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本质上是相当恶心的：到处乱流的体液，四处弥漫的异味甚至还伴随着怪异的叫声...但总得来说，我们或多或少都设法去享受这个过程。一边是繁殖的本能，一边又试图抑制身体的分泌，这种权衡对进化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挑战，这也是为何“做爱”跟“作呕”关系如此复杂的原因。
为了更好地理解性行为与恶心反应的关系，我们必须先了解下恶心的本质是什么，还有它的作用。一直以来，恶心都被认为是全球共有的一种情绪（达尔文，1872/1965；普拉契克，1962；汤姆金斯和麦克卡特，1964），恶心的面部表情（想象一下扭曲的鼻子和微眯的眼睛，一眼就能看出你是想躲避一个令人讨厌的东西）也是全球皆知的（埃克曼&弗里森，1975）。基于恶心反应的面部表情的一致性，早期理论主要是将恶心应用在有害物质的呕吐方面（埃克曼&弗里森，1975；罗津&法隆，1987；汤姆斯金，1962）。所以，恶心是跟反胃和呕吐联系在一起的。这些都是直观上的意思，不过似乎对解开我们的谜团还是相去甚远。有毒的和有臭味的东西都会引发恶心反应，但通常我们对出轨和其他不道德的行为，或者像摸到一坨狗屎之类的触觉感受也会产生恶心的反应。
现代有些人则从进化的角度来研究恶心和其他许多情绪（考斯麦茨&托比，2000；凯尔特纳，海德特&千春，2006；奥赫曼&迈尼卡，2001；平克，1998），这种方法的事实基础是：我们的情绪都是强有力的行为促进因素，有可能是在原始环境下作为针对某一具体、普遍问题的适应性反应进化而来的。基于这条思路，人们认为恶心涉及到包括病原体和性器官等方面的领域。
大量的学术研究认为对病原体的恶心反应是防止潜在病源感染有效的促进因素。可能是由于疾病给生存，其实是给生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才导致了病原体恶心反应的进化。传染性微生物对原始人类来说是一种持续性的危险源，至今为止也仍然是，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因此病原体恶心反应的作用就类似于一种行为免疫系统，刺激有机体避免接触潜在带菌者，这时候就需要一个生理上的免疫反应。性行为是必须的（也是有趣的），但同时也存在着接触到病原体的巨大风险，除了人与人之间常见的传染病还包括一些特别的病菌。恶心反应能降低与危险对象交配的欲望。在这点上，病原体和性恶心反应的作用方式是类似的。
不过性恶心反应有其独特的地方，因为它也能阻止我们跟根本没患病的对象发生性行为，比如我们的近亲。近亲交配会增加有害隐性病的发生概率——这对任何物种来说都是个不利因素。单单想到要和兄弟姐妹或者父母交配就已经够痛苦的了，这可能是由于我们对性行为的恶心反应已经进化到一定程度从而不允许我们做出这样的行为。
根据泰伯·利伯曼和格利斯科维西斯（2009），对性行为的恶心反应也许已经进化到可以帮助我们避免一些高代价性行为的程度了，比如投入时间、精力和资源来获得质量不好的交配对象（也就是那些基因不好的，容易迷路的，或者没有能力的）。反过来说，个体产生的性恶心反应越弱，他们越有可能发生一段危险的短期性关系（阿萨瓦·路易斯&巴斯，2014；泰伯，因巴尔，居莱尔&莫尔霍，2015）。假设，由于怀孕和养育后代的需求变高（男性就可以跳过这个需求了）导致对女性来说找一个质量不好的配偶所付出的代价太高，那么女性对性行为的恶心程度就会大幅提高（泰伯，布莱恩，利伯曼，考德维尔·胡珀&梅丽曼，2011），对于对象的选择也会更谨慎（参考特里弗斯，1974）看起来我们好像无时不刻地在接触各种可怕的疾病，或者更糟糕的是接触那些我们所遇到的每个人的小孩，看起来好像我们一直处在恶心状态。那么为什么和有些人在一起我们就不会感觉恶心呢，我们是怎么能够和他们发生性关系的呢？
一个人吸引你的东西有很多种，但身体上的吸引实际上可能是跟健康有关。人们发现诸如容貌吸引，身体的形态和匀称度都跟各种各样的抗病措施息息相关（格拉默，芬克，摩勒&桑希尔，2003；辛格，1993；桑希尔&康格斯特，1993,2006）。一旦发现我们喜欢的人身体很健康，我们的身体就做出了决定，即使是冒着生病的危险也要和他/她试着生个孩子（康考纳斯&麦凯布，1997；旺达黑德&莫舍，1988）。
为了研究这个假设，尼根大学的研究人员请一些女性实验者一边观看性视频一边做一些恶心的事情比如把一杯有一只虫子的水喝掉。另外一组实验者观看极限运动视频，而给第三组播放一个无聊的火车视频（伯格&迪荣，2012）。观看性视频的女性认为性刺激没有那么恶心，也能完成更多恶心的任务。事实上性刺激可以降低恶心反应程度，为性行为做准备。这指向的可能是性行为和病原体恶心反应共同的源头，通过独特的选择压力可以改善恶心反应。
这篇研究也证实了性恶心反应和性刺激是生理和心理上相互对立的一种体验，如果非要二选一的话，似乎我们更喜欢性。毕竟，没有繁殖的生存对于进化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再说性进化得如此有趣，能怪我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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