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代，我还记得会开车是一项非常吃香的技能，我的小姑丈就是靠着跑运输发财，在我们乡下人人称羡，那也是他人生中最风光的时候。
二十年前我还在读大学时，暑期回乡见同学，很多人说起假期还要去培训“办公自动化”——这在当时还是个很高大上的词，虽然他们所学的也无非就是一些简单的新式办公技术和设备的操作（当然，“办公自动化”的内涵其实远不仅此），但其时windows 95当时刚发布未久，即便只是学会word、excel和ppt的操作，那也是一项值得一提的新鲜技能。
现在呢？朋友日前和我感慨，这些技能都已从职业或专业技能，渐渐转变成了人们的“常规能力”。像“word文档操作”，在十年前还常被写入大学毕业生简历里，如今似乎也没人写了，因为默认都会——就像“识字”或“会打字”，虽然这明明也是技能。
现在的办公室文化气氛中，埋头于这类工作的也常被揶揄是“表姐”（用excel做表格）、“影帝”（专司复印文件），早被视为基础性的底层工作。在更早之前，英语专业也曾相当吃香，可是这些年却越来越多英语专业的学生抱怨自己在就业时缺乏竞争力，因为几乎每个大学生都具备一定的英语能力，而自己固然英语会更好一些，但除了这个看似“百搭”的技能之外，却“等于什么都没学”，因为除了这一外语能力外并未学到什么专业技能。
这的确是个耐人寻味的变迁。在社会的不同阶段，技能的“供需”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代，我还记得会开车是一项非常吃香的技能，我的小姑丈就是靠着跑运输发财，在我们乡下人人称羡，那也是他人生中最风光的时候。日本也曾经历类似的状况，1919年开始公共汽车运营之后，一度非常紧缺司机，“因此，少数技术较好的司机非常抢手，盛气凌人”（竹村民郎《大正文化：帝国日本的乌托邦时代》）。
到如今，私家车逐渐普及之后，虽非人手一本驾照，但至少仅仅“会开车”也算不得是多了不起的技能了，出租车司机的相对收入水平也在下降，以至于我在上海遇到的许多老司机常常在回顾自己早年收入优渥的辉煌之后又加一句：“现在我是不会让我儿子去开出租车了。”
毫无疑问，技能的普及必然会影响、冲击原本掌握着这些技能的少数人，有时甚至威胁他们的生计。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曾说，大部分社会在历史的漫长时期里都只有少数精英能识字，“识字”与“权力”之间实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就此而言，一个相对权利平等的社会与普及识字率恐怕也相辅相成吧。当然，更直接的冲击是，扫除文盲之后，代人写信写诉状之类的职业也消失了，犹如现在的办公室里很少会设置专门的打字员了——既然人人都会。
如果说在传统时代，一项技能会因为宗教禁忌、技术障碍、行业壁垒等原因而传播扩散得很慢，那么到了现代，技术的扩散往往会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推进。在历史上，从未有一种文明、一个国家或一家公司，能永远保持自己的技术领先优势。在近代以来争取世界经济霸权的过程中，各国都在设法模仿率先作出新技术创造的国家，以此推动技术的普及化。
与此同时，在商业化社会中，新技能的出现也不再像早先的中世纪的行业工会那样注重垄断和保密，因为除了专享知识产权的那些核心技术之外，有许多技能并无秘密可言，却可以带来巨大的市场效应——例如，随着傻瓜机的出现，人人都会拍照了；而随着手机装载数码摄像的普及，如今几乎“全民玩自拍”，编辑个视频短片远不像早先那样是专业人员运用专业器材才能办到的事了；自十多年前博客出现以来，自媒体也大大降低了媒体编辑的门槛，理论上说，现在人人都可以成为一名“媒体编辑”。说不定再过十年，也许会编程也将变成一个员工的基本技能。
相比起我们的祖先，现代人的预期寿命更长、社会上技能的迁移却大大加快，这就使得我们越来越难依靠年轻时学会一门技能就能吃到老。“活到老，学到老”的意味已发生了变化：如今人们的真实处境是“年轻时无法预见到自己老的时候还需要新学什么技能，以便更好地生活下去”，因此这变成了一种必须不断“自我刷新”的状态。
在乡村社会，我的父辈在其年轻的时候，普遍信奉的价值观还是“只要手艺好，总归有饭吃”，因而我爷爷让我叔父跟着他做木匠活，因为坚信这门手艺足够支撑他一辈子的生活。但到了我们这一代，由于现代技能的变迁大大加快，所真正需要掌握的已变成了“能学会新技能的技能”，也就是说，一种自我调适、挑战和改变自身、不断创造和学习的技能。
不过也并不是所有技能都在单方向地朝着普及的路径向前推进，有时恰恰相反。我父母那一辈的许多人在生活技能上都是多面手，而到了我们这一代却普遍“退化”了。由于生活所迫，我父亲从小就会扎扫帚、编麻绳、做木工、泥瓦匠能来一手，厨艺也相当了得；我妈则会裁缝做衣、做布鞋、打毛衣等等，按《物尽其用》一书里的话说，老一辈的中国人往往都自己动手做工具，甚至可以几十年没在商店买过那些能自己做的物品。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早就曾说过，其实农民所掌握的技能是最复杂的，从播种、育秧、除草、施肥到收割，都需要运用不同器具和不同技能来操作，相比起来，奠基于专业分工体系的现代流水线工人所掌握的技能其实都相当简单。
那种“人人都全面掌握基本生活技能”的时代在中国大概是一去不复返了。已故翻译家孙仲旭兄曾有一次和我感慨，他年节时回到河南邓州乡下的老家，发现村里开了个包子铺，他觉得没有什么更让他吃惊地意识到乡村社会的变迁了——在他的记忆中，乡下家家都会做包子馒头，因而这样的店铺根本不可能出现，因为开了也没人会去买的。
的确，同样的事在我老家崇明岛的乡下也出现了：以前逢年过节时每家都会自制一大笼蒸糕，但近几年来却出现了“代客加工”的蒸糕铺子，每家自己带着面粉等原料过去，那边帮你做好，一笼糕收7元钱，结果生意好到每天排长龙。与此相应的是，以前镇上的饭店也生意冷清，因为绝大部分人都习惯于自己在家做菜，如果不是为了谈生意、谢师宴之类的要紧事，很少会去“坐饭店”，然而现在的年轻人去饭店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理由，厨艺则不必说普遍不如父母了。
说到这些时，我妈每每以一种道德退化论的观点感慨“现在的后生都懒了”，乃至“一代不如一代，除了会花钱比上一代强”，但真正的原因当然并不在此。随着一个消费社会的隐然成形，物品的可获得性大为丰富，使得一个人几乎再没有必要为了节省而自己去制作工具或裁衣做鞋。反过来，如果每个人都会做糕点、做鞋子，那么这些相关产业势必也很难发展起来。另一方面，有很多技能对如今的年轻一代而言已太过遥远而很难去熟练地掌握——即便是从小在乡下长大的孩子，现在每天更熟悉的恐怕也是电视和电脑屏上告诉他的那些，以至于不少孩子连基本的草木之名也不识，韭菜和麦子也分不清。
当然，现在也有许多城市生活的年轻人热衷于植物栽培和手工制作（DIY），甚至蔚为风尚，描绘重返乡村的日本电影《小森林》等被戏称为“日本的新农村建设”，受到许多人的喜欢。然而，从内在的精神实质上来说，这与早先的那种为了生存而掌握的多种生活技能已截然不同，原先是“工作”，现在则成了“体验”。这正如每天采橘子的农业工人，与周末带孩子去体验下采橘子的田园乐趣，那是有着显著不同的，说到底，后者无须靠这些技能谋生。
这些现象，大概每一个经历了现代化的社会多多少少都会发生，只是中国赶超型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急骤，因而几乎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我们就可以经历无数变迁。确实，相比起先辈，我们或许要幸运地说，至少无须凭借一些基本的生活技能挣扎在生存线上，而代价则是：我们的技能将不得不更受社会需要的摆布而“灵活应变”，无论我们是否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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