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走出非洲》的开头,年迈的卡伦坐在丹麦尤斯特兹城老房子的打字机前,写她的故事。她说:“我已经写了所有其他人,并非我不够爱他们,而是他们较清楚,较容易写。”是的,有两样东西是写作者永远也写不完写不清楚的,一个是他们自身,一个是他们深爱之物,为了写出这两样东西,他们不得已先要写出整个世界。
被同名电影打动的人,在阅读《走出非洲》这本书的时候,一定会很惊讶,原来这不是一部爱情小说。初看上去,它像是一部非洲题材的随笔集。她写非洲高原的壮美景致,“在这样的景色以及这里的生活中,最使人难忘的便是天空。当你回首在非洲高原度过的日日夜夜,一种感觉倏然而过:自己恍若曾一度生活在空中。天空不是浅蓝色,便是紫罗兰色。”;写动静适宜的野生动物,“没有一种家畜能像野生动物那样静如处子。开化的人们已经失去了静谧的天性,他们只有向野生动物学习,补上这个空白,才能为其接受”;写土著天性里的顺从与高贵,“吉库尤人惯于承受不测之事,对意外变故习以为常,泰然处之。他们与白人不同,绝大部分白人都竭力逃避未来的厄运。黑人对命运女神十分友善,安于一辈子在她手心里。在某种意义上,命运女神是他的家——茅屋里那熟悉的黑暗的、他扎根的深坑。对于生活中的任何变化,他镇定自若”... ...
因此,你可以说好莱坞是庸俗的,从一份写给非洲大陆的挽歌里只抽取赚人眼泪的爱情故事拍成电影,但你也可以说好莱坞是敏感的,因为正是有这样一份深沉感情的存在,让这本书迥异于其他异域题材的旅行记或见闻录。我们实在见多了那些急匆匆地扮演记者和人类学家的观光客,他们在异域贪婪地捕捉一切新奇的人事,心里盘算着如何分析、判断和表达,唯独没想过把自身投入其中,静静地生活片刻。
在村上春树的《1Q84》第三卷中,男主人公天吾坐在病床前给父亲读书,读的就是《走出非洲》里我很喜欢的一个段落,它讲述的是可爱雨季的到来,和认真生活过并渴求被赐福的生命。“雨季后的几个月里,那凉爽无云之日,令人回想起大旱的灾年。在那些日子里,吉库尤人常把他们的牛放在我房子周围吃草。他们中有一个男孩,随身带着笛子,时不时地吹奏短曲。当我又一次听到这种曲调,不由记起过去的某一时刻——痛苦与绝望交织的时刻,泪水渗着咸味的时刻。可同时,我又在这笛声之中惊喜地听到一支充满活力、格外甜蜜的歌。莫非是那些艰难岁月蕴含着这活力和这甜蜜么?那时,我们都正年轻,洋溢着满满希望。恰恰是在那些漫长的时日里,我们所有的人融成一个整体。将来就是到了另一个星球上,我们互相都能认出来。那里万物都互相呼唤:自鸣钟和我的书本在呼唤,草地上瘦骨嶙峋的牛群和哀伤的吉库尤老人在呼唤:‘你当年也在那里,你也是恩戈庄园的一部分。’那个灾年终于赐福于我们,又流逝而去。”
也唯有如此,写作才能成为一种赐福,而不是炫耀抑或消耗。过往的生命,如是得以净化,并转化成充满活力和甜蜜的歌。卡伦?布里克森在书中问:“如果我会唱非洲的歌,那么,非洲会唱我的歌吗?”会的。自从这本书问世以来,非洲就一直在唱一首她的歌。(《生活本身》书评/张定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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