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照片，亲密行为
我(原文作者)从未把自己想成是一个性游客。
决定去多米尼加共和国时，我不是一个性游客，我是着手进行一个性工作者项目的一个摄影师。这个项目的想法是在阅读Denise Brennan的书《这和爱有什么关系？》以后成形的，这本书是关于多米尼加北海岸一个度假小镇上性工作者的民族志。书中把那里的性工作者描绘成有主见的女性，务实地执行计划来改善她们自己以及她们孩子们的生活。Brennan并没有发现有些人可能会期望的倒霉受害者，后来事实证明，我也没有。这本书帮助消除了我起初持有的偏见和疑虑。
我知道为了去做想要做的摄影项目，为了进入和描绘她们的世界，我多半需要成为她们的顾客。我将会成为一个性游客。
坦率地说，我兴奋地期待着与多米尼加妓女滚床单的前景。在飞去多米尼加当时，我已经有一阵没有滚过床了，我选择做这一摄影项目大概和这一事实有关联。我此前唯一的一次妓女经验还是在很多年以前，在阿姆斯特丹。她和我在Brennan曾研究过的北海岸小镇索苏阿遇见的大多数女人一样，来自圣多明戈。
对于我在索苏阿遇到的第一个女人，我试着只拍摄，没有性。这不是根植于原则的犹豫反思——我没觉得她有吸引力。但她有服务需要推销，而且推销得越来越卖力。我付钱买了性，而她却允许我对她拍摄。
我很快发现了将在接下来六个月里在此度过很多时间的那家妓院，和那里工作的女人们相识。系列的前半部比报道更多地着手于人像，显示工作中的女人，她们表现着职业角色，展示性的前景。
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女人们和我谈到她们工作以外的生活，她们如何来到索苏阿，她们每周例行的汇款回家供养她们的孩子。随着我对其中两位了解更多，她们让我进入她们的日常生活——她们的非表演时段，我拍摄了她们收工后的居家和外出。
《婊子和圣女》与其它关于妓女的摄影散文反差很大，他们通常把观者置于偷窥者视角，一个下流又色情的存在，其描写巩固而并非挑战偏见和歧视。索苏阿的女人们并不是过着遭放逐的下贱生活，正相反，其状态反映了她们在当地经济的中心地位。她们令人消除戒备地普通，藐视着把一个女人定义为非圣女即婊子的虚假的二分法，唤起的不是怜悯，而是同理和尊重。
用性和摄影代替关系
很多年来，我都对和一个女人保持关系没有兴趣，这也大体解释了在开始项目前的性缺乏。在我去索苏阿的六个月里，我迷上了性的诚实和直接事务本质——相比与约会相联系的性或者与性相联系的约会，这种事情是我更善于处理的。
我变得很喜欢其中一个我经常去找的女人。她最终成为了我在那里唯一找的女人。我们不再在妓院里而是在她的公寓里相处。然后，当她离开妓院以回家陪伴女儿时，我们会在圣多明戈的酒店见面。当她去圣马丁做工时，我去那里见她。当她去库拉索做另一份工作时，我去那里见她。在见面之间，我们每天在WhatsApp上通话。这样已经持续了将近三年。
我是她的常客，我们之间有很大程度的互相喜爱。我们在性上非常融洽，分享着类似的病态幽默感——她告诉我，“Puedo ser D____ contigo”/“跟你在一起我不是D____”跟我在一起她使用她的真名而不是艺名，她能做她自己。
我提供给她一种休息，她用不着持续地表演和伪装，我们成了朋友。我们都喜欢阅读，我带给她翻译或者原创的西班牙文书，我们呆在一起读书和吸烟和吃和操。照片集《伪戴安娜日记》我用手机拍摄，是我见到她的时光的某种日记。
性工作无罪化
我现在贴出这些，是因为大赦国际为支持性工作者的人权，在本周将要就支持性工作者全面无罪化的提案进行表决。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概述。
大赦国际提案的反对者通常把性工作者描写为无能为力的受害者，并且当然地，每个受害的故事中都必须有坏人。光顾性工作者的男人们无一例外地被描绘成虐待下作的，以配合这种叙事。我毫不怀疑很多人确实如此，但讽刺手法在制定健全的公共政策上只能帮到这么多。对于性工作者来说没有单调划一的体验，也没有单调划一的顾客类型。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政策必须尽力做到支持性工作者的安全和福利。大赦国际和性工作者交谈、倾听，其结果就是他们的全面无罪化提案。
我们在一起的一个周末，我的朋友和我正在说话，她打断我，看着我说：“你尊重我。”所有的性工作者都值得尊重。无视她们说什么，把她们当成受害者(而其实她们不是)，假定她们没有选择、没有目标，是真正的非人化。她们大多数只是在努力度日，养活自己和亲人，和你我并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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