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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黏稠,只怀旧事

2019-03-31 09:28 阅读:8k+


◎陈幼民

作者简介

陈幼民,1951 年生于北京。" 文革 " 中毕业于北京第十三中学。1969 年赴陕西延安地区延长县刘家河公社郭家塬大队插队。1971 年底进延安汽车修理厂当工人。1973 年考入西安美术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1984 年调回北京,在中国工人出版社做图书编辑,后任副总编辑。2011 年退休。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家生态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从事绘画、摄影、文学等方面的创作。

2004 年秋,我和刘延庆、岳建一两兄应云南作家张曼菱之邀,赴滇采风。三人同住一室,晚来无事,正好闲谈。三人都过知天命之年,当过知青,进过工厂,又入大学。现在都做编辑,靠出书吃饭,经历颇丰。遂聊起各自干过的活计,看谁经多识广,有点 PK 的意思。回头一想,这倒是一个很好的话题。每个人的经历,是整个国家历史的组成部分,从中可以折射出社会的发展变化,况且我们干过的活儿,有些随着时代的发展,已不复存在。细检一下,立此存照,记录下我们曾经的生活方式,也不失为一件有趣的事。

真到坐下来细想,我却有些恍惚,自己到底都干过多少种活儿,竟一时难数清楚,我十七岁离开北京,插队到陕北,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干过多种职业,转换过不同的岗位,从未总结一下,有点 " 积重难返 ",只得从后向前推,列个流水账,一点点地回忆。

农活儿,没有我们不干的

1973 年,我靠在北京少年宫练下的一点童子功,从延安的工厂,考入了西安美术学院。毕业后留校当老师,又做学报编辑。1984 年调回北京,进工人出版社,做编辑,策划选题,编稿子,设计封面、版式,画插图,跑印刷厂,盯打样,布置订货会,制作广告,推销产品,凡属出版行当的事,都有兴趣去做。也曾背着照相机,充当摄影记者,跑新闻,采访会议。这些都是新闻出版行业人士常干的事,虽然其中酸甜苦辣,亦有可写之处。况且文人之事,心烦的居多,又处在现在时,难说明白,所以只怀旧事,先从插队的时候说起。

插队当农民,自然以干农活儿为主。掏地,拌地,犁地,撒种,间苗,锄草,收割,扬场,田间场里的活儿,样样都干。揳镢、耍锄、磨镰,打连枷、套牲口,十八般武艺,件件得会。修水利,打坝,造梯田,平整土地,培垅,挖沟,项项无缺。缠 " 要子 ",捆庄稼,掰玉米,摘棉花,起圈,捣粪,拦羊,赶牲灵,没有我们不干的活儿。

一根扁担两头尖,担起扁担不做官。收割庄稼的时候,无论是麦还是谷,肩挑两捆,沉甸甸颤悠悠的,不管庄稼地离场上有多远,担子绝对不能撂地,一直担到场上才能放下。担担子除了要有劲儿,还要会换肩。山上的路窄窄的,拐来拐去,到转弯处,若不会换肩,早累死了。几年下来,肩头磨出两疙瘩硬肉,鼓鼓的,到我上大学时都没消。妻子也是学美术的,她常说,你的肩膀怎么结构不对呀。

除了农活儿,干过的事儿还很多。驮水、砍柴,养猪、养鸡,琢磨发酵饲料,铡草喂驴。在我插队的时候,陕北农村基本上还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吃穿用的许多物品,都要靠自己生产,所以,由此派生出不少行当,老乡们都会做,知青们也就跟着学。比如,纺棉线织布做衣服,是婆姨家的活儿,而捻毛线织毛袜子,却是男人的工作。我就没学会这个本事,常把一团羊毛鼓捣成一堆疙瘩,被别人抢了去,说你别糟蹋东西了。

做饭,打窑洞,男生强过女生

没学会捻线,干别的还行。先说做饭,知青们吃饭靠自己做,每人一天,谁也别想光吃不练。我打小吃食堂长大,从没有淘过米炒过菜,也得硬着头皮操家伙。几年下来,我学会了发面,蒸发糕、馍馍、窝头,烙饼,擀面条,压饸饹,捞小米饭,炒菜,做臊子。那时我们男生做的饭比女生好,我们嘲笑她们烙的饼是 " 硬似铁,赛砖头,半生加不熟 ",说用她们做的吃食打狗,是有去有回。这是善意的玩笑,其实从城市到乡村,反差这么大,要适应独立生活,谁都不容易。

我们窑里的粮食,都是带壳的原粮,要想吃到嘴里,必须去磨。我们也学会了推碾子、磨粮食。我们每次扛着粮食来到磨盘前,总会围过来几个婆姨女子,她们认为这种活儿男人是干不好的,尤其是北京来的学生。她们一边臊搭你粗心手笨,一边主动帮你拴牲口,扫磨台,簸粮食,箩面。我们拿回去的,不仅是磨好的面,还有满心的欢喜。

我们还和老乡学过轧油和磨豆腐。在熬好的豆浆中点上卤水,看着它凝成豆花,捞到一个木框子里,死命地压,豆花就结成了豆腐块儿。刚出锅的豆腐十分好吃,热乎乎的,带着一股浓浓的豆香味儿,豆腐还没做完,一半就没了。

我们住的窑洞,是自己打的,当然在老乡的带领之下。选好一个山坡,齐齐地斩出窑面,画出窑洞的形状,一镢一镢地打进去。挖成了窑洞,就和粗泥、细泥,自己充当泥瓦匠,举着托盘,挥动抹子,将窑壁抹得光溜溜的。其实这活儿自己从未干过,看别人如何抹,不消多时,也就会了。然后盘炕,垒灶台,掌握好灶膛的大小和烟道的角度,看着烟火嗖嗖地往里抽,就知道,大功告成。

我们干活儿用的筐,盛粮食用的桶,也都是自己编的。跑到延河南岸山上割回荆条来,先放到土里埋几天,待它发软有韧劲儿,就可以编了。先将荆条编成十字结,再一圈一圈地绕。编筐的要害在收边儿,边儿收得好,才结实耐用。筐子的提梁,是硬木杆的,取一堆干羊粪,点着,用那暗火慢慢地煨,煨到半夜,将木杆取出,用力窝,木杆尚热,弯而不折,再不变形。做好的筐,和集上卖的,没什么差别。

盛粮食的桶,一般都编成长圆形,里面抹上一层细泥,以防渗漏。只不过这细泥是黄土与牛粪掺在一起和成的,老乡说,这么做一来是泥层结实分量轻,二来可以防虫。这活儿干的时候有点恶心,牛粪抓在手上,滑不溜唧的,但泥干了之后,平整光滑,一点臭味也没有。

学过点木匠活儿,我们所用的劳动工具,如镢、锄、镰的把儿,都是自己安装的。到沟里的砍头柳上,砍下粗细合适的椽子,锯断剥皮刨光,装上铁头,很是合手。还做成过几个板凳,样子粗糙,可还结实耐用。

做锅盖、搓大绳和 " 修脑 "

陕北有一种高粱,穗秆儿长而且光滑。这种高粱产量很低,老乡们种它,主要是取它的秆儿做锅盖和蒸箅子。这是个细法活,用大针粗线把秸秆连起来,纵横交错,上下两层,结结实实,平平整整,用刀切成圆形,表面上却连一个线头都看不见。我们也学会了做,大大小小的锅盖,一律自产。

陕北还产麻,砍下麻秆儿来,沤在水里,直到它变色快烂了,取出剥皮。将皮锤捣洗净晾干,就成了一缕缕青色的麻。先将麻搓成细绳,再把三股细绳头连在一起,用绞绳器将三股绳依不同方向转动,紧到一定程度,手一松,这三股细绳就结成一条粗粗的大绳。这大绳在农村的用途很多,在插队的几年里,我们用的绳基本上是自造的。

干过的有些事今天说起来可能不好听,比如杀狗、剥蛇,曾吓得老乡连我们的窑门都不敢进。在山区,牲口摔伤是常有的事,又医不好,只得杀了吃肉。陕北老乡都心善,不肯杀生,这事多推给知青来干。我就杀过牛、羊、驴等,当时一咬牙刀就下去了,也许是被肉馋的。现在可没这么大的胆儿了。

也干过不少善事,教老乡认字,代人家写信,写春联。我们还从北京带来了理发推子,都学会了理发,不单给自己理,知青的窑洞也是全村男人和孩子们的 " 发廊 "。那时陕北农村只有剃刀,没有推子,男人们要么剃光头,要么留着一种很怪异的 " 盖儿头 ",就是头顶上留着乱蓬蓬的长发,下边却刮得黢青,黑白分明。我们来了之后,男人们都找我们 " 修脑 "," 盖儿头 " 变成了小平头。

村里有一个老汉,长年患病,临终之前特地提出,想请我给他理最后一次发。我虽说心里有些害怕,但想到人家的重托,对我也是难得的信任,就马上赶去了。他躺在炕上已经不能动了,家人围在旁边,等他咽最后一口气。我几乎是跪在地上给他理完了发,家人千恩万谢,我出得门来,内衣却已湿透了。

农村的活儿,会与不会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我们学生当久了,总觉得对不会做的事,应当先教后干;而农村的法则是,边干边学。你来了,就是一个劳动力,绝对不会在地头支一个小黑板。

第一次点炮时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1971 年年底,我被招工,进了延安汽车修理厂,当地人管它叫大修厂。

在工厂干过的活儿也不少,我是热处理工,每日渗碳、淬火、校正零件,还干过打铁、翻砂,浇过铁水,烧过锅炉,这些都是日常工作,不必细说,刚进厂时干的活儿,倒值得一提。

那时上面正在号召 "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全社会都在打洞,大修厂也不例外,在后山的石壁上开凿了一个大洞,号称要能开进汽车去。我进厂的时候,那洞已经打了有几十米深。

我们并没有马上分到车间学徒,而是先参加打防空洞。

打石洞基本上有三道工序,打眼儿、放炮、清渣。领导也许是看我身小力薄,或许是因为我插队时当过 " 先进分子 ",办事会认真些。便安排我和一个叫王昕的女生去放炮。

相对打眼儿和清渣,放炮的工作看起来要轻省些,我尝试过打眼儿,那风钻开起来,震耳欲聋,上下乱跳,我根本把握不住。清渣就是把炸下的石块运出洞,石块小的也有几十斤,大的有一二百斤重,把石头搬到翻斗车里,全靠人肩扛手抬,每日工作量几千斤不止,着实累人。只有放炮工,每班只放一次炮,其余时间就是坐在屋里装炮药,做炸药包。体力支出不大,但是,放炮工的危险和责任却是最大的。

放炮也有几道工序,制作炸药棒,插雷管和导火索,装填炸药,点炮,排险。我和王昕跟的师傅姓姜,三十多岁,好像是个复员军人,他胆大心细,极负责任。其实一直是他承担主炮手,我们只作为副手,他一直在保护着我们,什么事都让我们跟在他身后。

制作炸药棒的过程,怕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恕不细说,单表点炮和排险。

第一次点炮时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说出来不怕人笑话,我当时确实吓得够呛,那掌子面宽四米多,高约五米,布满了几十个炮眼儿,平均每人要点十几个,当点着几个之后,身子周围的导火索向外喷着火舌,同时发出嘶嘶的可怕的响声,人被笼罩在呛鼻的烟气中,视线也模糊不清,心里总感觉马上就要炸了,手不禁抖得厉害,剩下的几个怎么也点不着。这时姜师傅一把推开我,迅速点着了其余的炮,带着我们安全地撤离了。

后来点得多了,心里便坦然了。我们用的是军用导火索,质量高,燃烧时间准确,一般我们都控制在一分二十秒,足够点炮和撤离的时间。再到掌子面前,便有了自信。根据炮眼的深度,一节一节填入炸药,用木棍捅瓷实,其中一节插着雷管和导火索,千万要小心,不可用力过猛。导火索的顶端,用刀子割开,使药面充分外露。点炮亦用导火索,取一根三十厘米长的,用刀割出十几个口子,导火索药力很强,点着后,喷出白炽的火舌,对准导火索的药面,一刺就着。点着一个,就掰下一个口子,让火焰喷出来,再刺一个。三个人不到半分钟,就能把炮全部点完。只是那导火索的火,温度甚高,如果不小心喷到手上,并不起泡,而是一下子烧成白色的硬痂。那时我的手上,经常伤痕累累。

点炮人首先面对危险,责无旁贷

打眼儿和放炮是很有讲究的,如果不按规矩来,眼儿打得再深,药填得再多,也不见得能炸下多少石头来。掌子面中心的几个炮叫心炮,往外的一圈儿叫拔炮,边上的叫边炮,底下的一排叫底炮,底炮的外边还要放两个大药包,称作抬炮。

点炮的顺序是,先点心炮,再点拔炮,再边炮、底炮、抬炮。心炮先将石壁中心炸出一个大洞,拔炮的力量又将洞扩大,中心空了,四周失去了支撑,边炮正好发挥威力,把边上的石头挤下来。抬炮的作用很大,它最后爆炸,将炸下的碎石 " 抬 " 出来,便于清渣。这程序虽然简单,只是点炮人不能慌乱,还要分工明确,谁点哪个炮,事先说好。说到这里,我还是想起姜师傅,他总是让我们点低处的炮,而把高处难点的留给自己。

说是点炮紧张,其实紧张的还在后面。点炮的人是要负责排险的,排险的内容是去除哑炮和洞壁上被炸松的浮石,给清渣的人一个安全的环境。如果因为我们的疏忽出了事,使别人受到了伤害,不仅要承担责任,良心上也过不去。所以,点炮人首先面对危险,是责无旁贷的。

点完炮迅速撤到洞口,趴在地上,等着炮响。那炮闷雷似的,声音随着气浪冲出洞口,吹得洞边的树枝乱抖。放过炮的人都知道,若是炮声发闷,证明炸的石多,若是炮声响亮,则是没起到什么作用。人们常用 " 放空炮 " 来形容言而无实的东西,大概缘于此吧。

我们可不是单纯听响的,必须准确地记下炮响的次数。各人记各人的,然后在一起对,若是点了三十炮听到三十响,皆大欢喜。若是少了几响,众人都紧张起来,虽说光凭听力有时不会很准确,因为有的炮是同时响的,但最大的可能是出现了哑炮。

遇到哑炮是最讨厌的,因为你不知道它为何没响,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响。最怕在你进洞查看时,它突然爆炸。所以,先要等待,待到一定时间,确定它不会再响,方可进洞。

炸后的洞子,硝烟弥漫,窒人呼吸。不过这硝烟比空气轻,待十几分钟过去,烟齐齐地涌在洞的上半部,缓缓地向外流动。洞的下部,出现几十厘米高的无烟通道。我们手脚并用地爬进去,此时,掌子面上已经无烟,我们的任务就是打开手电,寻找哑炮。若找到了,多半不排,旁边再放上一个炸药,引爆了事。

每一次爆破,都要提心吊胆,而每一次成功,都会如释重负,却无轻松可言。因为马上又要面临新的一次。直到几个月后,我们被换了下来,回到车间去干活儿,这一段紧张的日子才告结束。

工人农民都干过,就差兵了。其实我也在部队生活过一段时间,出操,队列,刺杀,投弹,也都参加过训练。射击混了个优秀,投弹却刚及格。也曾跟着通讯兵在高原上查线,脚上套着铁扣爬电线杆排障。不过,这都是作为美术工作者深入生活,了解别人,不算自己的行当。

我干过的活儿,比起同龄人来,可能不算多,也算不得精彩,但对我而言,都是宝贵的经历。直到现在,我仍然渴望能做些没有干过的事儿,去那些没有到过的地方。我觉得,这样活着更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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