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笔友有点像后来的网友。很多中学生都有笔友。有人的笔友来自杂志广告，我的这位笔友来自“连环信”。
八月，春熙路。我捏着娃娃头雪糕，娃娃头雪糕已经半融了，化下的浓汁要滴了下来。我小心吮掉，不能沾到我的白裙子。
这是我买的第二支娃娃头。
1987正在流行娃娃头雪糕。我们都喜欢那松软甜腻，奶油与巧克力混合的口味，更喜欢它的独特造型。就像一个可爱的娃娃脸。那时还没有“萌”这个形容词，用现在的标准来看，那就是一个标准的“萌”脸。
但三毛钱一支的价格，对高二的学生来说，这相当不便宜。
平时，我哪舍得连着吃两支娃娃头呢。学校食堂的炒肉片也就三毛钱，小吃店的酸辣粉才八分钱。
但此时，等待的焦虑已经让我忽视了价格。
这一年的暑假特别漫长。前半个假期，我在等一封回信，此刻在等一次见面。
信寄出很久了，但没收到回信。
最后一封来信，是暑假前收到的，他跟我说，他得了全省物理竞赛第一名，八月会到成都领奖，能多呆一天，我们终于可以见上一面。
我马上回信给他，跟他约定，下午两点半，在春熙路的新华书店门口见面，我会穿一条白裙子，手上拿一本《读者文摘》。
当时已经快要放假，但他家就住在学校，信写到学校他仍然收得到。
但我没收到他的回信。七月，我每天去收发室，等得心焦。
终于到了八月初约定的日子，我只能按我约定，到了春熙路。
之前为天气忐忑过，怕那一天，下雨或者降温，结果一切还好。
我比约定的时间来得更早。
按捺住激动的心情，先到书店逛了逛，很快就到了门口，在台阶上徘徊。
那个通讯极不方便的年代，我们定约会都是这样，不见不散。
我们没见过面，但我确定他能认出我。因为我手里攥着本《读者文摘》。
我们是这本杂志的忠实读者，我们经常会聊这本杂志上有意思的内容。
我和他是笔友。
八十年代的笔友有点像后来的网友。很多中学生都有笔友。有人的笔友来自杂志广告，我的这位笔友来自“连环信”。
“连环信”有的很糟糕，是吓人或骗钱的，扬言不转发就招灾，或者寄钱给下面名单的第一个，很快就能发财。
但也有交友的连环信。我这位笔友，发出了给几所学校同年级的学习委员的连环信。
在最初的通信里，彼此相互介绍，很惊喜的发现，有许多共同的爱好，比如喜欢的一些小说和诗歌，喜欢计算机程序设计，也都喜欢《读者文摘》。
认识一个人，抛出一些问题，问一问爱好，发现彼此相类，便觉得欣喜不已。在少年时，更是这样，特别希望找到可以引为同道的人。
他的信写得很好，笔迹清秀潇洒，文采也不错。我自认这些方面也不输给他。
他在重庆永川，信寄到成都要一周时间。一来一回，要半个月。很快，我们加了分量，改成每周都写一封信。我们在信中交流各种看法，相谈热烈，觉得越来越了解对方，觉得身边的同学都没有笔友能理解自己。
他寄过两张小小的照片，是他自己在暗房里冲洗的，黑白的，一群同学的合影。他没说明哪一位是他，但两张照片有差别，我大致能猜出那站在岩石上的和球场中间的是他。
我知道，这意味着我应该寄出一张我的照片。我也有很好的合影，站在一群同学中间，照得很好看。但少女时期，我经常为自己“觉得自己好看”这点害羞。这种心理，后来还时常泛起，正如我现在很少自拍，朋友圈里不大发自己的照片，但那时，这种心理更为严重。我没寄出照片，但我认为这并不影响我们通信的有趣与热情。
1987年的春熙路新华书店，是我常去的地方，也差不多是我唯一熟悉的商业场所。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到了成都的人，首要的事情，就是逛这里。所以，把这场见面，放在这里，也是非常合适。就算不见面，他也会到这里来的。
我在新华书店走来走去，捏着《读者文摘》，把杂志名字朝向外面。天热，手汗，已经把杂志的封面都攥得皱了起来。
我想起在《读者文摘》上看来的一个美国故事。也是笔友见面，约定胸前插朵玫瑰。小伙子在车站见到的是一位戴着玫瑰的老太太。他鼓足勇气，仍旧热情地去跟对方打招呼。老太太告诉他，是身后的那位美丽姑娘给她的玫瑰，是为了检验他是否只爱年轻美貌。他完美的经住了考验。
我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就认为，笔友见面，真是浪漫的事啊。
下午五点半，我终于明白，见面不会有了。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三个小时。这个下午，我在新华书店的台阶上，吃掉两只娃娃头雪糕，但没有等到笔友。
那是没有电话的时代，一场约会未果，却没办法知道原因。
高三开学的时候，我听燕子说，收发室有我一封信。我去取的时候，信已经不见了。我写信给笔友，然后算着时间去收发室等信。
这一封来信总算收到。原来，他并没有收到我假期前的回信。他的家长就是学校老师，觉得已经进入高考备战时期，不该把时间浪费在通信上，所以，经常会去收发室取走他的信。
我也进入了丢信的时期。
我的信，经常在收发室就消失了。
我疑心是小敏或我同桌的男生干的。我问过同桌，他不承认。我没去问小敏。我已经很久不和他来往了，我不想就此破例。
我和笔友的通信，变得有一搭没一搭的，回过去的对方没收到，对方只能算着时间另起头写信。这渐渐的就不再像交流，而是对空说话。终于，我们放弃了。到了高三下期，我们失去了联系。
两三年以后，我偶然在火车上，遇到那所中学的一名校工，问起是否知道他。校工说，当然知道，很有名，上清华了。这是最后一次知道他的消息。
我们曾经擦肩而过，只是没有认出对方。在高三的一封信里，他说，高二那个暑假，他到成都领奖，第二天下午，他和老师同学一起，去了成都最大的新华书店，就是春熙路上的那家。
原标题：十七岁，夏天的娃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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