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超先声(chao-xiansheng),作者:王超。
阿里巴巴最近发布了财报,营收增速超过61%,达到809.2亿元,核心电商收入达到691.88亿元。
2018财年,阿里巴巴的营收达到了2503亿元,这是上个月底阿里巴巴提交美国SEC的20-F文件中披露的。
除了核心的财务数据,阿里巴巴在这份文件中宣布了一个重磅消息,但是却淹没在了枯燥的数据海洋里。
一、阿里调整VIE
在这份文件里,阿里巴巴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大的架构调整,对VIE的架构进行了一次彻底的修补。
阿里巴巴5个VIE中的4个,绝大多数股份是被马云和谢世煌拥有,现在的改革方向是,这些VIE持股公司最终将被阿里巴巴的高级管理人员控制,阿里巴巴的这次VIE架构改革,将在2019年最终完成,这次VIE架构调整也给其他互联网公司敲响了警钟:实行了20年的VIE架构并非完美,隐患需要及时被排除。
截至2018年3月31日,阿里巴巴在中国拥有大约500个子公司和分公司,在海外,这一数字是420个。
目前阿里巴巴的主要业务公司有6个,分别是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浙江天猫技术有限公司、浙江阿里巴巴云计算有限公司、阿里巴巴(中国)技术有限公司、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优酷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这些公司通过VIE架构被注册在开曼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的5个VIE公司控制,马云和谢世煌控制了5个公司中的4个。唯一例外的是控制优酷的方式,马云和谢世煌通过阿里风险资本有限公司控制优酷实体66.67%的股份,另外33.33%被阿里另外两个员工持有。
调整前阿里巴巴VIE架构
通观阿里的VIE架构可以看出,创始人、董事局主席马云和谢世煌是阿里巴巴这艘巨无霸的名义控制者,这也造成了阿里股权的一个深层隐患:关键人风险。
阿里巴巴被马云和谢世煌两个人控制,一旦两人去世、离婚或者失踪,他们的继承者不一定就信守VIE的承诺。
这种风险并非杞人忧天,2011年优酷与土豆争抢美国上市的时候,因为土豆网CEO王微的离婚案件,生生绊住了土豆的上市进程。
VIE是一个妥协监管的产物,并不是一个在法律上无懈可击的架构,更何况,阿里巴巴这种体量的公司,上市时融资250亿美元创造历史,5000亿美元的市值足以让本来就不稳固的架构更加摇摇欲坠。
为了应对关键人风险,阿里巴巴改变VIE的架构,马云和谢世煌不再是主要的控制者,这5个实体公司将被阿里巴巴的在职高管控制。
具体的做法是两层架构,这5家实体VIE公司将被一家中国投资持股公司控制,这家投资持股公司又被两个有限合伙企业各控制50%的股份。阿里巴巴的合伙人或者高管们分别控制有限合伙企业。
调整之后阿里巴巴的VIE架构
二、支付宝VIE后遗症
在舆论上一直站在风口浪尖的阿里巴巴,对这次的架构调整,闷声不言。
藏在几千页的文件里,除了细心的海外媒体,几乎没有人发现这个重大变动。
阿里巴巴清楚知道,VIE是它过不去的一个坎,弄不好又惹来一身麻烦。
2010年,阿里巴巴突然宣布,为了让支付宝获得国内第三方支付牌照,马云以3.3亿元价格将支付宝从阿里巴巴VIE架构下转到内资的浙江阿里巴巴集团。
这件事在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业界称其为“支付宝VIE事件”。
事件的主角马云,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当时财新杂志主编胡舒立称马云“缺乏契约精神”。
这件事还让人看清: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海外上市,是建立在极其脆弱打擦边球的VIE架构之上的,这种局面的平衡来自于两方面:一个是互联网企业家的自律和遵守规则,一个是政府监管部门的默认。
不幸的是,这两个方面,都不是稳固的三角结构。政府监管层还没有举动,马云的支付宝VIE却率先打破了平衡。
为了让支付宝毫无风险地获得央行牌照,马云不得不棋走险招,但也招致了他创业以来最严厉的指责。
支付宝如愿以偿拿到了牌照,并发展成了估值超过1500亿美元的蚂蚁金服。
在上市之前,阿里巴巴也最终解决了因支付宝VIE而与软件、雅虎产生的纠纷。阿里巴巴集团每年可以获得蚂蚁金服37.5%的税前利润;如果蚂蚁金服上市,阿里可以选择继续每年的利润分享,或者获得蚂蚁金服IPO总市值37.5%一次性回报。
2018年2月1日,支付宝VIE事件最终解决:阿里巴巴通过一家中国子公司获得蚂蚁金服33%的股权。
三、VIE往事
中国的互联网公司越来越大,与美国的FAANG分庭抗礼,腾讯和阿里都是5000亿美元的公司,未来极有可能达到1万亿美元;百度、京东、美团、滴滴、头条等公司组成第二梯队,也在不断冲击千亿美元市值。
除了已经解决VIE问题、回归到国内的蚂蚁金服,剩下的公司都面临脆弱的VIE架构问题,强大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却建立在一个灰色地基上。
除了关键人风险之外,VIE架构的另外两大风险:
1、VIE架构是否合法并不清晰,现在没有法律界定VIE架构,目前中国政府对VIE的态度是容忍,而不是赞同;
2、VIE让中国互联网公司海外上市,中国内陆的投资者很难分享这些互联网公司的成长——尤其这些互联网公司的成功是基于14亿人口、8亿网民的基本盘,这更说不过去。
VIE是一个历史进程中的产物,除了支付宝VIE事件之外,2015年中国资本市场的火爆,令许多公司拆除VIE架构,回归国内市场拥抱泡沫,甚至包括许多已经在美国上市的公司。
有人失败,比如YY、陌陌等;有人成功,比如分众传媒、奇虎360等。
自从2000年通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钢为新浪设计中国首个VIE架构并上市之后,撑起互联网江山的这个精妙设计已经历时18年。
四、向左走 向右走
刘钢能设计出这样的架构,跟他个人履历是分不开的。
1979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83年毕业后分配到司法部秘书处,为部长撰写报告,他还是第一批下海的政府官员,1992年创办了通商律师事务所。
懂得市场运作,又知道政府官腔的背后潜台词,刘钢理解互联网企业的独特之处。
互联网作为一种渠道,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互联网又是经济运行的基础设施,蕴藏着巨大的财富。
直到现在,互联网在中国背负的双重使命,使它忽而向左,忽而向右。
左和右的拉力都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互联网产业已经成为一支不能忽视的力量,阿里系(包括蚂蚁金服、菜鸟等)已经超过6000亿美元市值,腾讯系(包括京东、滴滴、美团、阅文、腾讯音乐)则超过7000亿美元。
在左右的张力下,精妙绝伦的VIE变得十分脆弱:稍有风吹草动,就让建立在VIE架构上的大厦摇摇欲坠。
也有人试图调和两者,提出“国有股”计划。
据说这是广电解决视频网站的一个办法,视频网站拿出1%~10%的股份转给国资,国家拥有公司董事名额,并拥有在内容的生产、投资、合作的表决权、审查权,以及主管内容高管任命的表决权。
有人称之为新时代的“公私合营”,即便能够在视频网站领域实行,在整个互联网领域实施起来几无可能性。
首先根据市场价格,即便1%的股份,两万亿美元就需要至少200亿美元的投入,至少1500亿人民币,这些钱从何而来,不管是发行特别国债还是其他方式,都困难重重。
当然,现在蚂蚁金服等企业本身就有国字头企业的投资,马云也说支付宝可以随时上交国家,但国有股相对较少的情况下,拥有较大的控制权,这跟市场经济规则不符合,肯定会遭到其他股东的反对。
互联网企业拥有越来越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认知塑造能力,Facebook在美国大选和“通俄门”事件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无论中美政府,都有强烈管制互联网的企图,想让一些互联网企业变成公共服务公司。
中国的互联网公司面临的压力更是远甚于FANG们。
中国的互联网大厦,建立在一块松软的沙地上。这颗随时可能爆掉的雷,让中国最聪明的大脑们一筹莫展。
十字路口的中国互联网,向左还是向右, 不知道掌控在谁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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