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人持酒瓶形象陶俑
撒马尔罕，这座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中亚古城，其所属的康国曾两次向唐朝宫廷进贡一种珍异灿黄的桃子，即所谓“金桃”。作为名义上纳贡称臣的属国的贡品，金桃或许也曾得到过唐朝宫廷的喜爱，或许还被栽种到御苑里。然而，在那样一个充斥着舶来品的时代，它的各种迷人传说没过多久就被其他的新奇事物所取代，对于今人来说，光环不再的“金桃”只是隐退在文献资料里的一个名词。
美国学者薛爱华（Edward H. Schafer）以“金桃”为切入点，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唐代物质文化的绚丽画卷。其著作《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是研究大唐王朝外来物品及社会文化的集大成者。作者熟练掌握法、德、意、西语，以及古英语、古希腊语、故拉丁语和中世纪拉丁语，同时懂得古埃及文、哥普特文、阿拉伯文、越南文和相关东南亚语言；其使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以自身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深厚的文献学功底和人类学、民俗学方面的积累，通过对19类300多种外来物品名称、来源、传播进行细致入微的考证，编纂了一部大唐帝国社会文化兴衰史。
在广州，港口中随时挤满了从世界各地驶来的商船；不同国籍和文化背景的商人杂居一处，午时的钟声召唤他们走进嘈杂的市场，日落时印度的佛教寺院与穆斯林的清真寺各安其事，所谓的“异教徒”之间相处融洽。在长安，朋友们在小酒馆中小聚或话别，面容姣好的吐火罗姑娘或粟特姑娘用进口的琥珀、玛瑙杯为他们斟满美酒，在“胡儿”演奏的乐曲中或歌或舞。
胡旋舞
因此，作者在这本名为“舶来品研究”的著作开篇先说的是“人”，认为“最引人注目的的是各类外来人口”；写作本书的目的是要“通过对物质内容的讨论来研究人”。外来物品的魔力并不仅仅在于其新奇程度和价值高低，还在于它们能够引起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变革，引发人们的想象，并直接体现在诗歌、散文、绘画等文学艺术作品中：唐诗与传奇故事中对各种“胡人”的描绘，就体现了文化的接触使不同文化持有者在面对“他者”时所感受到的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因此，要理解唐代文明，就绕不开理解唐代外国人：侍臣、僧侣和商人等，他们是当时亚洲各国政治、宗教和商业方面的代表。然而，并不是所有外来者都有好运。被解送到岭南的吐蕃和回鹘战俘、受到排挤的吐火罗国摩尼教徒、身在宫廷却地位低下的龟兹乐工、名为高官实为人质的萨珊朝王子……有别于政客和商人，他们的共性在于，“由于命乖运蹇，或是由于唐朝皇室成员一时的古怪念头”导致被迫来到了大唐。
唐三彩：胡人与骆驼
外来人口的风俗习惯或多或少地为大唐的文化注入了新鲜与活力，甚至在两京文人中兴起对“胡风”的推崇——效仿突厥人和东伊朗人的服饰与生活起居，从穿着到打扮到饮食习惯。诗人白居易在自己的庭院里搭了两顶天蓝色的帐篷会客，唐太宗之子李承乾甚至宁愿说突厥语、坐在帐篷前用佩刀割吃羊肉以模仿游牧民族首领。当然，即便是富豪的餐桌上利用昂贵进口配料制成的菜肴，其烹饪方式也没有完全复制国外；文人一时仿效“胡风”的举动并没有乱了中华之纲纪，奇风异俗最终也都被唐文明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所融汇、成为唐文明的补充。
比如，酿酒技术在中国古已有之，到了唐代则基本形成了以稻米为主要来源的各种酒精饮料。但从西域各国涌入的不同品类酒酿也蔚为大观。林邑的以槟榔汁酿酒，诃陵国提取椰树花制棕榈叶酒，党项羌“求大麦与他界，酝以为酒”……其中最为著名且流传至今的当属葡萄酒。其实张骞在通西域之际就曾引入葡萄种子，但直到唐代，随着与伊朗人、突厥人的不断交往，罗马人、大食人以及西域回鹘人等善于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制的族群让葡萄在唐人生活中变得更加重要。葡萄藤被栽种到宫廷乃至民间的园林中，葡萄果实的药用价值得到开发，在唐诗中出现了以葡萄为喻体的修辞手法，而葡萄纹样式也悄悄爬上了唐镜和锦缎。葡萄酒作为一种稀有的外来饮料，更是出现在许多文学作品中：民间记录杨贵妃“持玻璃七宝杯，酌西凉葡萄酒”，著名诗人刘禹锡“酿之成美酒，尽日饮不足”、李白“葡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以及《凉州词》中的“葡萄美酒夜光杯”……
夜光杯
再如，关于大象与狮子的不同“待遇”。大象并非从来就是外来之物，至少在青铜时代的中国，大象还是常见的野兽。随着安南、林邑、真腊、盘盘国等地的大象作为贡品进入唐朝境内，这些昔日战场上冲锋陷阵的猛兽却变成了宫廷中的皇家舞兽。在著名画师阎立本的画中：一个胡僧用一把硕大的刷子“非常怪异”地擦洗大象——戏谑的笔法体现的是崇尚文明教化的唐人对大象攻坚陷阵之粗鄙形象的嘲讽。与之相反，作为猛兽的狮子却得到了更多尊崇和敬畏。康国和吐火罗国多次向唐朝进贡狮子。狮子一词来自于“僧伽罗”（狮子国），即今斯里兰卡地区，该名称也经波斯湾由水手带到了中国。威猛的狮子逐渐成为唐人对西方的理解，在太宗命人所作的《狮子赋》中就体现了这种象征意味。人们甚至认为狮子身体的局部（比如尾巴）、粪便乃至画像都能使人畜敬畏。这其中当然也含有人们对佛教的想象，例如文殊菩萨的坐骑就是狮子；“狮子吼”不仅直观表达了猛兽的威慑力，也包含佛陀向世间一切有情说法的隐喻。
敦煌的狮子白描图
文殊菩萨像
外来物品也带来了相关技术的革新。“一骑红尘妃子笑”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典故，然而自岭南至长安何止千里，运送荔枝的驿马几乎需要驰越大唐全境，如何能让“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的荔枝在没有冰柜的唐代保鲜？高昌的马奶葡萄、花剌子模的西瓜，以及上文提到的撒马尔罕的金桃，都是如何运送到大唐的？薛爱华从西瓜中找到了线索。直到公元十世纪，人们仍然把watermelon称为Western melon（即“西瓜”），而九世纪花剌子模出口的西瓜是用雪包裹起来，放进铅制容器中。西域的葡萄大约也是利用了天山冰雪才得以保鲜。盛放冰的容器有时是玉器，这也就无怪唐人诗歌中以冰、玉壶为喻，自比“清如玉壶冰”和“一片冰心在玉壶”了。这一做法可以追溯至周朝，而在唐代发扬光大并流传后世。近代英国植物猎人罗伯特?福琼 （Robert Fortune）在《两访中国茶乡》中提到宁波附近江河两岸的冰窖，有些冰块可以在里面存放一年半，“冰窖质量令人满意”。这些保鲜盒冷藏技术为不同习性植物的长途运输带来了可能，并在物品运输中得到不断完善。
熏香用的香盒
作者通过诸多扎实而充满智慧的考证，让我们能按图索骥以“忆昔开元全盛日”：公元七世纪的中华土地上，大唐盛世开创了一个国际的时代，在时空交错的宏大叙事背后，是一派“天下无贵物”的繁荣景象。征服带来人口迁徙，移民引发社会变革；西域、南亚文明的渗……来自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宝通过形形色色的政客、商人带进宫廷，并最终广泛流传于市民阶层中。人们争相抢购外邦商品，效仿奇风异俗。这是一个进口的时代，一个融合的时代，一个文化的黄金时代……
如今，帝国的城邦与绚烂的文化早已不在，然而不必“梦回唐朝”，我们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见到往昔文明的影子。两京的繁华或许源自某种偶然，但能够维护三个世纪之久的大唐帝国一定有其独特的成功之道。迷人的金桃作为唐朝人民对外来文化和物品渴求的象征，时至今日，仍然不失为某种隐喻吧！
本文原创，部分发表于《国际先驱导报》第839期，刊发题目：迷人的舶来品，转载请后台留言申请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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