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有很多犹太朋友，这很正常，因为犹太人西化，开放，文化修养高，又善于活动。1930年，谁也不知道法西斯即将上台，在欧洲展开大规模屠犹，然而当时的泰戈尔已经很理解犹太人想要一个国家的愿望了。
文人学者，想要点拨两句中东出路的，往往是自找苦吃。不管提出怎样的方案，以色列的主流意识形态——犹太复国主义，跟没有国家的巴勒斯坦人就是水火不容的。以色列的知识分子左派，像上月刚刚来过中国的奥兹，一直在呼吁耐心、对话和希望，但似乎也仅此而已了。这时，把时间轴拉回去，审视以色列建国之前一些有识之士对时局的预见，反能得到更多的启示。
泰戈尔就是这样一位有识之士。1930年秋他出访莫斯科，行程中发表的讲话都记录了下来，最后一场告别讲话，是在9月24日于中央商会大厅举行，泰戈尔说了很多，然后，席间有一位年轻的犹太人站起来提问：“你是不是亲犹太复国主义者？”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那时正在高潮，来自东欧、西欧、亚洲、美国甚至南美的积极分子们来到巴勒斯坦“插红旗”，创建基布兹，要把这块无主之地变成犹太国家，他们也建立起了自己的武装，跟当地的阿拉伯原住民冲突不断。泰戈尔有很多犹太朋友，这很正常，因为犹太人西化，开放，文化修养高，又善于活动。1930年，谁也不知道法西斯即将上台，在欧洲展开大规模屠犹，然而当时的泰戈尔已经很理解犹太人想要一个国家的愿望了。
他在回答中用了“respect”一词：我尊重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理想。但接下去他就反问那位提问者：你们为什么不能和阿拉伯人共处？“你们可以和更遥远地方的人相处，在美国，一个‘机器文化’的国家（泰戈尔暗示美国土壤跟渊厚的犹太文化并不相容），你们都可以同时成为犹太人和美国人，集两种身份于一身，然而，就在你们身边的阿拉伯人，你们为何不能同他们和睦？你们为何不能同时做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
诗人是有点乌托邦情怀的，他相信，只要有一线可能，人就应该去争取克服文化差异，共同生存。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土地之争，在他看来不可接受，甚至不可理喻。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争斗双方应该互相成为对方，这样就不存在争斗了。
那位年轻人也有很好的修养。他的回答简洁有力，他提醒“泰戈尔博士”，除了那些能够安享两种身份的犹太人外，还有许许多多犹太人不想同化进其他民族，不想做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伊拉克人、也门人……他们在一个地方，却不属于那里，而“犹太人复国主义正在设法给他们尴尬的双重生活寻找一条出路”，“我们不能把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视为一体，我们不得不区分两种民族，否则，巴勒斯坦这块地方，对犹太人来说就跟美国、德国、法国没什么两样了，我们在这里仍然是异邦之客。”
泰戈尔如何回答呢？“我理解你，”他说，“就像我的朋友爱因斯坦那样，理解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愿望。”
爱因斯坦是泰戈尔的犹太朋友群里最大牌的一位。早在1919年，一份反战的“思想独立宣言”上就有他俩的签名。泰戈尔1926年出访德国时两人初遇，就在1930年，俩人足有四次见面长谈，第一次谈话内容全文刊载在《纽约时报》上，报纸编者按里有一句话说，这是“两大星辰相聚谈天。”
泰戈尔一直引爱因斯坦为友。1931年，柏林大学要授予泰戈尔荣誉博士头衔，被他拒绝，理由是那时纳粹已经在迫害爱因斯坦，他要抗议。三年后，泰戈尔又写信给《以色列信息报》的编辑说：“我被我朋友爱因斯坦所受的欺辱震惊了，我甚至开始怀疑起了现代文明。”不过爱因斯坦自己说，他跟泰戈尔语言不太通，聊天基本上是鸡同鸭讲。而据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的考辩，除了对一个理想社会蓝图的勾画，泰、爱两人基本的哲学观点有分歧，很难说到一起去。
泰戈尔的东方哲学认为，宇宙如一根蛛丝，心乃是蜘蛛，心既是一，又是千千万万。心可以驭自然万物。他说世界是人的世界，科学也是科学学者头脑中的产物，我们所谓的“真理”存在于现实之主体和客体两方面的理性和谐之间，与人无关的真理就根本不存在。这一套唯心主义玄理，爱因斯坦是根本不理会的。他是西方正牌的理论物理学家，信奉严谨的因果关系，确信宇宙的运转独立于人；自然就是自然，不是体现为人关于自然的知识。科学家的正道，乃以有涯之生去逐无涯之宇宙和自然的奥秘，而不是坐在那里，凭空就能想出一个宇宙来。
爱因斯坦入了美籍，但他保持着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同情，并且动用自己的影响力去给中东的犹太人提供帮助。泰戈尔讲，他本着世界主义的理念，希望民族之间可以弥合分歧，但是，犹太复国主义要保存和壮大犹太文化传统，这一点也完全合理。“而在今日世界，一个民族要实现这一目的，需要一个自己的国家。可是，”他接着说，“如果巴勒斯坦可以提供这一切的话，前提条件是，犹太人必须把阿拉伯人纳入到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计划里面，而且，犹太人的精神和文化计划也必须支持这一政治合作，不能牺牲任何人的利益。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必须合成一个政经实体。”
他尽力调和犹太民族的差异需求和他本人的世界大同信仰。尽管足够真诚，苦口婆心，但他其实是把主导权交给了犹太人，说犹太人应该这样或那样，而并没有冷冷地问：对不起，阿拉伯人的声音在哪里？我没听见。他只是说：我丝毫不怀疑犹太人民的能力和才具，可以实现我的要求。“如果你敞开心扉去说服阿拉伯人，告诉他们，在政治经济方面，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如果你们能用你在巴勒斯坦的实绩来告诉阿拉伯人，你们在同等地为两个民族建设国家，而不考虑你们之间的文化差异，那么阿拉伯人将成为你们最忠诚的盟友。”
为了争取和平，大诗人这一番话说得可谓仁至义尽。但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来说，一个像泰戈尔这样地位的人，只要默认犹太人可以在巴勒斯坦建国，就万事OK，他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以及未来的以色列的忠实朋友。所以，在特拉维夫，其街道基本都是用史上的犹太名人和建国元勋的名字命名的——“爱因斯坦大街”，“本-古里安大街”，“迪赞戈夫（第一任市长）大街”，“马丁·布伯（犹太裔德国哲学家）路”——唯有“泰戈尔路”是个例外，足见以色列人对他的感情够深。
其实泰戈尔之成为世界名人，居首功的就是犹太人。泰戈尔的影响本在印度人和孟加拉人圈子里，但1913年3月，他的诗选《吉檀迦利》英译本在欧洲上市，七个月里重印十次，名声大噪。此书的译者就是一位英国犹太人，也是知名画家和艺术评论家：威廉·罗森斯坦爵士。此人真是泰戈尔的贵人，不仅翻译了《吉檀迦利》，还把他的好友——爱尔兰大诗人W.B.叶芝请来给书作序，还为泰戈尔安排了朗读会，然后，伊兹拉·庞德这种地位很高、又十分崇拜东方文化的重量级诗人都被拉为泰戈尔站台。
于是，1913年10月，诺贝尔文学奖落到泰戈尔头上，此时他刚刚五十岁出头，瞬间名满天下。罗森斯坦爵士对他整个家族都恩重如山，他支持泰戈尔的侄子创建孟加拉艺术学院，还帮助泰戈尔的画家哥哥在伦敦办画展。
1921年泰戈尔在圣蒂尼克坦创办了维斯瓦·巴拉蒂大学，请过不少犹太朋友来这里访学，之后欧洲犹太人处境吃紧，犹太人想往外跑，泰戈尔那里也成了一条出路。1937年，年仅20岁的德国犹太人阿列克斯·阿伦逊，靠了他剑桥大学的校友徐志摩的引荐（徐那时已给泰戈尔当过翻译，两人很熟），到维斯瓦·巴拉蒂去当了英语文学老师，躲开了迫害和战乱。后来，阿伦逊出了好几本论泰戈尔的专著，他也成了泰戈尔最重要的“保温杯”——帮助他在西方热得尽量久一点。
泰戈尔死于1941年，他同犹太人之间来来往往的酬馈，在人生的后二十年里持续不绝。托徐志摩、蔡元培、胡适等人之力，泰戈尔成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而得力于那些犹太朋友的支持，泰戈尔的诗歌，几乎与影响中国诗歌同期，影响了正在复兴的希伯来文学。2012年泰戈尔150周年诞辰，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还举行了纪念典礼，以色列学者舒尔曼在致辞中说，泰戈尔，这位和平人士，在建国之前的早期希伯来文化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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