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上海的西方人一般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很糟糕。他们会看到地铁站争先恐后拥挤的行人，加速闯红灯的汽车，甚至有在公共场合就地解手的人。
对于造成这种粗鲁的行为的原因，可谓众说纷纭。上海本地人责怪农村来的打工仔，而西方人则归咎于“中式文化”——尽管“中式”的台湾和香港更加文明。但这种现象的背后其实有更深层的心理学原因：群体心理在中国影响甚广。面对朋友，中国人甘愿倾囊相助。但如果面对陌生人，插插队又何妨呢？一面是对陌生人的粗鲁，另一面是对亲朋好友的关爱。
当然了，中国有14亿个独一无二的个体，而他们只是被粗糙地贴上了“中国”的标签，所以我说的这些不能涵盖所有人。我的结论只来源于我在上海、广州和波士顿结交的几个朋友。但无论他们是不是具有代表性，我都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所以，一个西方人（特别是像我一样的北美人）可以从中国人那学到什么处世之道呢？
在中国，慷慨的行为更像一种礼貌的反应，就像说“请”或“谢谢”一样。这有时表现得很明显，比如在饭店里买单。但有时也很细微，比如当邻座的人弄脏什么的时候及时递上餐巾纸，或者当她看上去想要一盘菜的时候及时给她夹菜。似乎每个人都在相互观察对方的不便之处，使自己可以及时帮上忙。
这是一个人际关系的原则：一个人应该始终给予更多，远远超过对方所需要的。有一个周末我和我的同事丹丹（音译）、我们的上司安吉拉和安吉拉的儿子本一起去宜兴玩。因为丹丹的母亲是宜兴人，而安吉拉是丹丹的上司，所以丹丹的母亲很讲礼节地为我们预定了一辆黑色的奥迪A6和一名专车司机。
在我们驶离上海前，丹丹、安吉拉和司机都拿出了一些点心。但是每个人拿出的点心都够全车人吃了。这引发了一场“礼貌战”：丹丹拿出了乐事薯片。安吉拉谢绝了薯片，拿出了花生酱拌凉皮。而司机谢绝了两人的点心，又给大家倒了乌龙茶……在几分钟的混乱之后，安吉拉赢了这场“礼貌战”，所以最终在G2高速路上的时候大家都安静地吃上了花生酱拌凉皮。
一个小时之后，丹丹打电话告诉母亲我们已经吃过了，不用再准备晚餐。她母亲说：“好的，我就准备一些小点心。”但当我们到达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丹丹母亲准备把我们带到宜兴最好的酒店。而她说的“小点心”其实是八大盘宜兴名菜，例如太湖龟、甜百合汤、桃仁鸡丁、醋溜山笋……她甚至特地为了我这个“外国客人”点了一份浇了蛋黄酱的田园色拉。而且在后来的两天里，我们又被招待了5次这样的“小点心”。
当中国人招待上司、外国客人或是恋爱对象的时候，这种程度的慷慨也就只是“达标”了而已。所以住在上海的外国人以小气闻名，也是意料之中的了。
刚开始和简交往的时候，我感觉很不安。因为那些我很想听到的甜蜜情话，她从没说过。有一次，我去印尼出差一周终于回到上海。在我到家的时候，简没有说“我想你了”或者是“见到你真高兴”，而是直接开始聊天，感觉更像是在公司自助餐厅的一次普通的偶遇，而非久别后的重逢。当我告诉她我爱她时，她只是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我开始担心：她有像我爱她那样爱我吗？
但与此同时，她又默默地向我表现出无数小体贴，而且是无私的。她在Old Navy给我买了短裤。她用拍立得拍下我们俩蠢蠢的样子，放进装饰着兔耳的相框里，然后送给我。为了我的生日派对，她用气球装饰了房间，买了薯片和色拉，甚至安排了一辆轮椅使我那位扭伤了脚的朋友也能参加。她似乎觉得这些还不够，又给我做了一顿美味的香蒜大餐，配上了红酒和香氛蜡烛。她还给我画了一幅油画，画的灵感来自于一个月前我发给她的一条短信，而我都快忘了有这回事儿了。她为我做了那么多，而我却因为她说的少而担心她不爱我！
我的中文老师苏伟（音译）也深谙体贴之道。有一次圣诞节期间，我从纽约坐火车去看他。即使我只待2个小时，他也不惜往返各40分钟的时间带我到他新家坐坐。他送了我一本书，一盒给我母亲的茉莉花茶和一大袋可以带到路上吃的开心果。
从我的大学时期以来，苏伟的房子一直是向他喜爱的学生们开放的，他说：“这就是你的家！”无论我何时拜访，他的妻子刘梦君（音译）总会做一顿大餐招待我，客房里的床也总是铺好的，以便我在那过夜。有一次，我随口问了一句“有没有橙汁？”，自那以后，每次我造访，冰箱里总有大瓶装的纯果乐。苏伟总是积极地关心学生们的生活，并且在学生毕业以后仍以朋友和导师的身份继续支持着他们，这在我的大学教授们之中是不多见的。作为一位作家、教师和诗人，苏伟老师比简更懂得表达，但他仍以行动为首。
中国人对于行动的重视可以追溯到孔子。《论语·里仁》中的“君子欲讷于言敏于行”说的就是简和苏伟这样的人吧。
在不熟悉的社交场合上，我的中国同事们宁愿保持安静。他们在想：“我不想第一个开口”或者是“我不想说错话”。这会使工作团队的午餐及其乏味。为了推动员工间的社交，我们的美国业务经理梅丽莎在办公室开设了“周五好时光”（Friday Happy Hours）。但大部分员工还是不社交，他们拿了啤酒或爆米花，就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这与美式的肆意张扬几乎是完全相反的。美国人似乎早就为这些社交场合安排好了套路：“最近过得好吗？”、“在忙什么呢？”、“周末想怎么过？”美国人一般是不在乎这些问题的答案的——抱歉，马克，没人想听你的自行车旅行的——但这些套路使人们聚在了一起，促进了人际关系。
内敛与张扬，真心实意的对话与漫不经心的闲聊，这两组不同的态度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前者带来一两个真心朋友，后者带来许许多多点头之交。在中国没有“交际网”这么一说，将来也很难形成，毕竟孔子说了嘛：“无友不如知己者”。相对的，闲聊虽然可以结交新朋友，但是当你习惯了泛泛之交之后，你会发现那些所谓的“朋友”开始对你言不由衷、话里带刺，火药味不浓，但的确危险。
（译者忍不住吐槽：中国没有交际网？现在还能奉行孔子的君子之道的又有几人呢？作者太天真啦~不过像前文那些粗鲁的例子一样，都只是特征，特征，我们看看就好）
当然了，中国也有自己的一套社交应酬套路，但也只是围绕着吃饭、喝酒、送礼和“礼貌战”罢了。那些应酬套路即使不能创造出真诚的友谊，也至少能建立起坚定的共识。
当我成为一个中国人真正的朋友时，他或她常常会和我十分亲近，而这种亲近在西方只存在于多年的老友之间。宜兴之旅中提到的安吉拉是一位高级人事经理，但她对待员工就像对待孩子一样。她会邀请我和丹丹一起带着她的儿子去徒步旅行，她会经常在家里办晚餐派对。而我的中文老师苏伟比我的父母更了解我的感情生活。
我的同事林肯是一个很有想法的数字营销人，留着像海盗一样的山羊胡。他是我的游泳伙伴兼政治辩论的搭档。我们会一起去徐汇区的公共游泳池，坦诚相见，换上泳装，然后游一两个小时的泳。之后我们会去兰州拉面店里一遍吃面一遍讨论政治和历史，直到末班地铁发车的时间。
我的朋友查理斯8岁开始就移居佛蒙特州，他会说“yo（哟）”和 “a’ight（好的）”这样的俚语，看上去就是达特默斯兄弟会成员的典型了。但即使是像他这样的美籍华人，也没有丢掉中式的特点。查理斯会毫不犹豫地花上整个周末与他的“哥们儿”或“姐们儿”吃喝玩乐。虽然他说着英语，待在美国，但他的处世形式仍然是中式的。
无论是安吉拉、苏伟、林肯还是查理斯，他们都不像我的西方朋友们那样有着夸张的多愁善感。他们绝不会说“见到你真是太高兴啦！”他们只是简单地把我邀请到家里，一起度过一段好时光。
恋爱作为人际关系之中的一个特殊等级，在中国与其说是一种“关系”，倒不如说是一种“结合”。理想的上海男友会为女友做饭、叠衣，还有理所当然地为一切东西埋单——这是我的美国室友乔听说的。他有一个名叫塞布丽娜的上海女友。要想在中国恋爱，连续不断地煲“微信粥”是标准，穿情侣装也不是什么怪事，甚至连“恋爱”这个概念本身就带有坚定走向婚姻的暗示。西方的那种“约吗”文化虽然广为流传，但是在像上海这样的地方，恐怕不管用了。
最深的联系莫过于亲子关系。有一天，简问她的母亲：“如果我死了，你会怎么办？”毫不犹豫，甚至没有转变表情地，她的母亲说：“噢，那我会自杀的。”
我们的生活背景决定了我们待人接物的方式。在我成长的环境里，人们AA制，谨慎地管理时间，非到紧要关头羞于表现强烈的情感。潜规则告诉我们如何与他人聊天，如何话里带刺，如何说“真高兴见到你！”这样的语句。潜规则让我们能够交际，而不用深交。人们可以很慷慨，但通常需要你先开口要求这样的慷慨。
我在中国结交的朋友让我开始质疑这是否与人交往的最正确，或者是唯一的方法。他们倾向于少说多做，用体贴的行为表达他们的关心。陌生人之间或许有高墙阻隔，但一旦你翻过了那道墙，所有的东西都能共享。
文化之间有没有优劣之分呢？我认为当文明礼貌胜过从众心理，当鸿儒白丁都能坐下来谈天，当人们还有隐私的时候，这样的文化是具有优势的。在我的故乡波士顿，没有哪个团体是占大多数的，每个人都来自他乡，在那里这种文化显得尤为重要。而且当一个人挣脱朋友、家人和恋人之间复杂的关系网之后，他或她能去做更多的事情，变得更有创造力，敢于冒更大的险。
但是过多的个人主义会使人感到孤单。所以，在运用得当的情况下，中式文化能加强人际关系——把慷慨当做礼貌、用行动表示关心、用真诚取代闲聊、给予朋友足够的关心。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相互支持。而且最棒的是，人们将这种支持视为理所应当的事。如果只要更加关心他人就能变得幸福起来，那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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