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诉说了 24 个神经失序患者神奇的遭遇和经历。他们中有人能通过意志成为自己想要的角色，有人把自己的妻子当成帽子，要一把抓过头上戴，有人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灵肉分离；有人完全不能和人交流，却能与动物自如对话。萨克斯医生深入到这些心智上有偏差的患者的日常生活中，与之互动，记录他们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
“一本书最后完成的部分，”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认为，“其实是作者应该放到篇首的。”所以，写了这些奇怪的故事，搜集、整理完毕，也选定篇名和两段引言，现在是我检验成果，也是检视自己动机的时候了。
引言中的一语双关，以及它们之间的对照，事实上，也就是麦肯齐所描述的医生和自然学家之间的不同，正符合了我本身的某种双重性：我觉得自己既是自然主义者，也是个医生，对疾病与对人同样感兴趣；或许，我也是个理论家兼剧作家，尽管不甚称职。科学的事物与浪漫的事物同样吸引我，我也不断地在人们身上看到这两种特质。在疾病中，依然看到人之所以为人的精髓所在。动物会染患疾病，但唯有人才会身陷病态之中。
我的工作，我的生活，都是与生病的人为伍，然而，患者和他们的病情，促使我去思考。若非在这种环境当中，我可能不会想得这么深刻。见到这么多的疾病，让我不得不提出与尼采同样的问题：“谈到疾病，我们几乎都曾偷偷地问自己，没有疾病，我们还活得下去吗？”我也被迫将疾病所引发的问题，视为自然中的基本原理。我的病人不断促使我去问问题，而我的问题，也常常将我带到病人那里。所以，接下来的故事和研究，是一个接着一个的进行式。
研究是必要的，为什么还要讲故事、谈病例呢？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提出了病史的观念，认为疾病从发病到症状最厉害或最危险的阶段，到恢复健康或不幸致命，这中间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他因此引入了病历，也就是对于疾病自然发展过程的描述或呈现。“病理”
（Pathography，译注：字源有途径、过程的涵义）一字当初的意义，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这个观念。病史也是自然历史的一种形式，但它告诉我们的不是一个人和他的经历。病史毫不涉及患者本身，从中我们看不到这个人面对疾病的奋斗、求生经验。
在狭隘的病历中，并无主体；现代的病史，提到患者时，只是一笔带过，例如，“第21 对染色体白化病女性”。但简单的一句话，既可以用在人身上，也可以拿来形容老鼠。要恢复以人作为中心主体——承受痛苦、折磨，与疾病抗争的那个人，我们必须加深病历的深度，使其成为一篇叙事或故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既看到“病人”又看到“病症”，看到一个真实的人、一名病患与疾病的关系，以及与肉体的关系。
高层次的神经学和心理学，与患者的本质密切相关，因为患者的个人特性融入这类疾病之中，所以研究疾病与研究本人是分不开的。看待这类疾病，以及如何呈现它们、研究它们，的确需要新的学问，我们或可称之为“自我身份的神经学”，因为它所要面对的是自我身份的神经基础，是脑与心智最古老的问题。
或许，在生理和心理之间，基于某些需要，必须有界限、加以分门别类；但是研究和故事却自然而然关系到两方面，而且无法加以切割，也就是这一点让我深为着迷，也是我整本书所要呈现的。透过故事可以拉近两者的距离，引领我们走向机械与生命交汇之点，让我们看到生理的历程对人一生的影响。
具有丰富人文色彩的医学故事传统，在 19 世纪到达高峰，接着就衰退了，逐渐兴起的是无个人性色彩的神经学。卢瑞亚写道：“常见于 19 世纪，神经学家与精神学家所拥有的叙述能力，如今几乎荡然无存。必须加以重振。”他最后的一些著作，例如《记忆大师的心灵》（The Mind of a Mnemonist）、《破碎的人》（TheMan with a Shattered World），都试图回复这个失去的传统。
因此，本书中的个案病史，也力图回归古老的传统：回到卢瑞亚所言的19 世纪传统，回到第一位医疗史家希波克拉底的传统；也是回归普世和史前的传统：当时病人总是把他们的故事告诉医生。
古老的传说总是有英雄、受害者、暴君、战士等固定的人物。神经科的病人可以囊括所有的角色，在本书所说的奇异故事中，他们扮演的角色还更多。我们如何以这些神秘或比喻的名词来区分“ 迷航水手”，或者书中其他奇怪的人物？我们或许可说他们是迷思的旅行者，
到了一个若没有生病就无法了解、无法想象的地方。
这是为什么他们的生命和旅程，让我感觉带着传奇色彩，也是我之所以用奥斯勒（William Osler）的《天方夜谭》（Arabian Nights）的意象来当引言，而且为何必须一边谈病例，一边说故事。科学和浪漫，在这方领域彼此贴近，卢瑞亚喜欢说这是“浪漫的科学”。两者在事实与传说的交汇中结合，也点出了本书中每个患者的生命特质。
然而，多么特别的事实！多么奇异的传说！我们拿什么来跟它们相比？可能现今世上还没有任何模式、隐喻或神话足以形容它们。或许时间久了，会有新的意象、新的神话出现。
本书中有 8 篇文章曾经发表过：《迷航水手》、《天生我手必有用》、《数字天才宝一对》、《自闭画家的心路历程》刊登在《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鬼灵精怪的小雷》、《错把妻子当帽子》、《回荡脑中的儿时记忆》登载于《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其中最后一篇的简写版，当时的篇名是《音乐耳》。《麦格雷戈的平准眼镜》刊登在《科学》（The Science）杂志。我很早期对一个患者的描述，可以在本书《 63 岁的“不良少女”》中找到[ 最早是以《左旋多巴引发之不可抑遏的乡愁》之名，刊登在 1970 年春季号的《柳叶刀》（Lancet）季刊]。关于四个《“割”剧幻影》的故事，前两个曾出现在《英国医学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的“诊所轶闻”中。两篇短篇故事《被一条怪腿纠缠的男子》和《希尔德嘉德的异象》则分别出自已出版的《单脚站立》（A Leg to Stand on）与《偏头痛》（Migraine）里。其余 12 篇不曾出版过，皆完成于 1984 年的秋冬。
我要特别向本书的编辑致上谢意：首先是《纽约时报书评》的西尔维（Robert Silver） 和《伦敦书评》的维尔摩斯（Mary-Kay Wilmers）；还要感谢纽约高峰出版社（Summit Books）的希尔贝曼（Jim Silberman），以及伦敦达科沃斯出版社（Duck Worth）的海克拉夫（Colin Haycraft），他们为这本书下了许多润饰的工夫。
在我的神经科的同事中，我要特别感谢马丁医生（Dr. James Purdon Martin），我让他看了“克里斯蒂娜”和“麦格雷戈”的两卷录像带，并且与他就《灵魂与躯体分家了》和《麦格雷戈的平准眼镜》两篇文章做了完整的讨论。
感谢克雷默医生（Dr. Michael Kremer），他是我过去在伦敦的上司，他为《单脚站立》一书提供了非常类似的例子，收录在《被一条怪腿纠缠的男子》一文中。
感谢麦克雷医生（Dr. Donald Macrae），他那个视觉辨识失能的精彩例子，与我自己的病例相映成趣，他是在我文章写成两年之后，无意间发现了这个病例。我在《错把妻子当帽子》的后记里，引用了他的发现。
我也要向我在纽约的好友兼同事罗萍（Dr. Isabelle Rapin）致谢，她与我一起讨论了许多病例，介绍我认识了克里斯蒂娜（那位“灵魂与躯体分家了”的女子），罗萍也与自闭画家荷西（José）相识多年，从他小时候就认识了。
我更要对患者的慷慨与无私的协助（某些例子由患者的亲人提供），对本书的贡献致意。他们知道自己虽然无法直接受益，却仍允许我，甚至鼓励我写下他们的生命故事，希望别人从中有所学习和了解，或许有一天有能力对症治疗。就像《觉醒》（Awakenings）一书一样，本书中的名字和场景细节都经过修改，这是为了保护病人的隐私和专业上的保密需要，但我的目标在于保留这些人生命的基本“感觉”。
最后，我要向我的指导老师献上感谢，比感谢还多的感谢，将本书献给我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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