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创建并履行哀悼的仪式，让家人和朋友表达共同的悲伤，这并不是对死亡表示畏惧或厌恶，而是表达对死者的尊敬，安慰思念故人的生者。
我想起了约75年前外婆逝世时的哀悼仪式。一连五个晚上，家人聚在一起唱起赞歌，并在一个专业送葬人的指挥下，为她的去世嚎啕和哀悼。
人们现在不再举办这样的仪式。我们通过私人的致哀向家中的女家长表示悼念。
2003年10月她首次中风时，我们便强烈地感受到人总要面对死亡。
我和妻子自1947年在一起，共同走过了我们四分之三的人生。我对她逝世的悲伤非言词所能表达。但今天，回想起我们共度的日子，我愿意为她的一生欢庆。
我们独处时常会重温我们在一起的生活。我们是最幸运的人。在我们生命的重要节点都得到了命运的眷顾。
当时年轻的我在莱佛士学院的教育被中断，没有固定的工作或专长。她的父母并不认为我是如意的女婿。但是她对我有信心。
我们相互许下了承诺。我在1946年9月决定到英国修读法律，她则回到莱佛士学院，尝试争取每年只颁发两个名额的女皇奖学金。我们知道只有一名新加坡人能够获得奖学金。我利用人脉资源得以乘船前往英国，希望她在得到奖学金后可以和我会合。如果得不到奖学金，她就要等我三年。而隔年，也就是1947年6月，她真的获得了奖学金。
但英国殖民地政府却不能让她在剑桥就学。通过菲茨威廉学院的主管书记，我得知我的学监W·S·撒切尔是格顿学院女院长巴特勒小姐的好朋友。他给我一封介绍信。巴特勒接见了我，我向她保证芝大概会考获“一等荣誉学位”，因为她在前莱佛士学院的表现比我更好。我到剑桥时迟了一个学期，却以一等的成绩通过第一年的资格考试。她查核了芝的考试成绩，决定在同年（1947年）10月让她入学。
我们之后便一直相伴。我们在1947年12月于斯特拉福（Stratford-upon-Avon）悄然结婚。在剑桥，我们两人都全力以赴。她用了两年时间，考获法科双重第一荣誉学位。我也获得双重第一荣誉学位，名列榜首，但用了三年时间。我们没有让导师失望。我们的第一荣誉学位为生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回到新加坡后，我们同时在马六甲街生意兴隆的黎觉与王（Laycock & Ong）律师事务所获得法律助理的职位。然后，为了让父母和朋友满意，我们在1950年9月再次正式举行婚礼。她从事产权转让和法律起草事务，我则从事诉讼。
我们的长子李显龙在1952年2月出生。她产假休息一年。
同月，律师馆的高级合伙人黎觉要我处理邮电职工联合会的案子。他们正同政府谈判更好的雇佣条件。谈判陷入僵局，他们决定罢工。这是场争取公众支持的战斗。我成功地通过报章和电台，传达了他们的要求的合理性。两个星期后，邮电职工争取到政府的让步。因产假留在家中的芝，把我草拟的声明修改得更加简单明了。
这些年来，她影响了我的书写方式。现在我写作时会用简短的句式和主动式语气。在我们彼此适应和包容的同时，我们逐渐影响对方的方式和习惯。
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不切实际的恋人的阶段，生活是永无休止的挑战，不断有新的问题需要解决和处理。
我们又有了两个孩子。玮玲在1955年出生，显扬在1957年出生。在她的教导下，他们行为端正有礼，能够体谅他人，从不因为父亲是总理而仗势欺人。
身为律师，她有足够的收入，让我不用为孩子的将来操心。
她看到我在年轻时因没有掌握汉语所付出的代价。我们决定把三个孩子都送到华语幼稚园和学校。她确保他们在家里学好英文和马来文。她的培养为孩子们在一个多语地区的生活作好准备。
我们从不因为孩子的养育或钱财上的问题争吵。我们的收入和资产共同拥有。我们是彼此的知己。
她的生活乐趣很简单。我们在黄昏时在官邸花园漫步，我也打高尔夫球来放松心情。有了孙辈后，她会带他们到官邸的池塘喂鱼和天鹅，然后我们游泳。
她对周遭的环境很感兴趣，比如，多种鸟类被吃昆虫和植物的八哥和乌鸦赶走了。她发现花园的管理员清除杂草时也喷洒杀虫剂控制蚊子，因此消灭了鸟儿进食的昆虫。她阻止管理员这么做后，各种鸟儿便飞回来了。她把绽放香味的花放在游泳池四周，一边游泳一边闻花香让她开心不已。
她知道每一种花的俗名和学名。她的词汇量极大。
她在莱佛士学院就读时主修英国文学，读书不倦。她的阅读无所不包，从简·奥斯丁到R·R·托尔金，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到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还有《牛津食品指南》、《东南亚的海鲜》、《马来亚路边常见树木》和《新加坡鸟类》等等。
她协助我草拟人民行动党的党章。1954年11月4日于维多利亚纪念堂召开的首次会议前，她召集了创党成员的妻子为要上台的人缝制徽章。 我第一次在丹戎巴葛竞选时，我们在欧思礼路的家成为支持者提供车辆载送选民到投票站的调度总部。她警告我不可以相信我的新伙伴，也就是由林清祥领导的左派工会人士。对林清祥从未派他们的学生助手到丹戎巴葛为我助选、却要求使用支持者提供来载送丹戎巴葛选民车辆的行为，她感到愤怒。
她有辨识人性格的特异能力。有时候，她会警告我提防某些人，结果证明她通常是对的。
当我们快要加入马来西亚时，她告诉我我们不会成功，因为巫统的马来领导人有全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政治也是以种族和宗教为根本的。
我回答说我们必须取得成功，因为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然而，她是对的。我们还不到两年就被迫脱离马来西亚。
当分离近在眉睫时，律政部长巴克负责草拟相关的法律条文。但他没有纳入联邦政府保证遵守公用事业局和柔佛州政府之间两项供水协定的承诺。我请芝把这加进去。她草拟了这项承诺，作为马来西亚联邦修正宪法的一部分。
她用词精准、严谨。这项修正条文成为报送联合国的分离协议的附录。当时的联邦事务大臣阿瑟·巴谭里表示，如果其他联邦要分离，他希望他们的作法能够像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一样专业。
这是对巴克和芝的专业水平的赞赏。每次马来西亚的马来领导人恫言切断供水，这个收入马来西亚政府宪法中明确、庄严的承诺都会让我感到放心，因为联合国安理会的裁决会站在我们这一边。
第一次中风后，她失去了左侧视力。这影响了她的阅读速度。她努力适应着，以一把尺来帮助她阅读。她每天傍晚都游泳，保持健康。她继续陪我出国，中风后思维仍维持活跃。她同家人和老朋友保持着联系。
她听她所收藏的音乐光碟，主要是古典音乐，还有一些经典金曲。她幽默地把生活分成“中风前”和“中风后”，就像“公元前”和“公元后”。
她对有交往的人都很友好、关切。她同她的女保安谈笑，并以友善和有趣的方式纠正她们的英文文法和发音。她在国立脑神经医学院时，这些前保安人员前去探访她（见附录A）。我在这里感谢她们。
2008年5月12日的第二次中风对她的健康影响更大。在一组杰出的医生、外科医生、治疗师和护士的帮助下（附录B），我鼓励她,为她打气。
她的护士、保安和女佣，都因她的热心体贴而爱戴她。她咳嗽时会用小枕头掩着嘴巴，她担心她们会受到感染。她的头脑还是清醒的，但声音却变微弱了。我吻她的面颊时，她叫我不要太靠近，以免感染到她的肺炎。我告诉她不用担心，我的身体健康，医生说不太可能受到感染。在医院发给她一些桃子，她吩咐女佣带一个回家让我在午餐时吃。我是她的生活的中心。
2008年6月24日的CT扫描显示，她的右脑再次出血。药物和手术已经没有多大的作用，只能尽量让她感到舒适。我在2008年7月3日把她带回家。医生估计她只能支撑几个星期。她却在两年三个月后的10月2日才逝世。
她保持着清醒。这段时间让我和孩子逐渐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实。在最后的几个月，她的机体功能衰退，她不能说话但仍然清醒。她每晚都期待我跟她讲话。
她告诉我她的最后愿望，是吩咐孩子把我们的骨灰放在一起，就像我们生前不分开一样。
她最后两年的生活是最艰难的。在接连的小中风后她卧床不起。她不能说话，但还是清醒的。每晚，她都会等我坐在她身边，告诉她我今天做了些什么，念她最喜欢的诗。然后她才会安睡。
对我们在一起的63年，我有珍贵的回忆。没有她，我会是个不同的人，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她为我和我们的孩子奉献一生。
我需要她的时候她总是在我身边。她度过了充满温暖和意义的一生。 我应该从她充实的89年生命中得到安慰。但在这最后告别的时刻，我的心充满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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