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是技术,好东西大家分享,不寒碜。”这种创作思维方式,深刻影响了后来的中国画。
最近叶永青先生被指抄袭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事件的来龙去脉,各网站的文章已经说了很多,我就不重复了。在展开“抄袭”还是“借鉴”的讨论之前,我捋了捋关于“绘画复制”的历史,发现其中可能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藏在中国画史基因里的东西。
中国的艺术史源远流长,自然少不了抄袭or借鉴的公案。但我们看古人笔记小说就会发现一个问题:谈起抄袭,题材往往都是士大夫的诗文,很少谈及绘画。这是为啥呢?
说来你不信,在古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绘画都是难登大雅之堂的。我们知道诗文和书法的载体是文字,在远古时代是王和巫的特权,因此诗文和书法也连带着散发圣光。我们现在去一些偏远小庙,还能看到“敬惜字纸”的焚字炉。
而绘画的来源是什么?在原始时代是彩陶上的条纹,在春秋战国是漆器上的龙凤。宋代“文人画”的概念兴起之前,绘画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装饰,换言之,画师撑死了也就是个匠人。那些在敦煌画了千百佛菩萨的画师,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并不比木匠更高。当然,也有顾恺之吴道子这样名垂青史的,但这毕竟是极少数,更何况他俩本身都做过官呢。
我们看古代画谱就能明白。里面的文字大多实用至上,比如胶怎么配,颜料怎么磨,颜色怎么调和等,不像书论那样很多形而上的理论。既然绘画是“技术”,那自然就不存在“抄袭”一说了。张木匠做板凳,李木匠也做一样的板凳,这能叫抄袭吗?
我们看汉代的画像石,同一个题材,如“孔子见老子”、“周公辅成王”等,天南海北的画像石构图往往非常相似。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它们当然艺术性很高,但在当时这就是一门混饭的手艺,和咱现在碑上雕的花花草草差不多。
这种程式化创作在中国的绘画史上催生出一种神器:粉本。所谓粉本,是在厚纸或羊皮上画好白描稿,再用针沿着线条刺出密集的小孔。当需要画壁画时,就把这“粉本”钉在墙上,用粉末拍打,等到墙上出现完整的线条图案,描线就省力多了。这种粉本画出来是1:1的,另有一种缩放小样不打孔,只是参考构图用,也叫粉本。
莫高窟里发现过多件粉本的实物,与现存壁画多可呼应。想来也是,当时的客户需求量辣么大,你一个个原创的话还不吐血啊。再加上宗教画本身有“墨守成规”的特性,所以粉本就用得超级多,最明显的就是寺观壁画和做法事时挂起来的水陆画。古代画师看到一个好的作品,比如吴道子这样的天才画的神仙菩萨,就会将其做成粉本,重复重复再重复。
不说莫高窟的唐代壁画了,就是清代壁画,也有很多保留了“吴带当风”的特点。北宋武宗元画过一轴《朝元仙仗图》,就是参考吴道子的《八十七神仙卷》。至于这轴画后来出现在多少道观的墙壁上,就不得而知了。
再比如宋代李公麟(一说金代马云卿)有一幅《维摩演教图》,元代王振鹏原样临摹过。如果这还能说是画家练习的话,那么清代丁观鹏的《弘历维摩演教图》就基本上是今天“抄袭”的概念了。这幅画的构图与原版高度雷同,只是把维摩诘换成了乾隆皇帝的脸。你看这Cosplay搞的。
现代寺观也有这种情况。还拿这幅《维摩诘演教图》说,二棒今年春节去成都玩,发现青羊宫的壁画上出现了图中的散花天女。细节改动很多,但造型还是一致的。
“绘画是技术,好东西大家分享,不寒碜。”这种创作思维方式,深刻影响了后来的中国画。
除了宗教画,中国画其他题材也深受粉本思维的影响。复制一幅书画的原因有很多:一是保存古画面貌,如天水摹《虢国夫人游春图》;二是宣扬教化,如《中兴瑞应图》;三是书画家交际应酬,如《鹅群帖》;四是临摹学习,如王翚《仿富春山居图》;五是伪造牟利,如张大千意临的石涛山水。
比如宋人册页里有一帧人物图,内容为一高士观看自己的画像,画中画,挺有创意。于是乎明代仇英临摹了一幅,清宫也临摹了一幅。当然,名字洗稿成《乾隆鉴古图》,脸也变成乾隆大爷了,还是熟悉的味道。
画师绘制寺观壁画,往往是多个粉本一起上,这儿一个菩萨,那儿一个佛,穿插腾挪,怎么错落有致怎么来,有点像翟天明写论文。古代壁画多是宗教画,拼一个架空世界没毛病;但现在壁画多了很多历史和现实题材,这就容易出现问题了。我下面拿洛阳明堂景区的《万国来朝图》举个例子。
明堂是洛阳新建的仿唐建筑,里面有一幅巨大的《万国来朝图》,我前年看过,画的中间是端坐的武则天,左右两边站满了各国使臣,乍一看金碧辉煌,挺好。
中国“天朝上国”的心态由来已久,所以很早就有了以各国使臣朝见为题材的“职贡图”,从南北朝到清代层出不穷。明堂这幅《万国来朝图》是变相的职贡图,也照搬了很多古代素材。比如这几位出自章怀太子墓壁画,或是阎立本的《步辇图》和《王会图》,这都是唐代的画,没毛病。
再细看,问题来了。
这几位都出自萧绎《职贡图》,是南朝的作品,早了;
这两位是西夏回鹘供养人,出自榆林窟39窟和莫高窟409窟,晚了;
最厉害的是这几位,出自莫高窟158窟,原是西域各族听闻释迦涅槃后悲痛欲绝,割耳挖心的场景。把刀和表情p掉,姿势不变,竟然也是“来朝”了!武则天性格我不知道,反正我要是看见谁敢穿着丧服来觐见,我先斩了他。
其他“洗稿”,哦不,“洗画”的地方颇多,就不说了。这样Ctrl+C/V的结果,就是“万国”的服饰东拼西凑,日本服饰甚至从弥生时代跨越到平安时代。如此,“万国衣冠拜冕旒”岂不是句笑话?这幅画是央美某教授的作品,但在我看来,它处处散发着粗制滥造的气息。硬伤数不胜数,且笔墨趣味也跟临摹素材相去甚远。
类似的题材不是没有好作品,关键看用不用心。比如国博有一幅《贞观盛会》,里面也有许多《万国来朝图》里出现过的素材,但这位作者就是化用而非照搬,衣冠上也没有“穿越”的硬伤。至于具体出现了哪些古画素材,欢迎大家来国博“找茬”。
说到底,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因为“匠人基因”的影响。如果你读过《在人间》,那么大概能记得高尔基对那流水线圣像作坊的描写:“每个人对于画圣像都不热情,不知是哪位凶恶的聪明人把这个工作分成了一连串琐细的、丧失了美的、不能引起爱好和兴味的作业。”用技法来复制是匠人干的活,艺术家本来就该往更高层面追求,能力越大,责任越重嘛。
说完了传统绘画的“匠人基因”,我们接着讨论抄袭和借鉴的关系。
我们看到两幅高度相似的画,如何认定后来那幅是抄袭还是借鉴呢?
我个人认为:画为作品主体、作画目的为“原创”则属抄袭;画非作品主体,作画目的为“装饰”则属借鉴。
啥意思呢?比如国博去年的“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双年展”有一件葫芦雕刻,正反两面的图案是法海寺和克孜尔千佛洞的壁画。这件作品主体在于雕刻,那么这就是借鉴。同理,去年北京文博会上出现的这件布贴画,虽然图案是榆林窟的普贤菩萨,但也是借鉴。
再比如这幅唐代的《明皇幸蜀图》,同样的山头,出现在某画家的个展上,为抄袭;出现在太原龙泉山寺的仿唐建筑里,为借鉴。
当然,这种判断方式只代表个人意见,而且前提是两幅画得高度相似。但在实战中,很少有画家会蠢到原样照搬,招子稍微亮一点的,都会对摹作进行“微调”。比如下面这三幅某著名工笔画家的作品,第一二参考了李公麟作品,第三个参考了敦煌壁画。作者另起了标题,表示是原创,而且同一个造型的人物能画许多张。这虽说不上抄袭吧,但总觉得不太得劲儿,反正我是更佩服刘继卣王叔晖那种把古画吃透了又能创造新造型的人。
怎么样,是不是有点头晕?
说起来,“复制”在近代画家里也挺常见的。比如溥心畲常让弟子将珂罗版上的古画打格子放大制成图样,再蒙上白纸作画;再比如张大千的《水月观音》取材于敦煌榆林窟的壁画,画了粉本后又拓画了至少三本。一本藏四川博物院,一本由众人融资计值百万,藏于四川宝光寺。另一本则为私人收藏。
如果我们够宽容的话,还是可以用“借鉴”解释上述这些画家的行为。毕竟张大千是大大方方说自己临摹敦煌壁画,没藏着掖着。但对于叶永青先生而言(我们终于说到他了),他的作品似乎就是“借鉴”不能承受之重了:在网络不发达的九十年代,找到一名外国画家的作品,再将其作品以大比例的相似度挪为己用……唔,你说这咋洗白?
当然,你不能用达利给《蒙娜丽莎》画小胡子,或者安迪·沃霍尔的汤罐头来抬杠。人家那是现代艺术,在当时也是惊世骇俗的原创。而叶永青的画,显然还是应该放在传统绘画的范畴中来讨论。况且,他的抄袭对象可不是壁画这样的“匠人画”,而是个人风格极其强烈的作品。三十年可着一头羊薅,整的跟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啊?
中国画有历史悠久的“匠人基因”,古人认可复制,导致我们对于绘画创新的热情低于其他艺术门类。这种思维是褒为“尊重传统”还是贬为“泥古不化”,本身可以讨论。但是不论在古代还是现代的话语体系里,暗搓搓地剽窃别人作品都是绝对说不过去的。你看《儒林外史》里盗用牛布衣诗集的牛浦郎,最后不是被扔进粪池子里了吗?
我们的社会分工是往细化明确的方向发展的。你是工匠,我们就尊重你数十年如一日的匠人精神;你是艺术家,我们就尊重你“苟日新又日新”的创新能力。齐白石之所以从木匠变成大师,不就是靠“衰年变法”吗?
如果你要以现代意义上的画家自居,并且想取得成就,那么就应该努力克服历史带来的“匠人基因”,具体来说就是可以适当借鉴和复制,但最终的成果一定是原创更多。至于剽窃,那属于道德层面的问题了,本该不用多言的。
搞艺术的朋友都知道,“原创”这两个字对自己来说有多么重要。有时灵光一现,妙手偶得,那感觉真跟通了灵差不多。所以我觉得,随随便便放弃这等快感而选择完全抄袭的,大概真就是把艺术纯粹当成生意在做了,这样的人怎么当得起大师的称号呢?
这两天四川美院正在核查叶永青被指抄袭的事件,这是个好的开始。当然,叶先生更应该自己站出来,对原创者克里斯蒂安·希尔文进行真诚的道歉。“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天空。”对于那些仰望星空的艺术家,我们理应对他们保持尊重,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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