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很小的时候，看电影的时候是这样的。
在我们村，每年有这么一个习俗，旧历九月初的时候，为了纪念祖先，连续吃斋九天，吃斋前，每家每户都把家里打扫干净，这打扫不像平常的搞卫生，必须把东西搬出来到池塘里彻底的清洗，晒干，然后归位，床板、床架子、簸箕、锄头、饭桌等家具只要能搬出来的都必须搬出去，屋梁、天花板、窗户等搬不动那就只好擦洗了，那时候贪玩，最喜欢搬的东西就是门（那时候的门是可以拆卸的，有些大人临出门时把不听话的孩子关在家，结果回来后发现那孩子把门给端了），因为门的面积大，可以拿来当竹筏玩一玩。总之必须使屋内焕然一新，以迎接庄重的节日到来。
在吃斋的九天里，村里祠堂会举行两个活动，唱戏和放电影。
唱戏在祠堂内，搭一个台，每天三场，上午下午晚上各一场，但电影只有晚上才能放，白天光线太强了。那时候正是秋收季节，大家都忙，小孩子又不喜欢看戏，所以白天看戏的是一些闲着的老人，到了晚上就不一样了，祠堂内的看戏的人比肩接踵，祠堂外的露天场地上，在空中横挂一块白布，也开始放电影。
那时候，家里有电视的人不多，人群从四面八方赶来，一般情况下，家长都会带一条长凳，一家几口挤在一起，小孩子倒无所谓了，浑身都是用不完的精神，到处蹦蹦跳跳的，有的小孩子好调皮，削尖脑袋挤到放映机面前，等看到关键处的时候，他突然一只手放在摄像机前，白布上就只映出一只巨大的手，这时候人群里顿时躁起一阵“咳呀”，也有一些说脏话的“你妈的X”“打短命的”。然后那小孩子咯咯笑几声，趁机溜走了，顽皮的还会再来。
在祠堂的门口，有人在那摆摊卖零食，小孩子大都不是真看电影或者戏，就觉得好玩，央着家人买零食，我看过很多小孩趁乱的时候，会趁机偷上一些。我那时候也嘴馋，但知道家里没钱，不敢向父亲母亲要，胆儿也挺小，没胆偷，所以就只好认真看电影或者看戏，这样就能解嘴馋了。
那时候，还出现了一批尤为特殊的人，他们是这样看电影的。
露天的空地周边是稻田，有一次，我看电影途中有点尿急，于是跑到田里去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那稻田刚好是收割了的，稻草被捆成一小把一小把的，岔开立在稻田上，以便晒干，我突然发现那立着的稻草会动，心里一惊，有鬼！正要大喊一声的时候，稻草里钻出一个人来，对我说：“嘘！别吵，别吵。”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是高年级的同学。
后来我清楚他们看电影的时候为什么要把稻草戴在自己的头上，原来他们是毕业班的同学，马上面临小学毕业，那时候老师都是很负责任的，校长亲自带队，经常夜访学生家，看看他们是否在认真学习，或与家长沟通沟通，谈谈孩子的学习情况。村里祠堂在放电影，学校自然也知道，老师会在祠堂内外巡逻，看看哪个学生是在“业精于勤荒于嬉”。
相对来说，我更喜欢看戏，白天要干活没时间看，有时候我会尽量挤出些时间，譬如上午的活是上山打柴，我就会努力一些，争取早些回来，回来把柴担一卸，撒腿赶往祠堂，看看末场，当然有不少失望的时候，待我气喘吁吁赶到时，戏子刚好在卸妆了。
我特别喜戏里拿吹拉弹唱的氛围，混在老人堆里，看得我自己在那傻笑，那时候村里流行一句方言，唱戏的是癫佬，看戏的“呃佬”，翻译成普通话就是，唱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后来我发现自己着实显得挺笨的，不知道是不是从小戏看多了的缘故。
那时候我有个大胆的想法，去后台偷一些他们的化妆用的胭脂水粉和一套戏服，这样的话，我也能给自己化妆了，也能过过演戏的瘾，但一直没成功，这是我童年的一大遗憾，到现在我还有些念念不忘。
晚上电影散场后，一家人步行回家，小孩子走在前面，父亲拿着电筒走在最后面，漫天的星光，清脆的虫鸣，凉凉的晚风，乡间的小路，那时候，我总是显得很开心，在前面蹦蹦跳跳的，父亲在后面责怪到：“就你会跳，当心别跳坑里去了。”我总是满不在乎，我说：“爸，我才不会。”
等我上了初中后，这种氛围渐渐的就淡了，喜欢看戏的老人也死了不少，家里有电视机的人也多了，所以无论是戏还是电影，看的人都少了，小孩子不再那么顽皮，看着看着在大人怀里睡着了，再后来，看戏的人越来越少，村里干脆不请人来演了，改成了木偶戏，我偶尔去看看，觉得意兴阑珊。在外打工的姐姐过年回来的时候带回了一个录音机，还带了许多港台歌星的磁带，beyond、梅艳芳等等，当时我对那些完全不感兴趣，父亲去买了一些关于唱戏的，黄梅戏，赣南采茶戏，我倒听得津津有味，反复的听，有一盘磁带，我都听得几乎能从头到尾背出来了。
到了我高中的时候，侄子跟我说，某老师得癌症了，成光头了，再后来，听说去世了。高中至今，我几乎没有农历九月在家过，对这些事也不大关心了，不知道戏还唱不唱，电影放不放，我想，应该不再了吧。
现在我虽然不听戏，但我还是尤为喜欢戏里经常用到的二胡，偶尔在哪里听到二胡的声音传来，悠长、深沉，我总忍不住要驻足的细听一番，也总是能想起这些曾经的故事，没有一次例外。
2014年8月7日凌晨于深圳
谢谢阅读和支持，如果能得到看官们的意见和评论，实在荣幸，谢谢！
查看原文 ? 版权属于作者 商业转载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