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典的编撰，原本是件“隐秘而伟大”的事，近些年却突然“街谈巷议”了起来，先有日本小说及同名电影《编舟记》的风行，而后相传《新华字典》作为“大IP”也要拍成影视剧，再然后一部富有英伦风情的“词典往事”也再一次被推出，它便是《教授与疯子》。
说“再一次”，是因为《教授与疯子》这部作品，此前便已有中文版面世——从第一次引进本书的2002年至今，短短十几年，本书已经推出了三个版本，足见各位编辑对这本书的偏爱。
“做书人”爱“书故事”，这本无可厚非。但《教授与疯子》所讲述的故事，又不仅仅与书有关。作品以一桩离奇的凶杀案开头：一位英国工人在家门口莫名其妙地被陌生人枪杀，举止怪异的杀人者束手就擒，毫无反抗之意。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加缪的名作《局外人》中那位著名的凶手默多索的所作所为。
与默多索一样，《教授与疯子》里的杀人者威廉·切斯特·迈纳，他的杀人看似无理，实则必然，但终究难以令人理解。他是个美国人，作为一名军医经历了美国内战，在战场上由于受到刺激而罹患精神疾病。经过治疗后他被释放出院，随即选择离开美国，来到英国旅行疗养。
因而迈纳的行为，或许可以解释成病情的反复，但也许又不那么简单。不过不管怎么说，《教授与疯子》并不是一本反战题材的犯罪小说——迈纳先生的动机并不是我们要探寻的内容。于是接下来，故事的另一条支线徐徐展开——詹姆斯·默里教授，一位才华横溢，但却始终郁郁不得志的学者，接受到了一次仿佛命中注定的邀请——这邀请毕竟改变了他的一生，来主持编撰一部可以代表英国语言“标准”的伟大词典。默里或许有预感，这一事件将改变他的一生，但他恐怕无法想象，自己将和一位神秘却无比出色的“疯子”同伴一起，完成这一桩艰巨而伟大的事业。
这位“疯子”，便是之前犯下罪行的迈纳先生了。由于词典编撰的工作太过繁琐而庞杂，默里决定向公众求助，向他们征集词条与相关引文。热心的人很多，但大多完成得并不好——要么是无法理会词典编撰的要义，要么是无法找到足够恰当丰富的引文。但在所有热心人里，署名为“迈纳医生”的来信，却总令人分外期待。他的工作完成得如此出色，就像是词典编写委员会的“水龙头”，只要拧开，便会有源源不断的恰切而优美的词条与引文涌出。默里和同事们对他感激不尽，但“迈纳医生”究竟是谁，却始终是个谜。
而另一方面，身处精神病院之中的迈纳先生，每天都埋首于书堆里。于他而言，这是自己难得的、可以摆脱自身精神状况带来的困扰的方式。病房当然不会是最理想的书斋，但对于迈纳而言，能够让自己得到片刻宁静与安稳的工作，才是对他最好的治疗。
作为一位擅长处理历史故事的写作者，在《教授与疯子》一书里，西蒙·温切斯特十分恰当地把握了虚构与想象的平衡。而通过双线叙述的方式，两位处境迥异，却拥有相似精神特质的人，通过“编词典”这桩事业，让彼此的命运紧密相连。我们往往感慨“物是人非”，但实际上，对“物”的追求与执意，却会让人得到超脱生命本身的非凡意义。
而另一方面，“编舟渡海，自渡渡人”，这是《编舟记》一书里主人公所编撰的词典《大渡海》的名字由来。无独有偶，在编写《牛津英语词典》之前，也曾有人发出过“我们既没有语法，也没有词典；在词语的海洋里，既没有罗盘，也没有航海图来指导我们航行”这样的大声疾呼。而默里与迈纳的工作显然是在努力填补这样的空白。但比起《编舟记》的主人公马缔光也因为自身曾受惠于辞书，而立志要编撰一部更加完美的辞书以作回馈有所不同，迈纳的努力，是在为自己正名，更是为自己赎罪。固然命运强加给他异常而可怖的劫难，但他却并不愿就此认命。他渴望以这样的方式，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或许仅仅是作为一个正常而理智的人，真正地存在过。
到了作品最后，迈纳与默里的会面，既是相遇，也是别离。就像是《查令十字街84号》那个令人心碎的结尾，在纸上，借助语词与书籍达成的默契与情谊，终究抵不过总在以理所当然的方式演绎着戏谑情节的现实。但我们并不应为此感到遗憾，偏执也好，苦难也罢，世人眼中的疯癫，既然有人接纳，便已经是最好的结局。
“线是由一系列的点组成的；无数的线组成了面；无数的面形成体积；庞大的体积则包括无数体积……不，这些几何学概念绝对不是开始我的故事的最好方式。如今人们讲虚构的故事时总是声明它千真万确；不过我的故事一点不假。”博尔赫斯在《沙之书》中如是写道。《教授与疯子》并不是一个虚构故事，可我们有必要让自己相信它——人生的意义可以很高远，关乎民族大义或是世界和平，但它也可以在极微小处窥见真章，譬如一个语词，便是一个世界。而编一部词典，或许是在营造一个额外的空间，收纳理想与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