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个前言：
拿到《城市画报》7月刊时，我已经人在广州了。三年学校宿舍到期，考虑到鄙校所在东铁线沿线的房子又涨了一轮租金，自己三年时间也没练出港式茶餐厅的胃，学校食堂里硬是吃了一个月的辣子鸡跟猪软骨米线，我觉得自己还是去广州呆着往返粤港两地比较划算、舒适、称心。
最舍不得的还是我三千港币包下赛马会宿舍那无敌海景，窗正对着马鞍山的豪宅区，一到夜幕降临，就会有座闪闪发亮的钻石城从沙田海平面上升起。我有种住在布鲁克林对面曼哈顿一览无余的爽感，你看你要住在豪宅区，对面只能是马尿水难民学校了。
这篇文章算是三年港漂生活一个小小总结，虽然时间线拉的不够远，很多故事和想法还远远没有沉淀，累积，重到必须说出口。
我对香港的感情很复杂，难以一言蔽之，它摧枯拉朽地改变了我。因而我并没有两手空空地离开，我带着属于我的那块香港，坐在1米4乘2米可以摊个大字的床单上飞走了。
我还会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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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印象里的香港像个大卖场，几乎每个地铁站出来都是商场，商场与商场之间又以天桥和地下通道相连，游客甚至无需走出地面，就可以在一个密闭绵延的空间内完成所有的消费行为。
如此目的明确、功能集中，也难怪被视作购物天堂。而对生活在这里的人而言，很难用这么功能主义的命名来看待这个城市。
但“生活在这里的人”也不是铁板一块。
今天的香港政府会将其划分为香港永久性居民和香港居民，以及其他（例如没有居民身份的外籍劳工）。我刚好介于永久与其他之间，在踏入这片土地后，个人的身份事实上变得分裂而流动。我同时持有香港身份证和中国大陆身份证，以及不限次数的来往港澳通行证。过境时，我既从香港居民通道走，也要经过大陆居民通道，我既是又不是香港居民。
前任房客在信件上对我的称呼是，当前占居者（the current occupant），我觉得特别贴切。我既不是这里的主人（owner），也不是居住者（resident），而是暂居者，早晚都会离开。很多年里，居住在香港的大多数人也持有和我一样的心态，要么把它当做通往欧美的桥梁和跳板，要么视其为有朝一日重返故土的中转站。曾经的香港调景岭，一如台北的宝藏岩，泰缅边境的美斯乐，长久与当地主流社会格格不入，是流亡者用至死不渝的乡愁来建筑和捍卫记忆与认同的飞地。曾经被大时代抛掷的人们，身在香港，可心在别处。
虽然港人如此迷恋“岛屿”、“城邦”、“边缘”这些边界分明的意象，来标识自己的身份认同，是不同于“大陆”、“平原”、“中心”的异托邦，但我更喜欢“飞地”这样的命名——在历史和现实的板块剧烈运动中，个体的命运无法安顿，无法顺遂历史洪流，绵延成为山脉和峡谷，而在各种角力作用下变成被切割、被挤压和被抛掷的地表碎片。
攻壳机动队里城寨的原型就是香港的九龙城寨，曾经有数几十年时间处于三不管的无政府状态，这个方圆2.6平方公里的居民自治地带曾经容纳了近4万人口，是当时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区域。
当年启德机场的飞机都会从这片违章建筑的顶层划过，这里曾是难民、毒枭、妓女、黑社会、无证牙医、地下手工作坊聚集的地方。整个20世纪依靠中英（日）政治角力而存活下来的九龙城寨终于顶不住时代的洪流，在回归中国的前夕，1994年被清拆完毕，改建成苏州园林风格的市民公园，园林中矗立的一块石碑上镌刻了一句意味深长的易经：“见群龙无首吉”——这是九龙城寨得以生存下去的命运，而九龙城寨亦是香港曾经历史命运的缩影：冷战时代政治板块的边缘，紧挨着一边全线封锁的大陆，是自由贸易港的天时地利。但“好景不会每日常在”，筑得起的城寨，都得接受它有日会倒下。
狮子山下“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的那一代人的记忆也并未完全消逝，时至今日依然在香港各个角落里时有回响。
凌晨5点的天光墟，一个衣衫褴褛的阿婆手舞足蹈地跟我唱起赞美毛主席的歌，想来是当年逃难来港的难民。去过一户普通香港人家里，门后竟然挂着孙中山的画像，父亲天天在家看台湾的中视新闻，就连给孩子起名都不忘“歌咏中华”的寓意。市面流行的话语代表年轻一代土生土长香港人对香港这座城市的认同，跟上海人对上海、北京人对北京的认同没有本质区别，但思考今日香港必须站在它的殖民历史语境中，才能看到国家、人民、土地和传统这样的家国观念和情感直接嫁接至香港所衍生的暴力。对于第二代第三代香港移民，他们已经悄然更换了身份认同的选项，不再是国共，而是中港，香港自身成了托付无根乡愁的对象。
我走在图书馆一排排的香港身份认同与香港文化研究的书架间，也明白学术和文化都无法跳脱时代的局限用冷眼以旁观，同样会陷进长久的集体性焦虑之中，参与新的身份政治建构。
《春光乍泄》不只是同志情欲故事，更是新一代香港人无家可归的精神缩影。就像《岁月神偷》的英文名是the echoes of rainbow，彩虹的回声。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97回归后的香港主旋律是如此沉迷于旧时代记忆里，无论故作洒脱的“忘掉种过的花重新出发”（《喜帖街》）还是温柔深情的“岁月原来是最大的小偷”（《岁月神偷》），都离不开一句good old days的喟叹。但这种怀念已经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怀念，不是栖于飞地上抒发远离故土的惆怅，而是缅怀飞地自身的时过境迁。是生于斯，长于斯，认同于斯，不是在香港建筑飞地，而是把香港作为飞地，誓与飞地同呼吸共命运，身心已离大陆远矣。
而我作为暂居者，异乡人，走马观花的过客，完全理解这一代人的焦虑，但可以分享的却是上一代人的认同。而作为飞地的香港之上，飞地的建筑又岂止曾经的调景岭，九龙城寨？大陆新移民的天水围，第三世界国民聚居的重庆大厦，深水埗面临拆迁的天台棚屋，在城管上班前收摊属于流浪汉和老年人的天光墟......我看到的是异质的香港，复数的香港，比作为单数的飞地香港更为驳杂丰富。
（为《城市画报》2015年7月刊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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