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诉说了 24 个神经失序患者神奇的遭遇和经历。他们中有人能通过意志成为自己想要的角色,有人把自己的妻子当成帽子,要一把抓过头上戴,有人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灵肉分离;有人完全不能和人交流,却能与动物自如对话。萨克斯医生深入到这些心智上有偏差的患者的日常生活中,与之互动,记录他们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
“一本书最后完成的部分,”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认为,“其实是作者应该放到篇首的。”所以,写了这些奇怪的故事,搜集、整理完毕,也选定篇名和两段引言,现在是我检验成果,也是检视自己动机的时候了。
引言中的一语双关,以及它们之间的对照,事实上,也就是麦肯齐所描述的医生和自然学家之间的不同,正符合了我本身的某种双重性:我觉得自己既是自然主义者,也是个医生,对疾病与对人同样感兴趣;或许,我也是个理论家兼剧作家,尽管不甚称职。科学的事物与浪漫的事物同样吸引我,我也不断地在人们身上看到这两种特质。在疾病中,依然看到人之所以为人的精髓所在。动物会染患疾病,但唯有人才会身陷病态之中。
我的工作,我的生活,都是与生病的人为伍,然而,患者和他们的病情,促使我去思考。若非在这种环境当中,我可能不会想得这么深刻。见到这么多的疾病,让我不得不提出与尼采同样的问题:“谈到疾病,我们几乎都曾偷偷地问自己,没有疾病,我们还活得下去吗?”我也被迫将疾病所引发的问题,视为自然中的基本原理。我的病人不断促使我去问问题,而我的问题,也常常将我带到病人那里。所以,接下来的故事和研究,是一个接着一个的进行式。
研究是必要的,为什么还要讲故事、谈病例呢?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提出了病史的观念,认为疾病从发病到症状最厉害或最危险的阶段,到恢复健康或不幸致命,这中间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他因此引入了病历,也就是对于疾病自然发展过程的描述或呈现。“病理”
(Pathography,译注:字源有途径、过程的涵义)一字当初的意义,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这个观念。病史也是自然历史的一种形式,但它告诉我们的不是一个人和他的经历。病史毫不涉及患者本身,从中我们看不到这个人面对疾病的奋斗、求生经验。
在狭隘的病历中,并无主体;现代的病史,提到患者时,只是一笔带过,例如,“第21 对染色体白化病女性”。但简单的一句话,既可以用在人身上,也可以拿来形容老鼠。要恢复以人作为中心主体——承受痛苦、折磨,与疾病抗争的那个人,我们必须加深病历的深度,使其成为一篇叙事或故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既看到“病人”又看到“病症”,看到一个真实的人、一名病患与疾病的关系,以及与肉体的关系。
高层次的神经学和心理学,与患者的本质密切相关,因为患者的个人特性融入这类疾病之中,所以研究疾病与研究本人是分不开的。看待这类疾病,以及如何呈现它们、研究它们,的确需要新的学问,我们或可称之为“自我身份的神经学”,因为它所要面对的是自我身份的神经基础,是脑与心智最古老的问题。
或许,在生理和心理之间,基于某些需要,必须有界限、加以分门别类;但是研究和故事却自然而然关系到两方面,而且无法加以切割,也就是这一点让我深为着迷,也是我整本书所要呈现的。透过故事可以拉近两者的距离,引领我们走向机械与生命交汇之点,让我们看到生理的历程对人一生的影响。
具有丰富人文色彩的医学故事传统,在 19 世纪到达高峰,接着就衰退了,逐渐兴起的是无个人性色彩的神经学。卢瑞亚写道:“常见于 19 世纪,神经学家与精神学家所拥有的叙述能力,如今几乎荡然无存。必须加以重振。”他最后的一些著作,例如《记忆大师的心灵》(The Mind of a Mnemonist)、《破碎的人》(TheMan with a Shattered World),都试图回复这个失去的传统。
因此,本书中的个案病史,也力图回归古老的传统:回到卢瑞亚所言的19 世纪传统,回到第一位医疗史家希波克拉底的传统;也是回归普世和史前的传统:当时病人总是把他们的故事告诉医生。
古老的传说总是有英雄、受害者、暴君、战士等固定的人物。神经科的病人可以囊括所有的角色,在本书所说的奇异故事中,他们扮演的角色还更多。我们如何以这些神秘或比喻的名词来区分“ 迷航水手”,或者书中其他奇怪的人物?我们或许可说他们是迷思的旅行者,
到了一个若没有生病就无法了解、无法想象的地方。
这是为什么他们的生命和旅程,让我感觉带着传奇色彩,也是我之所以用奥斯勒(William Osler)的《天方夜谭》(Arabian Nights)的意象来当引言,而且为何必须一边谈病例,一边说故事。科学和浪漫,在这方领域彼此贴近,卢瑞亚喜欢说这是“浪漫的科学”。两者在事实与传说的交汇中结合,也点出了本书中每个患者的生命特质。
然而,多么特别的事实!多么奇异的传说!我们拿什么来跟它们相比?可能现今世上还没有任何模式、隐喻或神话足以形容它们。或许时间久了,会有新的意象、新的神话出现。
本书中有 8 篇文章曾经发表过:《迷航水手》、《天生我手必有用》、《数字天才宝一对》、《自闭画家的心路历程》刊登在《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鬼灵精怪的小雷》、《错把妻子当帽子》、《回荡脑中的儿时记忆》登载于《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其中最后一篇的简写版,当时的篇名是《音乐耳》。《麦格雷戈的平准眼镜》刊登在《科学》(The Science)杂志。我很早期对一个患者的描述,可以在本书《 63 岁的“不良少女”》中找到[ 最早是以《左旋多巴引发之不可抑遏的乡愁》之名,刊登在 1970 年春季号的《柳叶刀》(Lancet)季刊]。关于四个《“割”剧幻影》的故事,前两个曾出现在《英国医学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的“诊所轶闻”中。两篇短篇故事《被一条怪腿纠缠的男子》和《希尔德嘉德的异象》则分别出自已出版的《单脚站立》(A Leg to Stand on)与《偏头痛》(Migraine)里。其余 12 篇不曾出版过,皆完成于 1984 年的秋冬。
我要特别向本书的编辑致上谢意:首先是《纽约时报书评》的西尔维(Robert Silver) 和《伦敦书评》的维尔摩斯(Mary-Kay Wilmers);还要感谢纽约高峰出版社(Summit Books)的希尔贝曼(Jim Silberman),以及伦敦达科沃斯出版社(Duck Worth)的海克拉夫(Colin Haycraft),他们为这本书下了许多润饰的工夫。
在我的神经科的同事中,我要特别感谢马丁医生(Dr. James Purdon Martin),我让他看了“克里斯蒂娜”和“麦格雷戈”的两卷录像带,并且与他就《灵魂与躯体分家了》和《麦格雷戈的平准眼镜》两篇文章做了完整的讨论。
感谢克雷默医生(Dr. Michael Kremer),他是我过去在伦敦的上司,他为《单脚站立》一书提供了非常类似的例子,收录在《被一条怪腿纠缠的男子》一文中。
感谢麦克雷医生(Dr. Donald Macrae),他那个视觉辨识失能的精彩例子,与我自己的病例相映成趣,他是在我文章写成两年之后,无意间发现了这个病例。我在《错把妻子当帽子》的后记里,引用了他的发现。
我也要向我在纽约的好友兼同事罗萍(Dr. Isabelle Rapin)致谢,她与我一起讨论了许多病例,介绍我认识了克里斯蒂娜(那位“灵魂与躯体分家了”的女子),罗萍也与自闭画家荷西(José)相识多年,从他小时候就认识了。
我更要对患者的慷慨与无私的协助(某些例子由患者的亲人提供),对本书的贡献致意。他们知道自己虽然无法直接受益,却仍允许我,甚至鼓励我写下他们的生命故事,希望别人从中有所学习和了解,或许有一天有能力对症治疗。就像《觉醒》(Awakenings)一书一样,本书中的名字和场景细节都经过修改,这是为了保护病人的隐私和专业上的保密需要,但我的目标在于保留这些人生命的基本“感觉”。
最后,我要向我的指导老师献上感谢,比感谢还多的感谢,将本书献给我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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