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诺·杜蒙，法国导演，哲学出身。1997年，第一部长片《人之子》(La Vie de Jésus）即在戛纳电影节获金摄影机特别奖。1999年的《人性》(L'Humanité）获戛纳评审团大奖、最佳女演员及最佳男演员奖。2006年的《弗朗德勒》（Flandres）再次获得戛纳评审团大奖。创作低产、生活低调的杜蒙，作品始终融合冷静的思考和不动声色的信仰的审视。《小孩子》（P'tit Quinquin）是杜蒙2014年的作品，为《电影手册》年度十佳之首。
优美的地方，也只发生平凡的事
对我来说，形而上的维度是不存在的，必然存在的只是生理（感知）维度。因此，我的所有表达都必须诉诸可见物——让你看到！（by布鲁诺·杜蒙）
草丛柔软，海滩宽阔，天空晴蓝，乡间公路宁静地穿越农场……布鲁诺·杜蒙的电影《小孩子》里的故事，就发生在法国北方这样一个优美的村庄。
人有一种普遍而懒惰的审美习性：往往肤浅地沉迷于他方的美好风景，目无他物。旅行笔记或风景照这种武断、暴力的阅读物，使观众满足于取景框的狭窄空间，它们对于眼睛和想象力的误导，尤其加深这种习性。
《小孩子》是另一种阅读物，客观地摄取美景，也客观地暴露粗糙和脏污：猪圈和牛棚，脚踩在马粪上，蹩脚的乡下歌手，葬礼的混乱秩序与不合时宜搞笑，混乱的通奸关系，等等。这些细节，和乡村美景一样真实存在。
布鲁诺·杜蒙将风景之美与人事之脏和盘托出，展现可信的事实，自然造物和人之行事，起起伏伏、平凡不已。
杜蒙不对叙述的对象和形式做高低、优劣的选择，比如他严肃的悲剧作品中流窜的喜剧元素，和这部喜剧形式的电影中，伴随的连环谋杀的惊悚底色。对于一个宽广的导演来说，悲喜剧或美与丑，不过是工具与材料而已，他要做的，是将他所遵循的事实逻辑作为组建作品的逻辑，将他所发现的事物关系，重现在电影之中，让观众看到。
残缺、自然与荒诞的人
我的表达方式的确是写实主义的，但我采用这种造型方法，将观众带向了其他地方。（by布鲁诺·杜蒙）
《小孩子》中的演员，几乎都是拍摄地的住民，在这个风景漂亮的村庄，杜蒙选择豁齿来演警察、选择歪嘴小孩来演主角、选择方言口音作为人物的语言，身体残缺的人，在现实中本就残缺，正如布列松的选择——使用模特而非演员。
因为表演是由外而内的，是一种假装，而模特是由内而外的，是一种呈现。
有趣的是，面肌抽搐和频繁挤眼的探长的绝妙演出，是主演Bernard Pruvost在拍摄期间由于疲劳而产生的。他的笨拙动作也一反脸谱化的矫捷机智的电影探长形象，让人印象深刻。
人的残缺也表现在两个警察的低智设定上，豁齿警察在尸体现场游离思绪，嘀咕着哲学问题，面搐探长带着手下开着警笛哑音的警车在村庄里跑来跑去，总是找不到侦破线索，而在一些武断的猜想中浪费时间。侦破的过程和每一个村民的生活琐事一样，仅仅是构成村庄事物的的一条线索而已，如此日常，以至于让人感到接二连三发现的尸体也无关紧要。侦破的进程也在被反复打断。
举例一个停顿场景：探长在质询嫌疑人农场主的时候，先是被他的白马给吸引了，竟然请求对方帮自己完成儿时骑马的梦想，结果他就真的骑马去了，而助手和案情也就被搁置一边。接下来，探长再见到白马时，抚摩着马臀，咕哝着马的形体和刚发现的女尸一样美丽，如同鲁本斯画的裸女一般迷人。
残缺的再一个表现，在“小孩子”。孩子的生活有自己的节奏和关注点，这是一个强力的提示：观众必须明白，悲剧对悲剧者重大无比，但对旁观者，仅仅是另一件事。电影原名《P'tit Quinquin》，是以主角小男孩昆昆命名的，杜蒙以一个小孩的名字将凶杀、侦破、村民的日常生活诸多内容的糅合命名——通过降低和具化来明确写实的用意。
保留疑云，因为现实本就迷雾
怪诞元素是生活中经常有的，我所做的只是将这些日常的荒谬予以强化。（by布鲁诺·杜蒙）
在被肢解的尸体接连出现的过程中，线索逐渐积累，傻警探仿佛正在接近真相。此时，忽然发生了一桩意外的死亡：黑人男孩穆罕穆德的自杀。
这桩自杀，对观众来说，有足够的线索来解释（求爱失败、信仰遭受打击等），但对正在侦破连环谋杀的警探来说，却是极大的干扰，死亡的连环被打破了，那凶手还一定是同一人吗？
侦破中的每一个嫌疑人之死也在不断将案件推向不可解释，我们会越来越觉得，通奸、仇恨、信仰、精神病（小昆昆的叔叔丹尼）等等，一切可以成为凶案原因的动机，都在飘摇不定、暧昧不清。警探的猜测看上去很不可信，同样的，每一个村民、每一个观众的猜测也不可信。
每个人掌握的线索都只是局部，如同我们站在一片大雾中，只能看到眼前的事物。杜蒙释放这场雾，并毫不打算驱散它。“没什么理由可以让他们找到真凶！”——杜蒙要呈现的，是包含了悲剧和喜剧性质的生活常态，并通过艺术的方式去强化它，如果谜团有助于我们认清生活，那么不如就保留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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