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很小的时候,看电影的时候是这样的。
在我们村,每年有这么一个习俗,旧历九月初的时候,为了纪念祖先,连续吃斋九天,吃斋前,每家每户都把家里打扫干净,这打扫不像平常的搞卫生,必须把东西搬出来到池塘里彻底的清洗,晒干,然后归位,床板、床架子、簸箕、锄头、饭桌等家具只要能搬出来的都必须搬出去,屋梁、天花板、窗户等搬不动那就只好擦洗了,那时候贪玩,最喜欢搬的东西就是门(那时候的门是可以拆卸的,有些大人临出门时把不听话的孩子关在家,结果回来后发现那孩子把门给端了),因为门的面积大,可以拿来当竹筏玩一玩。总之必须使屋内焕然一新,以迎接庄重的节日到来。
在吃斋的九天里,村里祠堂会举行两个活动,唱戏和放电影。
唱戏在祠堂内,搭一个台,每天三场,上午下午晚上各一场,但电影只有晚上才能放,白天光线太强了。那时候正是秋收季节,大家都忙,小孩子又不喜欢看戏,所以白天看戏的是一些闲着的老人,到了晚上就不一样了,祠堂内的看戏的人比肩接踵,祠堂外的露天场地上,在空中横挂一块白布,也开始放电影。
那时候,家里有电视的人不多,人群从四面八方赶来,一般情况下,家长都会带一条长凳,一家几口挤在一起,小孩子倒无所谓了,浑身都是用不完的精神,到处蹦蹦跳跳的,有的小孩子好调皮,削尖脑袋挤到放映机面前,等看到关键处的时候,他突然一只手放在摄像机前,白布上就只映出一只巨大的手,这时候人群里顿时躁起一阵“咳呀”,也有一些说脏话的“你妈的X”“打短命的”。然后那小孩子咯咯笑几声,趁机溜走了,顽皮的还会再来。
在祠堂的门口,有人在那摆摊卖零食,小孩子大都不是真看电影或者戏,就觉得好玩,央着家人买零食,我看过很多小孩趁乱的时候,会趁机偷上一些。我那时候也嘴馋,但知道家里没钱,不敢向父亲母亲要,胆儿也挺小,没胆偷,所以就只好认真看电影或者看戏,这样就能解嘴馋了。
那时候,还出现了一批尤为特殊的人,他们是这样看电影的。
露天的空地周边是稻田,有一次,我看电影途中有点尿急,于是跑到田里去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那稻田刚好是收割了的,稻草被捆成一小把一小把的,岔开立在稻田上,以便晒干,我突然发现那立着的稻草会动,心里一惊,有鬼!正要大喊一声的时候,稻草里钻出一个人来,对我说:“嘘!别吵,别吵。”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是高年级的同学。
后来我清楚他们看电影的时候为什么要把稻草戴在自己的头上,原来他们是毕业班的同学,马上面临小学毕业,那时候老师都是很负责任的,校长亲自带队,经常夜访学生家,看看他们是否在认真学习,或与家长沟通沟通,谈谈孩子的学习情况。村里祠堂在放电影,学校自然也知道,老师会在祠堂内外巡逻,看看哪个学生是在“业精于勤荒于嬉”。
相对来说,我更喜欢看戏,白天要干活没时间看,有时候我会尽量挤出些时间,譬如上午的活是上山打柴,我就会努力一些,争取早些回来,回来把柴担一卸,撒腿赶往祠堂,看看末场,当然有不少失望的时候,待我气喘吁吁赶到时,戏子刚好在卸妆了。
我特别喜戏里拿吹拉弹唱的氛围,混在老人堆里,看得我自己在那傻笑,那时候村里流行一句方言,唱戏的是癫佬,看戏的“呃佬”,翻译成普通话就是,唱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后来我发现自己着实显得挺笨的,不知道是不是从小戏看多了的缘故。
那时候我有个大胆的想法,去后台偷一些他们的化妆用的胭脂水粉和一套戏服,这样的话,我也能给自己化妆了,也能过过演戏的瘾,但一直没成功,这是我童年的一大遗憾,到现在我还有些念念不忘。
晚上电影散场后,一家人步行回家,小孩子走在前面,父亲拿着电筒走在最后面,漫天的星光,清脆的虫鸣,凉凉的晚风,乡间的小路,那时候,我总是显得很开心,在前面蹦蹦跳跳的,父亲在后面责怪到:“就你会跳,当心别跳坑里去了。”我总是满不在乎,我说:“爸,我才不会。”
等我上了初中后,这种氛围渐渐的就淡了,喜欢看戏的老人也死了不少,家里有电视机的人也多了,所以无论是戏还是电影,看的人都少了,小孩子不再那么顽皮,看着看着在大人怀里睡着了,再后来,看戏的人越来越少,村里干脆不请人来演了,改成了木偶戏,我偶尔去看看,觉得意兴阑珊。在外打工的姐姐过年回来的时候带回了一个录音机,还带了许多港台歌星的磁带,beyond、梅艳芳等等,当时我对那些完全不感兴趣,父亲去买了一些关于唱戏的,黄梅戏,赣南采茶戏,我倒听得津津有味,反复的听,有一盘磁带,我都听得几乎能从头到尾背出来了。
到了我高中的时候,侄子跟我说,某老师得癌症了,成光头了,再后来,听说去世了。高中至今,我几乎没有农历九月在家过,对这些事也不大关心了,不知道戏还唱不唱,电影放不放,我想,应该不再了吧。
现在我虽然不听戏,但我还是尤为喜欢戏里经常用到的二胡,偶尔在哪里听到二胡的声音传来,悠长、深沉,我总忍不住要驻足的细听一番,也总是能想起这些曾经的故事,没有一次例外。
2014年8月7日凌晨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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