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声明,这篇文章是一个47岁的大叔写的。
“为什么要结婚?就这样不是挺好?”这么问的,不止一个。
当我要结婚时,我没想过这个问题。现在我想了想。
答案是:结婚只有一个理由:两个人要在一起。
我和她在夏天相识时,各自看上去都不是对方最好的选择。我们都来自条件不错的家庭,双方的家长也都为我们有似乎更好的“安排”。但我们只知道,每一次相会,我们都舍不得分开。在我们城市中心的广场上,我们从下午呆到傍晚,从傍晚呆到深夜。广场旁边有两条单行道,走完单行道就是她的家,我们走过去,又走回来,直到天亮,她不得不去上班,而我如果可以逃课,还会陪她去,在她单位门外的小茶馆里等着,等着她中午出来匆匆会一面。
像这样一天又一天,单行道上的景色不知不觉中变了又变。那是年轻的我们有生第一次感觉到岁月的流逝。我送给她一首诗,现在还记得最后两句:“我用温柔的微笑,写下岁月 / 划满这岁月的,是名字中的你。”又一个夏天来了,但我们还是想在一起。
我在学校附近的郊区租了一间小屋,给房东的孩子做家教抵大半房租。小屋不能避寒暑但能避风雨,但这仍然不是我们的家。天再晚,她也不得不回她家。那时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词典里还没有“同居”这个词呢!送她回家要路过我们熟悉的广场,路边卖夜宵的会熟悉地跟我打招呼:“下夜班了?”有时我在送完她又夜奔十几里回小屋时会一狠心(因为要花钱)坐到夜宵摊上吃碗面,望着城市里满眼各有其主的窗户冥思苦想:什么时候才能不和她分开呢?
有时候我送不了她,她独自骑车通过黑夜里的田埂,野狗们狂叫着猛追。有一次她摔倒了。事后我告诉她,我们一定会有自己的家,再也不要分开。
那时结婚是需要单位批准的,我的单位是学校,我的“结婚申请”上盖了十多个公章。对需要盖章的各部门来讲,我结不结婚关他们屁事。年轻的我学会了敬烟,学会了点头哈腰,学会了察言观色,学会了再大的火都忍着,因为我想要和她在一起。
我们的第一个家是借的一间旧房子,十多平米。毕业答辩后的第二天我们举行了婚礼。后来每当我看见现在年轻人的豪华婚礼,就会想起,那天早晨,她一人骑着自行车来到我们的家,一只手还拎着一只暖壶,那是准备给客人们喝开水用的。于是我们有了第一个暖壶。我们还有了四大电器:电视机、电风扇、电子灭蚊器、电动剃须刀。到了晚上,我会突然对她说:“你该回去了”,她总会一愣,然后我就很有成就感地告诉她:“咱们结婚了,受法律保护呢,再也不用分开了!”
从那以后,我们就没有再分开过。房子很快要拆迁,我们无处可去,只好赖着。楼里的其它部分都被拆成了光架子,有一天早晨,她出去解手,然后惊恐万状地回来告诉我,那座老式公厕的挡墙被拆了,蹲位都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周围几里内没有其他公厕,我急中生智找了块布钉在公厕门口当门帘,她就在旁边看着,忍无可忍仍须再忍。后来那帘子被扯了,我又钉,又被扯……斗争是坚苦卓绝的,有人劝我们,各回父母家住一段时间吧!但我们想都没想过要分开,哪怕是一天。
我们又借到了一间房,比前一间还破还旧,在一个大约有上百年历史的破大杂院里,那片地区从清代起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的贫民区,朋友们谁来谁说是“旧社会”。那时,她成了我们这个城市里最早的下岗者之一。我对她说:我养你。从此,她就每天在那白天都伸手不见五指的小屋里等着我,早晨拎着水桶充当的马桶到公厕去和老头老太太们排队,然后守着只有4个频道(因为没闭路天线)的电视:那时电视台白天除了点歌没其它节目,她就翻来覆去地听歌;然后蹲在小煤油炉前为我做饭。那个院子门口有一个门槛,自行车推过都会“咣当”一响。隔着老远,她能准确地分辨出几十声“咣当”中哪一声是我发出的。夜里,老鼠在我们身上跑来跑去,开着灯都吓不走它们;夏天,因为潮湿,我们浑身都是红点,别人说我们得了“怪病”。有时候,我半夜里爬起来抽闷烟,又冥思苦想:这日子何时是个头呢?但我从来没想过:我们为什么要结婚?
我用不太正常的手段得到了一套住房,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厨房和卫生间。她一遍又一遍地看着锈迹斑斑的冲水开关、肮脏的煤气炉,担心着会有人来把我们从这天堂中赶走。我告诉她,只要有我在,谁都不用怕,于是她天天到下班时就守在那6楼的窗前,看到我骑着破自行车在楼下出现她才放心:我还在呢!我们那一代人个个胸怀大志,不解放全人类不算完,这志向渐渐从天上落到地下,变得很简单:我要和她在一起,我要保卫自己的家。我没有雄狮的力量,但哪怕只是一只公麻雀,也要护住自己的巢。为了这个简单的要求,我这个在单位里小得不能再小的小人物,和全体领导班子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斗争,而且最终胜利了。这被无数同时在各个战场上斗争着的同龄人称为一次经典战例。那年我25岁,和我现在的很多学生差不多大。
那房子其实也很破,顶楼,风口,闷热得要死,但只要有风就吹得呜呜的让人心惊。一天下暴雨,阳台上的一排窗子终于坚持不住,活生生被吹了下去。失去遮挡的屋子立刻被淹在灌进来的雨水里。我们躲在角落里看着这难得一见的雨景,我对她说:我们会有自己的好房子的。
老房子水管细,下层用水上层水就小;左边用水右边水就小;我们是最右的顶楼,全院的人不用水了,我们家的水流才足以点燃热水器。冬天洗澡,刚抹上肥皂,楼下一开水龙头,我家没热水了。擦干肥皂穿上衣服,热水又来了。她有时被折腾得掉泪,我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对她说:会有一天,我们想怎么洗澡就怎么洗澡。其实我已经让她等得太久,但她一次又一次地信我。直到我们有了孩子。
一次给孩子洗澡时,那种悲剧又发生了,于是孩子得了肺炎,在40天大时住进了医院。中国的儿科病房是世界上最恐怖的地方,你想象不到会有那么多希奇古怪的病孩子:不会呼吸的、没有消化能力的、大脑缺氧的……。孩子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头上扎着输液针管:因为手上的血管太细。输液时,护士拿来刮胡刀,刷刷两下,孩子头上就丑陋地秃一片,然后一针下去,不见血,再来一针……孩子哇哇大哭,父母除了揪心只能向护士陪笑脸:没事,扎吧……。不时一个权威模样的前呼后拥地踱进来,看看某孩子,然后果断地对父母说:“没希望了,放弃吧!”于是哭声一片。每当看到这些,她就战抖,抱住我们的孩子,我就握住她的手,楼着她的肩。
孩子出院时,我们仍保持这个动作。坐在三轮车上,我看着疲惫地闭上双眼的她和她怀里的孩子,心想,这个女人,和这个孩子,我怎么可能和她们分开呢?
后来,我们有了大房子,有了汽车,我发了体,掉了头发,而她也渐渐成了我认识的最美丽的女人。
其实,我们这代人谁都有这样的血泪史,而对我们的前辈来说,没有饥荒、没有武斗、没有动乱、不用上山下乡、不用当右派、吃粮没限制、吃奶不用排队……这简直已经是天堂般的生活了。我父母有一本旧相册,是他们结婚时朋友们送的,上边写着一个苏联诗人的诗——他们那时侯只知道苏联诗人——“一切都会有的 / 夏天的泥泞 / 冬天的雪……/ 因为要在一起过一辈子啊! ”
在一起,这多简单;一辈子,这多不简单。
当我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强大,我对她说:“现在谁也不能再伤害我们了,除了你。”我们的家比以前多了很多东西,其中有一样是:争吵。十几年的血肉相连是珍藏,当两个人都小心翼翼地惟恐伤到它时,它也可以是负担;如果太信任它,它又可能是脆弱的。
结婚,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在一起,这多简单;两个人,这多不简单。
在我们见面的第一天,她对我说她想去看海,我答应带她去;后来,我做到了。我答应她我们要有自己的家,我做到了。我答应她我们会补上婚纱照,我做到了。我答应她我会养她,我做到了。我答应她我们要有自己的大房子,我做到了。我答应她送她一只漂亮的手表,居然花了十年,但我还是做到了。
我答应她,我会一辈子和她在一起,她却不相信我能做到;也许,是不相信她自己能做到。
就有这么难。
司汤达的墓碑上刻着:“活过了,爱过了,写过了。”
我只希望,我的墓碑上能有这行字:“亲爱的,我做到了。”
新一代又到了结婚的时候,此文送给想结婚的女孩猫安安。
并以此纪念我结婚12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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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岗女工:原名范锐,豆你玩儿特约作者,任教于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外国文学课程。下岗女工为其夫人笔名。他说“等到纳博科夫也死了,我就要孤军奋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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