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暴雨。大暴雨。暴雨带扣在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天，没有要走的意思。我看到我的家乡武穴，一直就在暴雨带的核心——我知道今年家里肯定要遭灾了。央视新闻都出现了武穴的画面，像我们这样的小地方，只要出现在央视的新闻里，基本上非天灾即人祸，果然是——太白湖、武山湖都内涝成灾，市区里一楼浸泡在水中……晚上打电话回家，是父亲接的电话，他说他刚从湖里回来，田地全部淹没在水中了，连房屋前后的菜园都淹了，这就意味着今年没有收成了。
父亲还是一如既往柔弱的性格，在电话里哀叹今天没有收入了，我说没得事有我呢。而母亲接过电话，语气非常平稳，“没得事。我跟你爷打小工，能挣得到钱。”我问他们做什么小工，母亲说：“帮你见丰爷搬砖。”父亲有糖尿病，身子弱，搬砖搬一会儿，就脸色发白；母亲忙完家事，过来替换他，“一天也能挣一百块钱！”我听得耳根发烫——作为儿子的耻辱感，不能让他们在家好好享福，这样的年纪他们还如此劳累。的确，我摆脱不了这种耻辱感，深入骨髓，经常发作。出地铁时，买了一杯果汁，耻辱感也会降临：一杯十五块钱，够他们一天的开支，不是吗？
各种天灾，见得多了。九八大洪水，一样是田地全浸泡在水里。父母带我躲在长江对面的江西山里，当时很多跟我爸妈一样逃到江西来种地的老乡，都到我们这个山上的小屋躲避洪水。山脚下，人群慌乱，大家都跑到米店里去抢着换米，怕内涝来了，没有吃的。当地的人见了我们说：“你们武穴街上都是水。”那一年，九江破坝了，淹了很多地，死了很多人。而家里的地不用说，辛苦侍弄半年的庄稼都死了。我不知道我爸妈的心情。其实，我不太敢想。
那时候母亲胆结石，在山上的小屋痛得翻来覆去，爸爸回老家看淹的情况。我悄悄拿起锄头去田地，锄了一会儿，看着空旷的丘陵，我觉得我很害怕。我怕我读不了书了。我经常怕这种事情，脑袋里紧绷着一根弦，随时会断。九八年，我十四岁，初二。我想有可能这场洪水之后，我就要失学了。我要出去打工，去工厂做流水线工人。如果能这样，也挺好的。我挡不住内疚感。我觉得我就是那沉重的负担，压在父母的头上。现在有时候睡觉前，我尝试着去想象父母那时候的处境和心情。身无分文，家徒四壁，还有孩子要供养，而洪水一来，连最后的依靠都没有了——那是不是绝望感？
但这些年他们过来了，我也过来了。今年的洪水虽然快要跟九八年一样大了，但情况完全不同了。家里虽然还种着地，一年的纯收入其实也只有一万多。我觉得我完全是可以承担起这个损失的。刚出版《山中的糖果》的版税，平日写的小说和随笔稿费，还有我的工资——父母的生活费用我完全可以去承担。我跟母亲说：“我给家里打几万吧。”母亲说：“你有这个心就行了，自己留着用。我们现在的钱够用的。”我说：“我真的足够花了。”母亲说：“我们也足够花。等真的需要钱时，再问你要好了。”我只好答应。
快要挂电话时，母亲说：“你还一直记挂着我们，晓得心疼我们。”我说我天天看天气预报，母亲嗯地一声，“不要为我们担心，你好好过自己的生活。我们没得事的。”我又强调了一遍，“需要钱，随时告诉我。我刚出书了，有版税了。”她连说晓得晓得。挂了电话，心里也不怎么担心了。这几年，慢慢有了一种人生的笃定感。小时候经历的事情给我那种生存的恐慌感，渐渐消散。我可以过得很好，也能让我父母过得好。洪水来就来了，怕你个鬼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