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是苍白的，现实是复杂的。尤其是收入这么直面人性的产物，更不是一个研究、几句话能说清的。
德鲁克曾说，当CEO与员工收入比值大于20:1时，就会导致员工们忿忿不平，从而降低工作积极性。而如今，这样的忠告已经太过不合时宜。高级管理人员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别之大，已不是新闻。
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 AFL-CIO 出具的CEO薪酬观察 (Executive Pay Watch) 报告指出，去年标普 500 指数企业CEO平均一年的收入为 1310 万美元，是普通员工收入的 347 倍！
对于贫富差距的这种状态，社会普遍的心态是不满，对于薪资待遇不平等的激烈争论始终不休。然而直到如今，人们其实也很难搞清，高管CEO们的高薪究竟应该以何为据，与员工相比，他们真正创造的价值在哪里，应得的薪水是多少？
凯洛格商学院助理教授Carola Frydman的一项研究，对这个问题做出了特定层面的有益探讨。她发现，从1940年到1970年，美国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是缩小的。然后从1980年代开始，收入差距开始突飞猛进，直到2000年左右。而且，不同行业间的高管收入差距也在这段时间内迅速拉大。
于是，她希望弄清楚，随着时间的推移，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收入差距的变化？既然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激励效果、乃至政治争论，那么是不是有必要推导出一个收入变化的公式，摸清其中的基本规律？
正是基于这个想法，Carola Frydman教授展开了她的研究。
那么，在20世纪的后20年，这些CEO和高管们到底做了什么，导致他们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了呢？
研究者发现，核心根源在于“技术创新”。
研究中，他们重点考察公司CEO识别潜在创新技术、并让公司投资于创新的能力，与自身收入变化之间的关系。因为CEO是一家公司的主要决策者，他们的角色如此重要，能够对整体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虽然从人数上看，这群人在整体劳动力市场的占比非常非常小。“是否具有做出正确投资的能力，是区分好高管和差高管的决定性因素”，另一位研究者Papanikolaou说。
于是，研究者们构建了一个数学模型，观察公司高管对于新技术的投资，与其收入水平之间的相关性。结果发现，对于新技术的投资确实是导致高管收入水平差异的显著因素，无论是对于高管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异，还是不同顶级高管之间的收入差异，都有很好的解释作用。
在这个模型中，普通员工的收入水平是由公司整体产出决定的，随着企业产出的上升和下降，员工工资相应变化。
高管收入变化的逻辑却更复杂。对于高管来说，有两项主要职能。其一是日常职责，比如对各个部门的管理，是与企业产出直接挂钩的，所以高管的部分薪酬也与产出挂钩。
但高管还有另一项重要职能：投资于未来，这需要考验他们对于新领域投资价值的判断力，这也将极大地影响着高管的收入水平。尤其是那些能够“改变局势”的技术创新（想想丰田的新能源汽车普锐斯）。当这样的技术冒头的时候，高管是否有足够敏锐的嗅觉发现其重要性，并在公司内部开发出恰当的新产品，对于高管收入影响的占比高达63%。
但是，对于技术创新远见的差异，并不是导致高管收入水平差距急剧扩大的唯一原因。“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技术创新的步伐也非常密集，但那时高管之间以及与普通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变化并不十分显著。所以，一定还有其他导致收入差异的原因。”研究者说。 比如说，在不同的时期，高管相对于普通员工对薪酬的谈判能力差异也是变化的。工会力量就是一个重要因素。
当然，理论是苍白的，现实是复杂的。尤其是收入这么直面人性的产物，更不是一个研究、几句话能说清的。薪酬研究者郭宏伟曾用200家大型科技公司公开发布的数据回归分析得出结论，CEO的收入并不是按绩效来玩的，那不是人家的游戏规则。
2014年，在犹他大学Cooper教授，剑桥大学Rau教授和普渡大学Gulen教授的一项针对全球1500家公司的联合研究中显示，CEO薪酬最高的前10%的公司，公司业绩却是最差的。这些公司的股东回报率比各自行业的平均回报率低10%。在CEO薪酬最高的前5%的公司中，股东回报率比行业平均回报率低15%。产生这个结果的重要原因是：过度自信！Overconfident！
其实，换一个角度，充分（乃至过度）自信，确实是领导力要素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然怎么会有一个说法：杰出的领导者都会有点自恋。
然而过度自信的副产品就是忽视风险、过度投资、失败的M&A、投机造假……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Daines还指出，CEO的过度高薪现象，显示他们对于公司董事会和薪酬委员会有巨大影响力，而这一现象本身就说明公司治理结构可能出现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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