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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亚洲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何未能开花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素食”惹的祸
当文明史和年鉴学派大家布罗代尔将目光投向亚洲时，他首先对是否存在一个统一的亚洲感到迟疑，“初看起来，地理向人们显示出的是这些形形色色地区的差异，而不是统一”。但他后来发现，在这种多种多样变化多端的地理环境背后，暗藏着一个强大的统一因素，把亚洲地区统一起来的不是地理环境，而是一种单调无变化的物质文明，与地理、自然和人文因素相比，它在该地所有地区几乎都起主导作用。
在布罗代尔看来，这一物质文明太过古老，太过根植于遥远的过去，是“太多的个人和集体心理的产物，这种心理可以简单地视为当地自然条件的一种作用”，它靠自己而存在，是一种半独立的力量，决定着自己的运行方式。这么强有力且兼具神秘色彩的物质文明是什么呢？当答案揭晓时，人们几乎要哑然失笑，布罗代尔所说的这种亚洲独到的物质文明就是素食文明。
细想之下倒也不奇怪，几乎所有第一次遭遇亚洲饮食的外来者尤其是第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亚洲人几乎很少吃肉，尤其大块吃肉。即使那些身为广东十三行的座上宾喜欢中国菜的外国商人们，也会抱怨中国厨子喜欢把菜和肉混在一起，而且肉切割的如此细碎，几乎看不出是什么肉，任何鲜明的肉味在经过各种蔬菜和调料的混杂后也被淹没了。也就是说，无论从形式和味道，一个外人都很难直接判断他到底吃了什么肉。
在外国人眼里，从中国到日本到印度再到苏门答腊，亚洲主要文明体和经济体居民中的大多数都可以称得上素食主义者。1609 年一位西班牙旅行家报吿说，日本人吃的唯一一种肉食是野味。一位德国医生在 1690 年前后也宣称，日本人根本不知道奶和黄油为何物。同样，一位法国医生发现，印度人“只要能够吃上基歇里，这是一种把米饭和蔬菜混杂在一起、上面浇上棕褐色黄油的杂拌饭，他们就心满意足了。”
苏门答腊岛阿歇姆居民在饮食方面的要求丝毫不比印度人多。“他们唯一的食物就是稻米，”一位旅行家在 1620 年这样写道，“富人除米饭外吃很少一点鱼和蔬菜。在苏门答腊，能够吃上烤鸡或煮鸡，那他肯定是个大领主……他们说，如果岛上有 2000 名基督教徒，他们很快就会吃光岛上所有的牛肉和家禽。”
亚洲人不喜欢吃肉，是天生素食者？不排除有些人出于宗教或养生原因食素，但大多数人还是喜欢吃肉的，比如 18 世纪的旅行者就发现，在中国假如一只动物——一头牛，一峰骆驼，一只绵羊或一头驴——由于意外或者疾病死去，它马上就会被吃掉。
真相是亚洲人喜欢吃肉，但没有那么多肉可吃，因为亚洲人口太多了。1620 年一位神甫这样写道：“假如中国人像我们西班牙人那样吃肉，那么喂养足够多的牲畜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在亚洲任何一个地方，靠食肉维持生存都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浪费：要喂养动物就要用粮食，而人自己更要食用这些东西。
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仍然是素食民族，消耗的卡路里 98% 来自菜蔬，不吃黄油、奶酪或牛奶，食用的猪肉和鱼也非常少。碳水化合物部分来自小麦，有些来自小米，而在南方则主要来自稻米。中国人的蛋白来自大豆、芥菜子和各种各样的植物油。一位记者在 1959 年写道：“我非常清楚，中国人的餐饮艺术一直是‘无中生有’的艺术；这么—个人口过多的国家，饲养肉牛——对卡路里的巨大浪费——是明令禁止的，试图利用我们不加注意的一切东西。”而当时我们的邻居日本则正在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大大增加了食鱼量和食肉量，并在青少年中普及牛奶。
如今回头看去素食的亚洲更多是贫穷落后的象征，但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这曾是农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象征，亚洲惊人的人口增长就是明证。
没有足够的运气发现高产稻米而不得不一直食用小麦和其他类似作物的西方人，被迫从很早的时候起，先是实行田地抛荒制，而后实行作物轮作制。如其不然，地力就会迅速枯竭，小麦种下去就不会有什么收成。因而，部分土地自动地变成了草场或者牧场，由于种植小麦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借助畜力，所以就更要养牛养马。所以西方人一直不太缺少肉食，即使穷人，也不会刻意成为一个素食主义者。
相比之下，亚洲的稻子可以在同一块土地上无限期地每年栽种生长。此外，栽种的活大部分靠的是人力，水牛只用于水田泥地中的轻活。这种饮食制度的首要后果是使人口有可能实现更大的增长，而不是使人们有可能转向肉食结构。如果人们的饮食是素食，那么单单一公顷田地就可以养活六个或八个农民，这使得“亚洲密集的人口”成为可能。
中国人口的增长实际上始于 11 和 12 世纪中国的南方，是随着早期一年有可能两熟的稻子的传播而出现的。到了 13 世纪，中国的人口可能达到了一亿。自 17 世纪末叶起，随着来自美洲的红薯、马铃薯、玉米和花生等适于在山地生长的农作物的引入，中国的密集种植模式更是登峰造极，人口增长极为迅速，在乾隆一朝就从一亿五千万翻番到三亿。
然而福兮祸之所伏，随着中国的人口变得如此众多，以致即便有心改变，也不可能采用别的饮食结构了，“中国就这样陷入‘文明决定论’之中不能自拔：他们的文明只能沿着塑造了它的道路前进，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印度的人口在 18 世纪也越过了一亿大关，也只能在素食主义的道路上继续狂奔。
这也就是所谓的“高水平均衡陷阱”，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在较早的时候达到了高人力投入、高产出的境界，但也因此导致生产模式缺乏弹性，不易改变，造成路径依赖，进而形成陷阱。在湖广填四川的年代，中国本来有可能形成另外一种专业分工协作的发展模式，但是由于路径的锁定效应，人们还是带着能够在山坡上生长的红薯、马铃薯和玉米等去大规模拓展农作物种植面积，而没有选择走畜牧业或商品化农业路线，直到地利耗尽，流民日多，迎来嘉庆年间白莲教动乱。
后来这种大规模拓展农作物种植面积的模式又通过走西口和闯关东的模式被复制到东北和内蒙，似乎只有那些气候和地理条件完全不适于农业发展的地方才会保有别样的文明样式和饮食模式。
这种素食主义农业也吞噬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中国的经济普遍陷入过密式或内卷式发展，也即投入的人力虽然越来越多，但边际效益递减。不过虽然边际效益递减，人口的增加总是能保证总量的扩大，因此多子多福的观念还是深入人心。而人口规模的持续扩大，只能进一步加剧人地矛盾，令多种经营更不可能出现，也令劳力节约型技术难以得到普及和发展。
而因为农户分散经营、抗风险水平很低，反过来越发不敢放手依赖市场，进行专业化种植。而官府处于维稳考虑，一方面不鼓励土地兼并扩大种植规模，一方面也不会放任专业化市场坐大。到最后，对于农户而言，作为家庭副业的商品作物种植及加工只是拾遗补缺；对于官府而言，专业化的商品生产、流通也必须建立在以农为本的基础上。
换言之，资本主义萌芽或许是有的，但充其量只是半死不活。这种素食主义农业和西欧较早出现较大规模专业分工的商业型农业形成了鲜明对比，而正是后者的出现，为城市化和工业化提供了较为坚实的支撑。
关于亚洲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何未能开花结果，令亚洲迎来内生型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历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从制度决定论到文化决定论再到地理决定论等等不一而足。布罗代尔从物质文明角度进行的阐发提醒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素食”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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