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贝拉不仅有文治,还有武功,正是她鼓动夫君费迪南发起收复失地运动,才最终底定了现代西班牙的版图。
考虑到伊莎贝拉继承了卡斯蒂利亚,通过与费迪南王子联姻得到了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两个人又联手收复了安达卢西亚,因此说她是西班牙的缔造者应该是实至名归的。
将王国通过继承和联姻等方式连接在一起,并不像现在的人们想象的那么顺理成章,要经历王室间各种勾心斗角,以及与贵族地方实力派的合纵连横,通过赏赐获得忠心是必不可少的剧目,还要恩威并重,对难以收服的势力要果断整肃。
此外,还要与宗教机构的搞好关系,下至地方大主教,上至红衣主教和教皇,都要能搞掂。在那个政教尚未分离的年代,没有宗教实力派的支持,还有教皇的背书,世俗的统治者们总是觉得腰杆不太硬。比如伊莎贝拉和费迪南的婚姻在某种程度上属于“近亲结婚”,必须得到教皇的批准。如果教皇不批准,则婚姻合法性成疑,两个人的孩子能否成为王位继承人就难说了。为此两人花了不少功夫动用了关键人脉资源去进行斡旋,直到得到来自教皇的祝福才算摆脱了惴惴不安的状态。
当然,光靠勾心斗角耍手腕,难成一代明主,也无从缔造一个帝国。一如美国学者克斯汀·唐尼在《伊莎贝拉:武士女王》一书所揭示的那样,伊莎贝拉不仅有文治,还有武功,正是她鼓动夫君费迪南发起收复失地运动,才最终底定了现代西班牙的版图。作为一名“武士女王”,伊莎贝拉在裴迪南冲锋陷阵的同时,负责费心耗力的后勤和宣传鼓动工作,并善于在敌人内部制造分裂,为最终打败格拉纳达穆斯林王国立下汗马功劳。
收复失地运动也是打造西班牙人民族国家意识的过程,“民族”从来不仅仅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长期的携手战斗赋予臣民们一个共同的身份认同感,让原本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各个王公贵族私兵的战士们,由一种共同的公共使命感团结起来。士兵们来自西班牙的所有不同地区,除了作为主力的卡斯蒂利亚人和阿拉贡人外,还包括来自阿斯图利亚斯,加利西亚,巴斯克地区埃斯特雷马杜拉的士兵。当时就有人评价说,这些语言风俗习惯五花八门的八万步兵和 1.5 万骑兵,竟然如此团结融洽,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收复失地运动还是一场宗教战争,驱逐西班牙南部穆斯林势力,除了一统江山的需要,也是对奥斯曼土耳其人咄咄逼人进攻的回应。作为宗教战争的后遗症,宗教不宽容的氛围逐渐泛滥,作为其标志物的宗教裁判所势力越来越大。虽宗教裁判所本身并非伊莎贝拉的发明,但其发展壮大确实是在其治下。除了出于对改宗犹太人和改宗穆斯林人发自内心的不信任,以及对其各种成就尤其商业成功的羡慕嫉妒恨外,当时不少精英阶层通过宗教裁判所发起的打击迫害,很多其实是出于经济考量,想借机没收犹太人的财产。伊莎贝拉的夫君费迪南就非常擅长此道,并从中发了不少横财。
伊莎贝拉成功地将西班牙变成几乎纯粹的天主教国家,在她看来,这一宗教净化运动消灭了内部宗教纷争,使人民能够团结一致实现国家目标。但她令西班牙丧失了生活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犹太人与穆斯林的勤奋和技艺,并且产生为渊驱鱼的效果。来自西班牙的塞法迪犹太人给奥斯曼土耳其人带去了关于火器发展的珍贵技术信息,犹太人的财技也为奥斯曼土耳其人提供了丰富的财源,这些都令后者在针对基督徒的战争中赢得了更多胜利。
如克斯汀·唐尼所指出的,宗教裁判所及其代表的不宽容,成为伊莎贝拉遗产中一个无法磨灭的污点,并在之后的许多世代里困扰着西班牙。但人们必须承认,伊莎贝拉缔造的西班牙帝国对基督教版图的捍卫,以及通过殖民全世界所带来的基督教传播范围的扩大,对基督教的发扬光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伊莎贝拉出生的时候,基督教是一种奄奄一息的宗教,因为内部纷争、外部攻击而羸弱不堪。她去世五百年后的今天,基督教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信徒包括两百多个国家的约 20 亿人。其中有一个人出生于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在 2013 年成为教皇后自称方济各一世。
作为西班牙全球帝国的缔造者,伊莎贝拉的主要贡献在于强有力地资助了哥伦布的探索美洲之旅,并独具慧眼地将殖民美洲的事业体制化,而当时像葡萄牙等国还更青睐于独占贸易路线。西班牙率先走上了殖民帝国的道路,在新大陆,在随后的一百二十年里,西班牙人将建造 7 万座教堂、500 座修道院和 30 万座教会赞助的学校与医院。他们还将兴建至少 4 座大学,分别在哥伦比亚、秘鲁和墨西哥。他们还从新大陆获取了价值约 15 亿美元的黄金白银,将其用于欧洲的事业。
来自美洲的财富支撑了西班牙与奥斯曼土耳其人从陆地到海洋的全方位对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是抵抗奥斯曼帝国的唯一一支强大力量。
伊莎贝拉的影响力绝不局限于西班牙帝国。通过编织王朝婚姻网络,伊莎贝拉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欧洲女皇。她为子女们与欧洲各地的王室缔结婚姻,通过婚姻来编织帝国,每一次谈判都是独立而复杂的,需要高超的政治和外交本领。每一个子女都是一份活生生的条约,同时,每个孩子都需要得到培养,为将来当国王或王后做准备。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伊莎贝拉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虎妈”。据当时的人记载,伊莎贝拉女王是一位慈母,但对孩子的要求也很严格。她生性严肃、坚定顽强而非常虔诚,也希望孩子们有同样的品格。任何人都不可以逃避责任或质疑自己的义务。孩子们的行为必须是无可指摘的,不仅在出席重大场合时,在宫廷内与其他人交往时也必须如此。自制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需的。
伊莎贝拉的孩子们很早就谙熟治国理政之道。他们的童年是在针对所谓“异教徒”的战争中度过的。他们居住在战区边界的戒备森严的城堡里,随军转移时则居住在军营中。据记载,这些旅行非常辛苦,要翻越崇山峻岭,穿过干旱平原,顶着炎炎赤日或刺骨寒风。他们有时住在帐篷里,夏天酷热难当,冬天则挤在火盆旁取暖。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的生活就是持续不断的、军事化的朝圣。
克斯汀·唐尼指出,在那个雇佣兵风行的时代,王室如此深入地参与战事,是很不寻常的。大多数统治者不会让自己的家庭成员蒙受风险,更不会让妻子和小孩身临战区。但对伊莎贝拉、斐迪南及其孩子们来说,战争是真实的、触手可及的、个人化的。
但伊莎贝拉并非冷酷无情的实用主义者,因为努力为孩子们谋得尽可能幸福的婚姻。在那个时代,富裕的老男人迎娶年轻貌美的少女并不罕见,而将自己最美丽女儿献给年迈国王的家庭往往能够得到金钱、土地和为亲戚谋得油水丰厚的宫廷职位的回报。伊莎贝拉肯定在为她的女儿们寻找有利的婚姻,他们的家族里不会有仅仅为了爱情的婚姻,但她还是希望为所有孩子找到合适的对象,最好是相貌好、年龄相仿,并且拥有能够促进婚姻幸福的特质,或者至少能让人比较满意。
除了嫁给相邻的葡萄牙和法国王室,伊莎贝拉的女儿们还远嫁英格兰和北方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邦国。并不是所有的婚姻都是幸福美满的,也不是所有的后代都成为一方王侯,但伊莎贝拉的后代们一代代开枝散叶,给欧洲的历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即使迎来了民族国家时代,王朝政治的影响力也持久不衰,直至一战后才算勉强宣告终结。时至今日,伊莎贝拉的直接后裔仍然在欧洲各地“掌权”。西班牙、比利时、卢森堡、荷兰、英国、丹麦、挪威、瑞典和摩纳哥的王族都尊伊莎贝拉女王和斐迪南国王为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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