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90年代,我生活在湖南北部一个小小的镇子上。
与其他历史悠久、倚靠洞庭湖及其支流而生的镇子不同,我所在的镇是攀附着一条名为107的国道,在改革开放几十年期间仓促聚落而成的。
107国道就像是一条淌金的血管。镇上的居民从附近的村子来镇上定居,吸取国道的养分,就是求财。做什么的都有,姓什么的都有。
50公里路段,是开百货杂食店的,那里姓方。50.1公里段,是碟片租赁,那里姓张。还有托儿所、裁缝店、米粉店、农机产品店,姓罗的,姓李的,姓徐的。
大概在小镇末尾,也就是52公里段,国道的另一边,是一家国营粮食局下属的粮食收购与仓储单位,镇上的人都叫这里粮店。
粮店里有镇上唯一一栋四层高的公寓楼,我跟我爸妈就住在这里的四楼。站在阳台上,看到的是马路对面一片黑的红的瓦片屋顶。
因为与镇上那些沿街比邻而建的小房子在形制上的不同,我们公寓楼里的生活形态都与外面不一样。大家会上班下班,互称同事领导,过年有奖金,过节发东西,跟城里似的。而外面的居民,虽然都是个体户,但多少还处于一种农村生活的样貌中。
我爸妈还有他们的同事都是从其他乡甚至其他县调派过来的,跟外面姓得又更远了。
我曾经在国庆节之后揣着一瓶单位分发的番茄汁去上学,注意到别的小孩都没有,还惊讶地问他们,你们单位没发吗?大家都嘻嘻笑起来,觉得“单位”这个词好古怪,埋着头在桌子底下议论了好久。我有点不好意思,把番茄汁用盖子分给他们吃,他们一个个地咧舌头,说这么酸不好吃。到了中午,我去食堂打完菜回来,刚走进教室,就在地上发现了那瓶番茄汁,像一摊浓血,不知道被谁摔碎了。
那一年,我10岁。
我认为自己是个村不村镇不镇的异类,可以玩在一起的伙伴很少,可是又不甘心被粮店外面相比来说贫苦却有趣的生活排除在外。不像我爸妈和他们的同事,对于自己与镇子上其他人的生活被一条国道隔开,觉得很坦然,某些时候,还很骄傲。
记得一次放学,我厚着脸皮跟在一个放学队伍的后面,途中努力借抄作业跟他们搭上话,终于获得了一起回家的机会。没有来得及高兴多久,走到半途,我就感觉肚子有些胀,想大便。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学校午餐出了问题,反正那天的队伍里,想大便的不只我一个。
放学路是一段隐蔽的山路,那些憋不住的一个接着一个嘻嘻哈哈钻进林子里脱裤子就拉,完了撕作业本擦干净。在这期间,其他人都在一边等着。我看着他们身上的“大便定时炸弹”一个个被拆掉,而自己肚子越来越沉,心里慌张得要命。
对于在山上拉屎,还被一群人围观这件事,我非常抵触。也许是因为内向胆小,也许是因为“我们公寓楼里的生活形态都与外面不一样。”总之,那天,我夹紧屁股,一次次抵抗住快要冲出城门的屎将军,佯装镇定地憋了十几里山路。直到进了镇子,大家四散而去,我看着国道对面近在咫尺的四层公寓,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我遵照我妈叮嘱过无数遍的过马路口诀,左看,确认,右看,确认,等着国道上一辆辆货车轰隆隆开过,瞅准一个大于50米的空隙再钻过去。可那天国道上的车特别多,司机们像是商量好了似的,一辆紧挨着一辆,根本没给我钻空子的机会。要让已然准备放行的城门再次关上,显然比一直关着困难很多,我的脸越来越红,在第二十多辆车开过来的时候,终于感觉裤裆一沉,然后便闻到了一股湿臭。
就在我溃堤之后,立马,国道上出现了一大段空当。我一边默默地扯了几根夹竹桃的枝桠挡在屁股后面,一边哭了起来。我恨透了这条国道,恨透了对面的四层公寓。
之后,我在学校再也没有主动跟别人搭过话。
粮店里的那些叔叔阿姨要么刚结婚,要么刚生小孩,回了家,我也只能左手博右手,自己跟自己过家家。当时不记得从哪里挖出来一窝没毛的老鼠仔,就是那种普通的青毛老鼠,四害之一。我却把它们当难得的宠物,在粮店巨大的操场一角,在一个沙垛里挖了个洞,捡了几片碎玻璃插在四周,帮它们建了一个带玻璃屋顶的小屋。没人的时候我会带着吃的给他们,有人经过,就用沙把屋子给埋藏起来。
有一天,我挖出玻璃房子,发现其中一只老鼠仔肛门乌青,奄奄一息,似乎是挨不过我的折腾,感染了还是怎么的,快要死了。我正在为我唯一的朋友默哀的时候,一辆哐当哐当的小货车从粮店大门开进了操场,停在我身边。
一个漂亮的阿姨提了一麻袋鞋子从副驾驶跳下来,仰头观摩着公寓以及周围的一切。她就是袁梅。
那个时候,一般人要进粮店系统是很困难的,大多数职工都是顶替父辈退休之后的空缺入的职。袁梅就是这样,她还没来得及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职专毕业,就被她爸安排到了我们这里。
袁梅的小男朋友梁顺华一边嚼着槟榔一边吊儿郎当跟司机一起从车上往下卸东西。有不锈钢管焊接的鞋架,后脑勺巨大的21寸彩电,还有几个油着红漆的木头沙发。尽管我已经奋力屏气凝神削弱了自己的存在感,袁梅在张望整个操场的时候,还是把蹲在沙垛上发愣的我给发现了。我赶紧掩了掩老鼠。
她朝我嘿嘿笑了一声,踩着一双透明的塑料底凉鞋走了过来。
“这老鼠你也玩啊?屁股都化脓了,脏不脏啊?”
我搞不清楚她这句问话是在进行一般的询问,还是在嘲笑我,回答得便有些冷淡:“不脏。”
袁梅直起腰来,想了想,马上跑去货车边,从刚卸下来的一个大红蓝编织袋里翻找了半天,找出来一板白色药片。
咯吱一声,她摁出一片交给我:“搞碎了放到水里化掉,给它们喝喝咯,不然都要死的。”
她有张娃娃脸,弯下腰来看着我的时候,脸上的肌肉垂下来挤在一起,很Q弹的样子。我还记得她当时脸上的表情,跟我们班那些喜欢扮家家酒的小女孩发现自己家的“孩子”得了感冒时没什么两样。一种假装出来的却异常诚恳的关切。
我觉得她不像女人,像小女孩,我喜欢她。
袁梅和她男朋友梁顺华搬到了我家隔壁。他们比我家的上一个邻居要闹腾得多,常常可以听到尖利的笑声从那边传过来。我除了好奇和兴奋,倒没什么其他反应。倒是我爸,抓到那声音的开头,就赶紧把电视声音调小,竖起耳朵听完全程,然后盯着我妈傻笑,说:“年轻后生啊。”我妈就抢他遥控器,问他要不要脸,儿子在呢。
我爸无辜:“人家笑呢,又没什么。”
我妈拿遥控器打他脑袋:“那你听个屁。”
这样的对话发生过很多次,虽然粮店的职工年纪都不超过30岁,但跟袁梅的不到20岁相比,他们还是对这对新来的年轻人有些戒备。
我在上下学路过袁梅家门口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往里面看一眼,匆匆一瞥之间,常常看到梁顺华穿着裤衩背心趟在木头沙发上看电视,袁梅在搬饭桌,搁碗筷。闻到他们家的菜香味,我认为袁梅做的菜比我妈做的要好吃。但实际上,有好几次我都撞见梁顺华在数落袁梅,怪她做的油菜花里面水放太多,做的辣椒炒肉猪油放太少。
我偶然不小心出被梁顺华的视线逮住的时候,他都会迅速扭过头去,盯着电视,大声叫袁梅关门,一副很屌的样子。
听我妈跟她那帮女同事议论,梁顺华高中都没毕业,在顶他爸的职位之前,在家里躺了好几年。加上他总是使唤袁梅,我很讨厌他。
2.
在袁梅搬过来的第二个月,终于发生了那件我最担心的事——我爸不小心把钥匙锁在了家里。
作为生活在粮店四层公寓的小孩,你必须具备的一项能力是:通过攀爬公寓当中镂空的水泥花砖立面轻盈地往来两个阳台之间。
每年都有人把钥匙忘在家里,这时候,就需要那家的小孩从邻居家爬到自家阳台去开门。这好像是粮店的传统,听我妈说,以前住在这里的哥哥姐姐基本都爬过。
“花砖太脆,大人太重,会踩断掉下去的。”
听我爸如此跟我解释我必须玩一次“空中杂技”的原因之后,我更紧张了。这件事里,唯一让我感觉振奋的是,作为一个没有串门必要的十岁小孩,我终于有理由进到袁梅家里了。
她家刚刷过308墙漆,比我家白。挂着的灯泡也没有像我家那样裸露着,袁梅用粉色缎带做了个风铃套在外面,晃晃荡荡很好玩。他们家还用空气清醒剂,玫瑰味的。
袁梅当时正坐在阳台上看一本厚厚的言情小说。她刚洗完头发,肩膀上搭着一条淡红色的毛巾,脚上汲着一双蝴蝶造型的塑料拖鞋。她把手伸进敞开在地上的一包杨梅,见我爸带我进来,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缩回了手。
我爸有些害羞,说:“没事没事,小袁你吃你的,我借一下你家阳台。”
我爸把我抱上阳台边沿,嘱咐我抓紧花砖的棱,然后一脸紧张地松了手。
我看袁梅比我爸还紧张,她叫我爸叔叔。她说叔叔你给小凯系上根带子呗。然后就跑去卧室拿了两条好像是她的睡衣上的腰带,给我紧紧地系在了腰上。
她头发上蜂花护发精的味道闻起来很饱满,像是棉花糖塞满了我的鼻孔。
我小时候长得还可以,很多人说像生命一号那个保健品瓶身上的小孩模特,阿姨缘向来不错。我看得出来,袁梅不讨厌我。何况在我不长的儿童时代,相比于那些“外面”的小孩,我也更愿意跟袁梅玩到一块。
当下,我便决定跟梁顺华搞好关系,这样才有机会走近袁梅。
在我看来,相比于成人世界的规矩和有序,儿童世界常常是处于一种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儿童的行为容易失控而没有节制。梁顺华就是一个大型儿童,将将走进成人世界,却依旧带着小孩作风,火爆、幼稚以及懒。
我常常接受他叫我扔垃圾、买烟的使唤,还曾经在他去粮店后面的野湖游泳顺带偷鱼的时候,帮他看衣裤加放风。
这样“伺候”了他一个多月,有一天,梁顺华忽然从市里花大价钱买回来一台VCD以及一箱子盗版碟,他出奇地高兴,终于破天荒地邀我去他家看《封神榜》。
梁顺华把VCD和电视放在了卧室里面,因为他和袁梅都喜欢躺着看电视。
那天晚上,袁梅帮我脱了外衣外裤,让我躺在她跟梁顺华中间。趁我妈出门打麻将无暇顾及我,我们三个人就这样捂在被子里盯着电视。这场面很像一家人,但如果我当时学了英语的话,我会觉得更像是一场封神榜party。
袁梅喜欢我,毫无顾虑地把我搂在她咯吱窝下面,当然她也不需要顾虑什么,我只是觉得开心,满足,难有其他想法。
那个时候还是被要求晚上9点准时上床,10点必须睡着的年纪,被迫习惯早睡的我非常想跟袁梅多呆一段时间,所以在瞌睡来的时候,一直奋力睁开着眼睛,硬生生陪他们看到半夜。我妈那会儿也还没有回家,我估计她一直忙着扳本。
终于忽然失去了几秒钟的记忆,我打了一个呵欠。估计对于我的存在已经有些不耐烦的梁顺华很顺利地抓到了我松懈的这一刻。他忽然爬起身,从自己拖在一边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支白色药瓶。
“喷一下子这个就精神了哦。”说完就把我摁在被子上,叫我张开嘴。我咬紧牙关不愿意,他补一句:“日本进口的嘞。”就大笑着上手捏我两颊的牙根,像上刑一样不知道轻重。
袁梅看出来梁顺华在这场玩闹中越来越过界,拉他,埋怨他:“梁顺华,你又像小孩子一样,搞什么搞!?”
我痛叫一声,梁顺华已经捏开了我的嘴,拿喷嘴喷了我一喉咙。其实就是西瓜霜,但第一次感受到它的味道,还是被刺激得干呕了好几声。
就在我最狼狈的时候,我妈带着一脸输家的丧气敲门进来了。首先就对我这么晚没上床无法接受,又看到我鼻涕眼泪横流,一副中了暗毒要死的样子,当即就剐了袁梅一眼,冲上来直接把我给抱走了。 第二天早上,我照例去我的“沙地鼠宫”巡视,居然发现我的那些已经长了毛的老鼠朋友全都仰着肚子死掉了,玻璃房里一股浓烈的杀蝇喷雾味道。不知道是我妈还是谁,大义凌然,为民除害了。
之后,我再也没有得到过袁梅的邀请,也没有得到我妈的同意进出过袁梅家。
我在粮店里找朋友的计划,也算是以失败告终。
3.
等我到了十一岁,也就是袁梅和梁顺华正式相处一年的时候,袁梅终于跟梁顺华吵了一场大架。
有一天半夜,我被袁梅巨大的叫门声惊醒,等我眯瞪着眼睛爬起来,才发现我家已经聚满了爸妈那帮同事们,大家全都穿着拖鞋,蓬着头发,显然也是被吵醒的。
我观摩了半天才搞清楚事情的大致经过。原来是袁梅在外面跟她那帮同学聊天聊得晚,梁顺华直接把门反锁上床睡了,袁梅到家敲门敲了一个多小时,也不见梁顺华来开门。
大家都在议论梁顺华是不是煤气中毒睡死过去了。
袁梅披头散发,拍几下门,就回过头来很惭愧地跟大家说:“他哪死得了,在闹我呢,实在不好意思,打扰大家睡觉了。”
我妈没好气地说:“我看也是,小梁就是喜欢瞎闹,跟小孩一样。”
同事们便纷纷打哈欠,但都没有散去的意思。
随着被关在门外的时间越来越长,袁梅敲门下手也越来越狠。她气恨起来,忍不住飙脏话,说梁顺华憨卵。梁顺华犟到天上去,任凭门板被拍得哗啦往下掉漆皮,硬是不下床。
袁梅看了站在她身后的我妈一眼,脸上气出来一层红,又燥出来一层红,支支吾吾地说:“阿姨你退后点。”
等我妈退出一丈远,袁梅抬起脚,一膝盖就把她家门板顶断了半根。
好像是支援部队等待攻坚战最后一个壁垒被攻破。等袁梅从破洞伸进手去拧开了门,我跟着我妈和她的同事们一起涌进了袁梅家。
梁顺华只穿了条内裤趴在凉席上。
袁梅冲上去就拿脚踹他,两个人就这么在后半夜,当着全粮店的面打了一架。
这一架之后,袁梅和梁顺华的关系越来越差,几乎没有一天不急眼的,常常听到他家传来摔盘子碗筷的声音。我妈听得乐呵,常常笑话他们是小孩找了个小孩,袁梅是指望不上梁顺华的,梁顺华也照顾不了袁梅。
“梁顺华这号人,要么不坏事,要坏指定坏个大的。”
事情真的让我妈给说中了。
每年年中,粮店进入繁忙的征收国家储备粮的季节。周边村中的农民源源不断地送来当季水稻,我爸妈和那帮同事每天坐在仓库里越堆越高的谷堆上给水稻上秤,记斤数,验质量。梁顺华呢,每天拿着一根带涵孔的金属签往一袋袋装好的粮食里面插,一是带出来袋里中间的稻谷看看有没有发霉的,二是看看有没有人为了增加斤两往袋子里塞石头。藏石头的直接打回去,没晒透发霉的就叫在仓库外面的大操场上面重新晒干。所以每到收稻谷的时节,整个粮店都会披上一层稻谷做的外衣,空气飘荡着的全都是潮湿发霉的谷壳味。
就在粮店最热闹最繁忙的时候,梁顺华被开除了。
有农民大叔跟店长毛叔叔反应,梁顺华在做质检的时候偷偷给他同学一家放水,用那大叔的原话讲就是:“眼看签子都戳秃了,居然,还说没有撞到石头。”
如果是出于同学情谊,小小照顾一下,那梁顺华的行为还不算太恶劣。可毛叔叔后来调查了一圈,发现梁顺华其实是不折不扣的以权谋私,放过石头不说,还会在他同学的粮食过秤的时候偷偷把脚放在秤上,每一百斤稻谷,他要收十斤提成。而且,他这样做不是第一次,当初那台全粮店第一台VCD,保不准就是他用提成的钱买来的。
梁顺华得到了一个警告。他既不承认也不服气,他对所有事情都不服气。收到通报警告的那天晚上,有人看到他不知道从哪里抓来一只老鼠,在老鼠尾巴上绑了一团卫生纸,点着了之后放掉,然后看着受痛的老鼠疯了一样往仓库里窜。
幸亏卫生纸团不是很大,终究没有引起火灾。
加上“纵火未遂”,梁顺华终于顺理成章地被开除了。
粮店员工被开除之后,按照规定当然要搬出粮店。袁梅没有跟梁顺华一起离开,也就是说,他们分手了。当然是袁梅单方面提出来的。
然而,按照梁顺华的性子,袁梅的第一段爱情结束得怎么可能干脆,怎么可能不黏黏糊糊,丝丝拌拌。
梁顺华在经过了短暂的蛰伏之后,像没事人一样再一次出现在袁梅视野里。他在县里的化肥厂找到了工作,每天骑个摩托车上下班,晚上总要在粮店落一脚,堵在袁梅家门口,给她捎一条麻辣黄鸭叫。
袁梅要么不开门,要么实在被梁顺华敲烦了,开门接了东西就关。
对于袁梅跟梁顺华的分手,我不算最高兴的,也得算第二。不仅是因为我讨厌梁顺华,还因为每次梁顺华送来的复合礼物,最终都会被送到我嘴里。
我妈虽然不大高兴看见我跟袁梅混在一起,但每次袁梅送来鱼,她大多抱着不要白不要的态度表示欢迎。
在我吃了不下二十多条鱼的之后一天,没等梁顺华走人,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门。
梁顺华刚把鱼递给袁梅,看见了我,似乎是想到了什么,忽然要求袁梅:“你当我面吃了。”
我看袁梅,她已经不算鲜嫩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成年女人特有的的对男人无限蔑视的表情。梁顺华把塑料袋拨开,打开泡沫盒子,端到袁梅嘴巴面前。没等我和梁顺华反应过来,袁梅一甩手,软烂的黄鸭叫连带一盒子辣椒汤水全都泼到了梁顺华胸脯上。
我赶紧锁上了门,心跳加速,紧张兮兮地听着梁顺华在外面骂了十多分钟才罢休。听得我都想把肚子里的鱼全部呕出来还给他。
这一次,梁顺华可算是死心了。
4.
每到收购粮食的繁忙期,粮店的食堂都会供应公家饭,省了职工自己开灶做饭的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在公共食堂吃了大半个月之后,我妈终于对手里越见泛黄的米饭有了意见。在她的提醒下,大家也都意识到自己已经吃了好多碗颜色不太白味道不太好的米饭了。
起初,大家以为是食堂大师傅选的米不对,大概是自己瞒了钱以次充好。那个大师傅当时操了一把菜刀就从厨房冲出来,把自己的手摊在饭桌上开骂,说“我肏你们妈妈,你们去查,要是是我搞事,我这只手剁了给你们加菜。”
大家都不吃饭了,毛叔叔就出来圆事,好歹把大师傅劝回厨房,然后就带上我爸以及几个年轻同事去查。先是掀米缸,米是刚收上来的新米,完全没问题。然后去看了看煮饭用的大锅,大师傅刷得很干净,也没有问题。最后,我爸提了句,会不会是煮饭用的水不对。
我爸几个用钢筋把井盖给撬开,发现一个巨大的麻袋被绳子束着呆在井沿,鼓鼓囊囊的麻袋浸泡在井水里,把井水浸得有些发青了。
我至今记得大家等我爸用打火机把绳子烧断,伸头往麻袋里面看了一眼之后那同时发出的十几声惊叫。
麻袋里装的是满满一袋猪屎。
后来搞清楚,那袋猪屎是梁顺华从他的化肥厂拖来的。他实在咽不下被袁梅甩掉的那口气,所以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报复。也就是说,我们一粮店的人,陪着袁梅吃了半个多月的猪屎拌饭。
我妈还有她那些同事本来就不怎么待见袁梅,出了这事,嘴里就更加不放过她了。
袁梅当然是羞愧难当。为了表示歉意,她买了好多牙刷牙膏,四楼八户,一个个登门送礼。这还不够,她还请所有人去了107国道旁边一家餐馆吃了一顿大餐。
就是这顿大餐,让袁梅迎来了自己的第二段爱情。
作为一条贯穿全省南北的、颇为繁忙的经济动脉,107国道上整日整夜跑着一些大型运输货车。有运水果的,有运小轿车的还有运瓷砖的。不像现在,那时候的国道边很少建有所谓的休息区,货车司机跑累了跑饿了,总归需要可以让他们小憩的地方。
镇上有人抓住商机,就在国道边开起饭店。每当到了饭点,总能看见一辆辆大货车从国道上开下来,并排停在饭店前的地坪上,司机们拉开车门下车,操着带有各省口音的普通话点餐。
袁梅请我们吃饭的那一天,有一个从湖北下来的中年司机就坐在我们隔壁桌。他一只手拿筷子吃饭另一只手捏一根烟抽着。等大家吃得差不多,袁梅端着一杯啤酒站起来要给我们赔礼的时候,不知道是她的屁股拱出去太多,还是那司机拿烟的手支出去太宽,总之,听到惊叫一声,我就看到袁梅屁股处的绸子裤被烟头点了个大洞。
那司机赶紧站起身,把烟头捻灭,忙不迭地往饭店外面走,嘴里说着等一哈等一哈。
等一下,他就回来了,拿着一条从自己货车的货箱里取出来的女式牛仔裤交给袁梅,一副没什么大事的语气,说:“你看大不大?换上试试。”
袁梅光捂着自己的屁股,根本没敢接。
我妈可能是吃高兴了,破天荒地帮袁梅来了一句:“可不光裤子的事,给她烫到了吧?”
那司机还是没怎么慌神,盯着袁梅,语露关切:“妹子,烫到了说话,我带你去医院看看。”
那司机扯住袁梅捂着屁股的手,作势要俯下身来查看。袁梅又羞又急,往那司机后脑勺不轻不重地拍了一巴掌,然后便红着脸跑去里间找老板娘结账了。
这是袁梅跟湖北司机的第一次见面。这一次见面是否在他们各自内心泛起什么涟漪尚未可知,但从表面看来,至少是没有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后续,跟宇宙里独立纯在的偶然概率事件没什么两样。
很快,就到了他们的第二次相遇。是由镇上一个脾气很坏的疯子促成的。
那疯子当年四十来岁,生活在镇上唯一一座水泥桥的桥洞里。他嘴里常常冷不防地蹦出一些不着调的词语,像是哪个远地方的方言,更像是无意义的瞎叫,反正没人听得懂。
一般像这样的疯子不会在一个地方逗留太久,总会在人们不经意的时候消失在大家的生活里,没人认在意更不会有人关心。而这个疯子却在我们镇生活了很长时间,他有门道赚钱养活自己。
像镇子里所有人一样,疯子赚钱的方式也跟107国道息息相关。每天早上,他出了桥洞就顺手在路边捡一块砖头冲上国道,见哪辆货车开得谨慎,就立马冲到马路中央把那车挡下来,举起石头作势要砸挡风玻璃的样子。疯子在这个时候嘴里才能发出一个意义明确的词,那就是“钱”。
他举着石头念叨着“钱、钱、钱”,司机们大多都能搞清楚眼前的状况了。为了息事宁人,大多会从口袋里摸出五块十块的扔出去,算是破小财免大灾。谁都拿不准这不要命的疯子会干出什么事来。
疯子每天只劫一次车,就够他一天伙食费,怕只怕遇见那种脾气倔的司机,受不了他这份气,死活不让他得逞,那就得饿一天肚子。那湖北司机就属于不吃硬的那一类。
那一天,疯子举着石头在他车头绕了半天,一会儿像瞄靶子一样拿眼睛瞄准挡风玻璃,一会儿又瞄准后视镜。湖北司机几次试图强闯,都被疯子的身子给顶会来了,没真想弄出人命,干脆把车停在人行道,自己坐在车里抽烟。
一个倔骨头,一个臭疯子,就这么对峙在国道边。直到袁梅从粮店出来过国道去镇上剪头发,遇到这一幕,摇摇头就自己掏了十块钱把疯子的石头买了下来。
当她朝车窗摆手,叫货车赶紧走的时候,她这才发现,里边坐着的就是上次那个烧她屁股的湖北司机。
5.
疯子事件过后不久,粮店和镇上忽然开始流传起袁梅跟湖北司机搞破鞋的小道消息来。
一开始是粮店的人说,他曾经打牌到很晚回家,在单元门口撞见袁梅化了妆出来往国道上走。
后来镇上的人说,她起夜的时候曾经看见一辆湖北牌照的货车闪着尾灯停在国道边,半个小时之后才开走。
如此一来,就有归纳能力强的人分析,按照司机跑车的时间表,袁梅会在每个月十号、二十号、以及月底半夜坐上司机的车,两人开到市里住一晚,之后司机继续回湖北,袁梅就搭一早由市里回镇上的班车回来上班。
还真有上学早的小孩回来打报告,说他看见过袁梅从一早的班车上下来。“头发乱乱的。”于是,虚无缥缈的传言终于有了确凿的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故事就显得更可信更有趣了。
那段时间,因为袁梅的八卦,粮店和镇上的人第一次有了共同的话题和亲密的交流。大家通过各种迹象和信息,一点点把那湖北司机的简历给填满了。
司机叫余军,35岁,湖北荆州人,常年往返广州和湖北,给贸易公司开车。他在湖北有妻室,养两个男孩。
有了这份简历的支持,袁梅的爱情生活越加成为整个小镇的谈资。粮店女人勾搭上过路司机,这故事怎么听怎么来劲。
作为故事的女主角,袁梅那会儿非常本分地扮演了一个风月传言受害者应该有的形象。她终日不出门,垃圾在门口堆了好几袋,到了不得不下楼的时候,拧个门锁都拧得小心翼翼。就算是这样,也有人猜测她是躲在家里每天跟那司机在电话里谈情说爱。
粮店里的同事、镇上的大人小孩,私底下给袁梅换了个名号,叫做H85730,那是余军那台货车的车牌号。
跟所有人不一样,我对袁梅有着特殊的情感,因此自始至终都不相信那些传言是真的,所以只叫她小袁阿姨。在这场鄙夷袁梅的全民活动中,只有我没有跟大多数人站在统一战线。我知道这种被孤立的感觉,就像当初我在沙丘上建造了自娱自乐的玻璃房子,袁梅的家就是她用以疗伤的小沙垛。
我那会儿每天都很急躁,总认为在泥沙俱下的形势之下,如果我迫于我爸妈的“淫威”,再不主动搭理袁梅,对她有所表示,自己必定会被袁梅划到欺负她的那一类人中间去。
有一个周末,我从粮店米厂一台稻谷去壳机器里掏出来好几个橡胶球。这种橡胶球跟乒乓球差不多大,放在去壳机器里的抖筛区用来制造连绵不断的震动,所以它的弹性超强。这是粮店的小朋友特有的玩具。
那天,我站在一楼的操场上,异常卖力地玩着我那几个橡胶球。几乎使出了吃奶的劲,全力往地上砸。大概玩到快吃中饭的时候,有一个球终于蹦上了四楼,如我所愿落在了袁梅家的阳台上。
我终于以捡球的借口再次敲开了袁梅的家门。
袁梅拉着窗帘,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椅子上搭满了衣服,茶几上堆满了碗筷。对于我的到来,她很开心。
等到她在阳台上找到橡胶球递到我眼前,我终于支支吾吾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我说:“小袁阿姨,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没有跟那个司机去市里。对不对?”
袁梅笑了笑,把球塞到我的手里,说:“你说对就对。”
我当时高兴坏了,自认为从当事人手里拿到了传播真理的授权,像圣骑士一样,由此往后对于维护这个真理不再有所疑虑。
有同学在议论H85730,我就把他新买的英语字典借过来,翻开了故意往后折,直到折脱了好多页才还给他。
有镇子上的人讲袁梅的坏话,我上下学的时候就故意从他们的菜园过,黄瓜苗、菜花、葱,每天变着花样踩。
即便是那个我有些喜欢的女同学,当她坐在我自行车后面说起袁梅化的大浓妆很丑的时候,我也故意把车往水坑里带。
每到了周末,我都会骗我妈说去学校参加奥数培训而躲到袁梅家,事实上,那会儿我因为藐视纪律,常常无故缺席,已经被奥数班给开除了。
袁梅在家的时候,并没有在电话里跟余军谈情说爱,这一点我很满意。她只是常常跑去卧室,从正对着国道的窗户往外瞧,有时候会来一辆货车,朝她摁下喇叭,有时候没有。她跟我说,她跟那个湖北司机只是哥哥妹妹的关系,哥哥看她孤单,常常从他的货车上抽一点好吃的好穿的好玩的给她,关键是,他会在高大的驾驶座上用自己的毛衣给她做一个软软的垫子,她喜欢被人照顾的感觉。
“你看我跟你梁顺华哥哥就搞不来。”
我说:“我知道啦。我也可以照顾你呀。”
袁梅果然很喜欢被人照顾,听我许下了这样的承诺之后,她马上就叫我每天早上上学的时候,帮忙看看有没有那辆H85730,如果有的话,就跟司机说叫他去市里的天鹅宾馆。
“他答应送我一件香港来的裙子的。”当时听袁梅说这么说,我没有半点怀疑,还以为真的就是条裙子的事。
为了让袁梅得到这件“香港来的裙子。”我站在马路边张望了四天。等那辆蓝色货车出现在视野里的时候,我简直高兴坏了,连连把它招停,攀上车窗就朝里面喊:“小袁阿姨叫你去天鹅宾馆,你赶紧把那条香港来的裙子给她!”
我根本没有注意到余军身边的副驾驶上还坐着他的正牌老婆。当然,凭我当时的见识,也不会没在意这句话会给余军以及袁梅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6.
袁梅动身去天鹅宾馆的那一天,我妈正和她的那帮同事们在操场的阳光下打麻将。
一辆载客大巴忽然从大门冲进操场,哗啦啦下来很多人,由那个我在余军副驾驶位置上看到过的妇女带头,把我妈他们围了起来,上来就问袁梅在不在。
来人全都是些穿着黑灰褂子,腆着大肚子的中年人。可以看出来,他们平时也是本分人,忽然被召集起来坐上大巴来滋事,此时故意做出来的那个凶神恶煞的样子,看起来很不牢靠。
我妈和她的同事们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只是继续摸着麻将子儿,懒得搭理,只哼哼说不在。
那妇女最激动,捏住麻将桌面一掀,大叫:“什么不在!问你们话呢!还打什么打。”
我当时就坐在麻将桌边,冷不丁下巴被弹起的桌角磕了一下,疼得叫起来,呜咽着就流下了眼泪。
这下轮到我妈激动了,冲上去就跟那妇女揪起来。那些大叔倒也不是吃素的,半拉架半是威胁的,对我妈和她这帮女同事们也是不客气。
这大阵仗自然是让店长毛叔叔听到了,几个电话打出去,很快从镇子里就聚集上来一帮年轻二流子,他们可比那帮中年大叔看起来凶狠多了,头发全都支楞着,皮带全都扣在腹股沟。
这是一场镇子和粮店联合对抗外来挑衅者的大战,我全程处于振奋中。镇子和粮店,这里和外面,从来没有如此同仇敌忾过。
毛叔叔端了把椅子坐在一边指挥,说:“袁梅的事,我们自己怎么着都不算,让外来人欺负上来那就不行。”
在这样一种共同抗敌的气氛之下,这场闹剧最终以镇子和粮店同盟大获全胜告终。那辆妇女租借来的大巴上满是坑坑洼洼,那帮大叔被二流子揍得躲回了大巴。
大战快收尾的时候,袁梅一脸失落地从市里回来了。她一眼便看到操场上的大巴和大巴门边坐着喘气的妇女,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准备转身就走。
我妈和她的几个同事连忙冲上去拉住她,带着她往家里走,说:“走什么走,别怕他们。”
那妇女最终也没能接触到袁梅,气没出撒,只坐在车门边极尽世间的污秽之词骂袁梅。她骂得具体而详细,算是把袁梅的第二段爱情以她大老婆的视觉再次讲述了一遍。
我站在一边听着,终于听到她说袁梅约司机到天鹅宾馆去的事。与我理解的不同,她说那家天鹅宾馆是袁梅这个不要脸的婊子给他老公准备的炮房,路边捡来的野鸡也想找做个窝了,她也配?
那一天我哭了很久,以至于我妈在安顿好了袁梅之后发现我还在流眼泪,还恨恨地在我屁股上拍了一巴掌。她根本不知道我不是因为下巴疼才哭那么久。
我小小的脑海终于意识到,我彻底被袁梅给利用了。
第二天,袁梅她爸妈来粮店接她回老家。袁梅哭闹了半天,双手扒住门框就是不走。我妈和她的同事们都来观摩,都劝她回去躲一躲。我一个人趟在卧室玩用针头戳蜡烛,我妈叫我出来看看,说小袁阿姨被他爸扇耳光呢,我就是不吱声。
我决定从今往后再也不理袁梅。
袁梅回了老家之后,有关她的消息通过我妈的嘴巴断断续续隐隐约约传到我的耳朵中。
最开始,我妈说袁梅被她爸关在老家的二楼,那个湖北司机从来没去解救过她。
后来,我妈说袁梅意图喝农药自杀,被她妈抢了下来,他们家再也不敢关她了,只是每天跟着她。前段时间还看到她和她爸妈在国道上往湖北的方向走了很久。
“她老嘟囔说湖北那司机答应过来接她,她爸搞不了她了,就说陪她等一个月,要是那司机露面了,他爸要跟他好好谈,看看怎么办好。要是不露面,就要袁梅死心。”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妈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断叹息着的。
随着袁梅的消息越来越来越稀薄,我也渐渐长大,渐渐懂些事理,与此同时,我渐渐有些羞于想起有关袁梅的一切。
等升到高中之后,我离开了粮店和小镇,转到了市里的学校。
7.
大概是2002年,我回到了小镇,参加那个疯子的葬礼。
疯子举着石头“劫道”多年,终于在一个早上被人发现他俨然已经被压成一张皮的尸体。
镇上老庙里的和尚帮他收了尸,搞了个小型的葬礼,没有发白事贴,只说大家得闲,有心,就来看看。
高中的我变得更加沉默和特立独行。我妈和她那些许久不见的同事在庙里聊天、进香,我一个人坐在庙外空地上放着的长板凳上,在四周的人群里寻找相识的人。
那会儿粮食局改制,各镇粮店合并的合并,撤空的撤空,加上小镇持续的发展,周围建起了不少四五层的高楼。我坐在那里,已经很难像以前一样,仰头就能看见粮店那四层小楼了。
正当我在愣神的时候,一辆摩托车轰隆着停在了马路另一边的早餐摊旁。
开摩托车的是一个胡子拉杂却穿着花衬衫的干瘪老头,后面坐着一个身形发福,穿着花裙子的女人。
女人几乎是从摩托车上跳下来的,咋咋呼呼找老板要了一碗米粉,二话没说坐下去就嗦起来。不知道是她胃口好还是本来就饿,她吃得很急,像一台传送带不能断供的打米机一样。她的头发还是湿的,裙子似乎也是在身子还没有擦干净的时候就匆忙套上去的,领口和咯吱窝被沁湿了。
她看起来像是个早起的妓女。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样。
“那是你小袁阿姨。”我妈进香回来坐在我身边。“这孩子,找来找去,到底找了个老头。”说完她就转回头去跟同事们聊离开粮店之后各自的生活。
我继续盯着袁梅,那个老头也盯着袁梅,似乎跟她说了句什么,帮她倒了一杯水。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里,我忽然笑了。
她还是那个需要男人照顾,依赖着男人的袁梅。
也就是那一天,我第一次梦遗了。感觉像是憋了很多年,此时终于发育完毕,上天终于赋予我这样的功能,来表达对她的感觉。我想,如果以前可以,我应该早就会为她遗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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