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大中央车站。我打算从阿迪朗达克的外婆家出发，去母亲在海角上租住的小别墅。我给父亲写信，告诉他我要在纽约等一个半小时换乘火车，问他能不能一起吃午饭。回信的是父亲的秘书，她说父亲会在正午时到信息台接我。十二点整，我看见他从人群中走过来。
我并不了解他。三年前母亲与他离了婚，而我也再没有见过他。可是，我才看见他，就觉得他是我的父亲，是我的亲人，是我的未来，是我的劫数。我知道，我长大后会在某些方面与他相像，会在他的限制内规划生活。他个头高大，面相英俊。我很高兴能再见到他。他拍了拍我的后背，和我握了手。“嗨，查理，”他说，“嗨，儿子。我本来想带你去我开的会所，可是得到六十街那边去。你要赶火车，想来我们只能在附近吃点东西了。”他一手搂着我，而我却像母亲闻玫瑰那样闻父亲。那是混杂着威士忌、须后爽肤水、鞋油、羊毛衣和成年男性臭味的浓浓气味。我希望有人能看到我和父亲在一起，希望有人能给我们照相。我想要我们在一起的记录。
我们走出车站，走上一条小街道，来到一家餐厅。时候还早，餐厅里空无一人。酒保在和送货的少年争论，厨房里面有位穿着红衣服的年迈服务员。我们坐了下来，父亲大声招呼那位服务员。
“侍应生！”他用法语喊，“服务员！伙计！叫你呢！”
他的粗鲁似乎与空荡荡的餐厅格格不入。
“能过来点个菜吗？”他喊道，“赶快。”他拍了拍手，那位服务员注意到我们，然后拖着脚走到我们的桌边。
“你是在对我拍手吗？”他问。
“淡定，服务员，淡定。”父亲说，“如果对你来说不过分的话，如果还在你的职责范围内的话，我们想点两杯必富达混吉布森。”
“我不喜欢别人对我拍手，”服务员说。
“我应该把哨子带来的，”父亲说，“那个哨子的响声只有老服务员才听得见。好了，你要是会写字，就把你的小本子和小铅笔拿出来。我要两杯必富达混吉布森；跟我念：两杯必富达混吉布森。”
“我觉得你最好换个地方，”服务员轻声地说。
“这真是我听过的最漂亮的建议，”父亲说，“走，查理，我们他妈的走！”
我跟着父亲出去换了家餐厅。他这次没有那么粗鲁。我们点的酒上来了，他追问了我那个赛季的棒球比赛。后来他用刀子敲着杯沿，又喊了起来。
“侍应生！服务员！伙计！就是你，麻烦再给我们来两杯这种酒。”
“那孩子多少岁了？”
“关你屁事。”
“先生，抱歉，”服务员说，“我不能给那孩子第二杯酒。”
“这样啊，我给你条消息，”父亲说，“很有趣的消息。纽约不是只有你们一家餐厅，街角就还有一家！走，查理。”
他买了单，我跟着他出去又换了家餐厅。那里的服务员穿着打猎服装一样的粉色夹克，墙上挂着许多马具。我们坐了下来，父亲又喊了起来。
“猎狗的主人！嗬！给我们来两杯酒告别！来两杯吉布森混必富达！”
“两杯吉布森混必富达？”服务员笑着问。
“你他妈知道我要的什么，”父亲气愤地说，“我要两杯必富达混吉布森，动作快点。我那个伯爵朋友告诉我，让人愉快的古老英格兰已经变了。我们看看英格兰能调出什么样的鸡尾酒。”
“这儿不是英格兰，”服务员说。
“别和我争，”父亲说，“按我说的去做。”
“我只是以为你想知道自己在哪里，”服务员说。
“我最不能忍受的，”父亲说，“就是粗鲁的佣人。走，查理。”
我们去的第四家餐厅是意大利餐厅。
“麻烦来两杯美式鸡尾酒，赶快，”父亲用意大利语说。
服务员离开我们，然后和领队说了几句。领队走到我们桌边说：“先生，很抱歉，这张桌子有人预定了。”
“行，”父亲说，“那给我们换一张。”
“位置全被人预定了，”领队说。
“我懂了，”父亲说，“你不想要我们的消费，是吗？行，你去死吧。见鬼！我们走，查理。”
“我得去赶火车了，”我说。
“儿子，对不起，”父亲说，“真的对不起。”他把我搂到怀里。“我送你去车站。要是有时间去我的会所就好了。”
“没关系的，爸爸，”我说。
“我给你买份报纸，”父亲说，“买份报纸给你在火车上读。”
他去了一家报刊亭，说：“好先生，请问你能否给我一份该死的、无用的、十分钱一份的下午报？”店员转过头去，盯着一本杂志的封面。“我的要求过分吗？好先生，”父亲说，“让你给我卖一份发黄的恶心报纸标本，这个要求过分吗？”
“爸，我得走了，”我说，“来不及了。”
“等等，就一会儿，”他说，“就等一会儿，我要挑衅一下这个家伙。”
“再见，爸爸，”我说，然后走下阶梯，上了火车。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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