己已经越来越离不开李伯安，被他身上散发出的个人魅力强烈吸引，直到1974年秋铁心下嫁。这期间，她一次次噙着泪花冲破家庭阻力，明知“嫁给他就意味着做寡妇”也义无返顾地向前冲。
吸引她的是李伯安的善良与执著。
他从不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从没有豪言壮语，从不非议别人，从来都随身带着小速写本，从来作画都是专注而凌厉的眼神。
他向她娓娓道来俄罗斯画家列宾历十三年寒暑画成《沙布洛什人答苏丹王的信》；罗丹砍去巴尔扎克雕像双臂时的果断与无奈；疑惑不解地叙述着列维坦在痛失爱妻后居然整整一年没有画画；坦言自己三天不动笔便觉不可思议；神往地谈论王式廓《血衣》创作的艰辛，毫不掩饰对他为创作而付出生命代价的由衷崇敬。
张黛说，那个狂热地爱着绘画艺术的青年人，心中藏着雄奇而瑰丽的梦想，他渴盼有朝一日能够让不朽巨作在自己双手下诞生，哪怕为此付出生命。她又喜又忧，喜的是，个性与才情有可能成就他的梦想，忧的是，狰狞的病魔怕是不会轻易放过他。
她无比清晰地听见了发自心窝里的“咯噔”声。
生活与创作
1971年，李伯安27岁，开始深入太行山“找生活”。
太行和巴颜喀拉，是他艺术生命中的两座圣山。他一生都在为它们孤独、寂寞、清贫、风尘仆仆。
他在事业上倾注了移山心力，同时还深爱着生活，深爱着身边的亲友。虽然他看上去沉默寡言、木讷羞涩，但内心却奔涌着爱的滚滚浪涛。他见缝插针地在创作间隙，表达着血肉丰满的自我。
数十年相濡以沫，张黛最有发言权。
张黛摘下眼镜，擦擦眼睛，面对我叹息声声。她歉疚地说，请不要说什么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伟大的女人，我们家的饭，伯安做得多。
李伯安不是餐风饮露的隐者高士，他懂得“入世”对创作的重要性。
张黛说：这么多年，伯安时时处处包容着我。他病重期间，我们饭后必外出散步，回家时顺便买些日用品。但凡买了东西，必是他提着，我抢过来他再抢回去。下雨了，一把伞，淋湿的永远是他，踩水坑泥坑的永远是他。碰见乞丐，他永远走不过去，走过几步了最终还要忍不住折回去掏钱。
自家姐弟们有啥事，李伯安都尽量施以援手，尽管有时候自顾不暇。他对朋友更好。余菊花，伯安一同事，忽患肝萎缩，日渐消瘦，医嘱多运动，但又不可太过激烈。伯安知晓后，天天午间陪她打乒乓球，从无懈怠。菊花至今提起，仍是热泪盈襟。
伯安逝后，美术圈悲声一片。为使伯安艺术流播广远，大伙个个慷慨人人踊跃，捐画筹资，为亡友办展览、出画集、开研讨会，其情其景，感人至深——这是伯安的好人缘。
伯安生前向来不修边幅，毫无艺术家的潇洒风流作派。言谈举止，也多拙直而少圆润，多拘谨而少浪漫。一旦投入创作，吃榨菜、泡方便面就成了家常便饭——这是他的真性情。
伯安全心艺术，于名利场几无概念。1987年，文艺社领导有意提拔他当美术室主任，竟遭极力推拒。平素，画家们多热中笔会，挥洒一两幅，红包千余元，对生计不无小补。伯安也曾不堪家人唠叨勉强参与数次，每次归来多神情郁郁，终还是拂袖出局——这是他的大境界。
张黛说，没有这么一副“炽热”而又“冰冷”的双重人格，李伯安断难拿出高妙之作。
苦役与辉煌
数下甘藏、溯源黄河。一番折腾后，到了1991年。
47岁的李伯安正式租用省地矿厅招待所的两间教室，开始艰辛的朝圣路。拖着疾患缠身之躯，他开始面对魂牵梦绕的巴颜喀拉山。
到1998年5月2日，这个虔诚的艺术朝圣者，在他寂寥而窄狭的画室内，与孤灯水墨厮守了整七年。准确地说，巨幅长卷《走出巴颜喀拉》自1988年开始酝酿，历时整十载，正可谓十年一剑。
这期间，1994年，他分到带有27平米客厅的一套房子，总算有了属于自己的画室，尽管它小，有点寒酸。同年，他的画被冯骥才先生看到并大加赞许。这些零散的喜悦支撑着他。
这期间，他白天上班，业余作画，春节杜门却扫，闷头画上五六天。为了尽可能节省时间，他经常早上从家里灌瓶开水，就着干饼咸菜、方便面凑合。有时用脑过度，他眼前金星乱冒、一阵晕眩。
这期间，春风秋雨，时序更迭，错过了几多好景致，忽略了几多天伦乐！
这期间，儿子长大了，一次去画室，抓起一把毛笔把玩，被他厉声喝止，心疼地说，这是爸的命啊！就连妻子，也绝少被允许在画室驻留。一天天，一夜夜，中原的一间未名小屋子里，只有他一个人，在洁白的宣纸上，攀爬着冰山雪岭，亲近着牦牛旌旗，拥抱着藏男藏女。
梦一般的苦旅！难以遏止的创作欲！时时发难的身体！
无法想象！只能想象！
在他罕见的留存下来的资料照片中，我看到了被层峦叠嶂压迫着的李伯安。儒雅清瘦的面容和磅礴粗犷的画作，形成强烈反差，令人莫可名状地心酸。其中一张照片最是揪人心肝，伯安侧躺在沙发上，身边是暖瓶和画具。不用说，他一定又是连续工作了好几个钟头，实在太累了。他一定又是隔几秒钟就要喘上几大口粗气，不得不以掌抚胸，稍抑激越的心跳。尽管这样，他那如炬的双目，仍然紧紧盯咬着画作，仍然在检索哪怕一星半点的瑕疵。
十年，就这样水流花谢不复回！
十年过去了，春回大地，伯安却倒在了他未竟的作品前！
1999年11月24日至12月1日，北京，中国美术馆二楼大厅，李伯安画展盛况空前，人潮奔涌。许多观众看了一遍又一遍，最多的先后看了六次。
2001年4月1日至26日，上海美术馆，再次轰动。
2001年9月18日，河南博物院，中原大地惊叹连连、百感交集。
这幅长121.5米、高1.88米、描绘了266个神态各异的人物的画卷，共分十个部分。以黄河为构思依托，以群像式的构图，塑造了众多中华儿女。从黄河之源的圣山巴颜喀拉画起，以藏人为主人公，通过一组组苍浑凝重的艺术形象和大气磅礴的节奏排布，寄寓了九曲黄河蜿蜒奔腾终入海的万古豪情。
冯骥才如是评价：它似乎不去刻意于一个个生命个体，而是超时空地从整个中华民族升华出一种生命精神和生命美。当我们进一步注目画中水墨技术的运用时，还会惊讶于画家非凡的写实才华。他把水墨皴擦于素描技法融为一体，把雕塑的量感和写意的挥洒混合无间。中国画的前途，只有在庸人之间才会辩论不休，在天才的笔下却是一马平川，纵横捭阖，四望无垠。于是，在本世纪即将终结之时，中国画诞生了一幅前所未有的巨作。在中国画令人肃然起敬的高度上，站着一个巨人。
刘勃舒则动情地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伟大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是出伟人的时代，李伯安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画坛的伟人，李伯安就是20世纪画坛的骄傲。李伯安及其作品在中国画史上，是前无古人、顶天立地的。”
坦荡与思索
丈夫巨大的成功和滚烫的声誉，没有使张黛陶醉。
她说，出画集、办展览，固然是一个艺术家为社会承认的重要标志，但成名不一定就是成功，伯安艺术的最终评判权在时间手中。
惟有时间，它大浪淘沙，在史册上留下刻骨烙痕。中国美术史上能否有李伯安一席之地，不靠鲜花掌声。严峻而冷酷的美术史，它只认作品。
张黛说，她真诚吁请美术界各位方家，不必有任何顾忌，对伯安作品有不同看法尽管直言。这不仅是对画家负责，更是对美术史负责。对于个别略显夸张的称颂，她感谢支持，也表示理解，因为真正客观的评判总在尘埃落定之后。
她希望伯安的画作能按其为人处世所惯有的务实内敛的方式运行，最好不要人为炒作。当然，她坚信丈夫震撼人心的作品，决不会被历史淘汰。
然而，面对李伯安现象，一种并不轻松的思索，却在掌声过后，直逼人们的心灵。
三年后，我们回首咀嚼，不觉扼腕叹息。
54岁，驾鹤西去，让我们想起英年早逝的作家路遥。我们在想，今后该怎样去及时发现并着力呵护伯安这样的优秀人才，以延长他们本该壮硕丰茂的艺术生命。
作家李佩甫在《怀念大师》一文中写道：曾听人说，早年，伯安先生一直渴望着能有一间自己的画室，可他没有，他住的房子太小了，实在是放不下他那支笔。于是，为得到一间小小的、盼望已久的画室，平时沉静、木讷的伯安先生，竟然想出一个东方式的、民间化的解决办法——离婚。在他心里，画永远是第一位的。为了这间小小的画室，在世俗社会里，他甚至敢于舍去脸面。就这样，他独自一人背着铺盖卷搬出了家门，走出了温馨，选择了寂寞，在过了许久“单人抗战”生活后，才勉强占有了一间小小的所谓的“画室”。
除此之外，还有，还有那长年累月的方便面，那领不到工资的创作假期。
说什么呢，凡高，还是徐渭？
还能说什么呢，斯人已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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