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故事：今日纽约最坏以及最好的时光
双城故事：今日纽约最坏以及最好的时光
这本书是28位纽约客对巨大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公的有力反击；通过小说和非虚构报道，记录下生活在纽约的各行各业人士的故事。他们照亮了隐匿于黑暗处的边缘人物的生活，试图寻找这座极度分裂的城市中最后幸存的一点人...
这本书是28位纽约客对巨大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公的有力反击；通过小说和非虚构报道，记录下生活在纽约的各行各业人士的故事。他们照亮了隐匿于黑暗处的边缘人物的生活，试图寻找这座极度分裂的城市中最后幸存的一点人性：在这里，你能读到每夜在地道里入眠的流浪汉的命运与传说；士绅化给布鲁克林某个街区带来的沉重压力；被极度边缘化的事务所夜班助理们自娱自乐上演的闹剧；忍无可忍的房客为维护自身权益诉诸法庭的审判；亿万富翁被困在暴风雪而造成的愤怒一幕；人们走过装饰奢华的宠物店与瑜伽教室，它们讽刺般地开在廉价发廊以及戒瘾诊所旁边。这本纽约故事集，正是向这座危机中的城市发出的警铃，令人反思大都市的发展前景及未来。
城市
这 28 位作家包括约翰·弗里曼、加尼特·卡多根、迪奈·门格斯图、帕特里克·瑞恩、科伦·麦凯恩、玛利亚·贝内加斯、乔纳森·迪、劳伦斯·约瑟夫、阿基尔·夏尔马、泰耶·塞拉西、埃德蒙·怀特、珍妮·桑顿、戴夫·艾格斯、夏沙达雅·杰克逊、蒂亚·奥布莱特、胡诺特·迪亚斯等。
约翰·弗里曼（编者）：文学杂志《格兰塔》（Granta）前总编，也曾是美国国家书评协会（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主席。他的作品常见于《纽约时报书评》《洛杉矶时报》《卫报》以及《华尔街日报》等报刊。
莫莉·卡巴普（图）：插画家。她在 2012 年创作的 Occupy Wall Street （占领华尔街运动）肖像作品获得了许多赞赏。
姜向明：翻译。 1971 年 9 月生。毕业于日本国立静冈大学欧美文学专业。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擅长英语和日语的文学翻译。主要译作有菲茨杰拉德的《那些忧伤的年轻人》、菲利普·罗斯的《退场的鬼魂》、理查德·耶茨的《好学校》等。
序（节选）
约翰·弗里曼
我觉得有必要改变一下我们讨论“不平等”这一话题的方式。它的存在理由是非常复杂的，就像我弟弟最后住进了收容所的理由一样。不平等并不是一个我们和他们——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问题。我们常常在同一个家庭里看到这种所谓的“区别”，就像我家。我的本能告诉我应该在这里为我的这番话表示一下歉意，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我只是见证了我弟弟无家可归的一段日子，实际上他遭受到的困厄远甚于我的想象，而且我确信比我们俩更遭罪的还大有人在。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我想，但它却把我们引入了一条死胡同。给苦难分级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就好像我们有办法正确地衡量和评价这些苦难，比如肉体的痛苦、工作上的挫折，或绝望的心理。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种做法会引出一个错误的结论：认为有些苦难是可以忽略的，而另一些苦难是不可忽略的。
城市生活是由人群的邻近程度来定义的，当一部分人觉得住在这座城市里日子不好过，就会对城市里的每个人造成压力。比尔·德布拉西奥能当选为市长，部分原因就是他在竞选演讲中将纽约比作“双面之城”，这句话触动了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们的心弦，他称之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纽约人能够感悟他的挫折与激情，也能理解他的“城市可以变得更好”的梦想。也可以说，他们是被他在竞选活动中所表达的一种看法给激发了，那个看法就是由于贫富之间、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差异正变得越来越大，纽约成为了一座不宜居住的城市。这座城市的神话——这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一座梦想之城——在现实面前崩塌了：纽约人的收入差距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
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提一下几个数字，以防万一你不怎么关注新闻。几乎有半数纽约人生活在赤贫状态，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纽约人的收入差距已经回到了大萧条时期之前的水平。位于收入最顶层的 1%的纽约富豪，在 1990 年到 2010 年之间，平均收入从四十五万两千美元增加到了七十一万七千美元。与此同时，收入最低的 10%的纽约人收入增长幅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 1990 年的八千五百美元仅仅上升到 2010 年的九千五百美元。这一时期的财富汇聚明显是向富豪们倾斜的。在 1990 年，最顶层的 10%的家庭拥有整个纽约收入的 31%；到了 2010 年，这一数字增加到 37%。而且在这一群体中，超级富豪占了很大的比例： 2009 年，顶层 1%的人群拥有的收入超过城市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这个信息明确地告诉我们：如今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
中产阶级正在全速消失，尽管他们在美国历史中确实存在过一段时期。
就在德布拉西奥参加竞选前，詹姆斯·苏罗维奇为《纽约客》写了一则有先见之明的专栏，分析了这一切发生的大致原因。这座城市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金融业来为它创收——顶层 1%的人群所缴纳的所得税令人难以置信地占到了所得税总数的 43%——但同时，金融业也是造成收入不均的主要推手。再加上，支撑起中产阶级的那一类工作——比如制造业——已经消亡了。在 2001 年到 2011 年间，这座城市已经丧失了 51%的制造业工作。苏罗维奇指出，在纽约做生意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以至于工厂、手工作坊、造船厂什么的都搬去了别的地方。
这些数字极端地反映出许多美国城市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人们从郊区搬到城市里生活，迅速抬高了城市的房价和房租。纽约以一种夸张的方式见证了这一趋势。不属于顶层 10%的纽约人发现自己的收入略有增加，但他们必须面对的是直升机螺旋上升式的房租上涨。 2002 年到 2012 年间，房租平均上涨了 75%。如今的纽约房租已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倍，其结果就是，几乎三分之一的纽约人的年收入中，有超过一半是用于房租支出的。许多纽约人连租房都租不起，更别提买房了。
居住在纽约市区的人们所付的房租占收入比例最高——比如，在布朗克斯区，一个普通家庭要花上 66%的收入去租一套三居室的公寓——因此他们也是最穷的。顺便一提，那里就是我弟弟租下一间公寓住了一段时间的地方。
这样的现状是不可能长久的。而且，纽约的传奇——它的神话和流行文化；我们去那里旅行时留下的印象；描写它的文学作品——和现实之间的强烈落差，也是不会长久的。如果这本文集能有助于填平这座城市里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鸿沟，我将感到十分高兴。通过描摹这道鸿沟，通过思考和想象今日纽约的生活，或许能实现这个目的。人们对纽约有什么感觉，人们在纽约看见了什么，人们讲了什么关于自己的故事，以及，如果可能的话，收入不均是如何改变这座城市的？
在 2014 年 1 月，我联系了数十位作家，他们都居住或曾经居住在纽约，又或者觉得那里是他们的精神家园。其中有二十八位回应了我。你正在读的这本文集就是他们参与讨论这个主题的成果，而他们的回应也是各式各样的，其中有回忆录和短篇小说；一篇杂文；几篇报告文学；一篇谈论酒吧侍者的小品文；一篇城市游记；一些住房纠纷的法庭记录；一篇口述历史；一首诗；甚至还包括推特网上的一系列推文，该系列推文从 1912 年的头条新闻说起，最后发展为像一首交响诗般的内容，它的主题是暴力和城市对维护自身形象的倾向。
这是一座现代的城市，就如你我今日的感受一样，许多遥远往昔的、更为鱼龙混杂的鬼魂和酒吧都已消失。房租更为亲民的时代已经远去——至少目前如此——有些作家写了随廉价房租而去的一些东西，当然，除了可支配收入以外。汉娜·汀婷深情怀念她在下东区租下的第一套廉租房，那里有一个开朗的、有良心的、持枪的莫霍克人在保护着那套房子。要不是廉租房政策，她会遇上他吗?士绅化——常被贴上“纽约的一大祸患”的标贴，但它其实仅仅描述了一种经济情况——是一把双刃剑；大家都在梦想着北迁，哪怕这意味着不得不抛弃一些东西。十五岁的夏沙达雅·杰克逊，作为布鲁克林一家免费学习辅导中心的一名学生，讲述了她家从皇冠高地搬迁至公园坡的经历，以及她的朋友对她在新地方的生活的一些臆测。戴夫·艾格斯介绍了夏沙达雅写的这篇散文，并说明了为什么他的出版社愿意为此类作品提供一个平台。与此同时，莎拉·贾菲进行着从公园坡到皇冠高地的反方向迁移，皇冠高地的租客们为了获得公寓里的基本服务必须奋力搏斗，这刺激她去旁听了一场纽约市住房委员会的听证会，其内容是讨论关于是否提高固定租金公寓房的租赁价的问题。
这本书里的一篇篇文章，一再重复着同一个主题，这个主题直击今日纽约的核心问题，明确地指出了人们所感受到的压力的来源。住房是人们永远都会关注的一个话题。我把这篇引言的草稿给我弟弟看了，然后他写了一篇散文来回应我，这篇文章也收录在本书中，他在文章里描述了他在纽约流落街头的那痛苦的七个月。几乎要无家可归的威胁也能够造成一种压力。珍妮·桑顿在一篇诙谐、感人的回忆录里写到，为了保住一间公寓她不得不坚守一份天天加班的出版工作，这样她的那位无家可归的朋友就也有了一个歇脚的地方。在一篇伤心的口述文章中， DW 吉布森再现了一位处理租赁纠纷的辩护律师的真实心声，他的主要工作是为权益受到侵害的租客代言。他有一个和房东发生矛盾的女客户，那位房东打着重新装修的幌子，砸掉了租客们的卫生间，使他们无法继续租住，其目的就是把租客们赶走。“谁会对别人采取如此手段?”她问，“我们都是人啊，这太可怕了。”
阅读这样的文章，你想不对现代城市进行一番思考都很难。也许，如今世界上的任何一座城市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那就是位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想要获得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和尊严都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迪奈·门格斯图在他的文章里指出，为了让他那个患有自闭症的儿子获得更好的治疗，他想要搬到纽约来；这样的困境对于有些人来说是个难以逾越的坎，对另一些人来说却并不是什么大问题。玛利亚·贝内加斯回忆起她在布鲁克林的一家晚托班的工作经历时，进一步证实了门格斯图的观点，当时正是她的学生们因承受不住压力而纷纷选择自杀的一个时期。父母们被迫做出的牺牲，是别人很难了解的，甚至是超乎人们的想象的，这一点在泰耶·塞拉西的短篇小说里得到了很好的表现，她讲述了发生在一个俄罗斯男子、他的女儿、一个亚洲裔的出租车司机以及一个妓女之间的故事。
然而，这座城市还在继续为人们供应着希望，对所有初来乍到者来说，它还是一座指引方向的灯塔。就像大卫·拜恩所指出的，正是这种源源不断的人口涌入使得这座城市充满了创造力和活力。在一篇介绍一位莫扎特的剧本作者——此人在19世纪初来到纽约——的文章中，埃德蒙·怀特提醒我们，无论在哪个年代迁居到这里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尤其是当一个人来到美国后想要用外国文化来感化它时。阿基尔·夏尔马一家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从印度移民来到美国。他在一篇短文里写到，他在印度度过童年时所感受到的那种贫穷程度使他在纽约生活时无论如何也不会觉得穷。这种善于嘲讽的天赋使他在几十年后选择放弃在金融业的一份报酬丰厚的工作，转而成为了一名专职作家，哪怕它并没能完全弥补他在名望和高薪方面的损失。
你无论是往南、往北搬，还是往东、往西搬，抑或只是搬到街对面，都会感受到一种将自己置身于竞争激烈的生活中而形成的紧张感。这种紧张感使得人们在纽约的遭遇显得特别，有时甚至会令人感到危险。
每个人都想寻找自己可以归属的群体，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但纽约是一个奇异的大熔炉——那么多人，拥有不同的社会背景，财富分配如此不均——这迫使人们更加努力地去寻找归属，而且必须去一些特别的地方寻找。罗西·沙普描述了一个好的酒吧是如何演变为一个社区的，只要人们尊重在那里工作的服务员，那么可以说那里在经济上是属于公平竞争的。帕特里克·瑞恩回忆起在一家联合律师事务所上夜班的经历，与他打交道的是一些不适应社会的人、演员，和一个勉强维持生计的人。维克托·拉瓦尔在文章里讲述了他在少年时代逃离教堂，长大成人后又皈依宗教的经历，因为他既想拥有信仰，也想找到一个归宿。
这些归属感无论多么强大，都是不牢固的，它们随时都能发生改变，也许是因为你家隔壁的邻居换了人，也许是因为财富的增减，或者是还贷压力越来越大，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胡诺特·迪亚斯回忆他在工人阶级家庭长大，身边小朋友们的父母都为了各种账单苦斗。他们的命运休戚相关，哪怕有些小伙伴还在他家里偷过东西。贫穷会使人做出卑劣之事。郑元彪回忆起自己因为经济拮据而产生的自暴自弃和孤独感。最后他甚至觉得自己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别人脸上的表情能使他意识到自身条件的改变。
一个穷光蛋住在纽约会觉得生活特别残忍，因为到处都是奢华的东西，就像劳伦斯·约瑟夫在一首描述“ 911 ”袭击过去十年后的纽约的诗中告诉我们的一样。“ 911 事件”是对财富不均采取的暴力行为，它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事情永远都是这样的，就像特居·科尔在“小死亡”这一系列推特文字中曝光出来的，这些文字带我们回看 1912 年的头条新闻。这样的事足够使我们就像乔纳森·萨弗兰·弗尔所想象的那样，祈望在靠近曼哈顿湾的地方有个第六区，那里有足够的空间让我们安身立命，也让这座城市能够自由呼吸。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