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羊与灰鹰
黑羊与灰鹰
本书观照了自 14 世纪中叶至“二战”爆发这漫长岁月中的巴尔干历史。这片土地经历过什么？为什么会蜕变为浸透鲜血和仇恨的信仰之地？一连串难解的谜团和苦难又是否有迹可循？本书以作者巴尔干之行的沿途见闻为线...
本书观照了自 14 世纪中叶至“二战”爆发这漫长岁月中的巴尔干历史。这片土地经历过什么？为什么会蜕变为浸透鲜血和仇恨的信仰之地？一连串难解的谜团和苦难又是否有迹可循？本书以作者巴尔干之行的沿途见闻为线索，追溯了巴尔干历史上缘于民族、宗教、地缘等因素的内外政治纠葛与军事冲突；也在对当地居民生存现状的见证中，力图揭示当地各民族命运的悲剧之谜——巴尔干苦难之人的内心始终涌动着一股为神圣牺牲的、如鹰般汹涌的渴望，他们祈盼着，犹如被献祭的羔羊以毁灭的姿态达至永恒。
文化
深具才华的现代英语小说家、评论家（丽贝卡）不仅极大地拓展了“旅行文学”的写作范围和形式，也为这种写作注入了深度的思考。可以说，《黑羊与灰鹰》是这一文学领域的扛鼎之作。——《纽约时报》
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1892—1983），英国文学家、文学评论家、记者、旅行作家。韦斯特终身致力于女权与自由主义的社会改革运动。 2004 年以来，其生平事迹两次被改编并搬上话剧舞台； 1959 年凭借文学成就获封大英帝国爵级司令勋章， 1950 年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荣誉院士。
韦斯特著作等身，另有《叛逆的意义》《溢出的泉水》《思想的芦苇》《真实的夜晚》《士兵的归来》。《黑羊与灰鹰》被公认为韦斯特的代表作品，《士兵的归来》于 1982 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其作品被译为多国文字畅销世界。
导读（节选）
杰夫·戴尔（Geoff Dyer），英国作家
1921 年，丽贝卡·韦斯特去佛罗伦萨拜访诺曼·道格拉斯（Norman Douglas）时，道格拉斯开玩笑说，劳伦斯只需要在市镇逗留几小时，可能就已经构思好一篇文章，“将那里人们的脾气个性描写得淋漓尽致”。在韦斯特看来，这似乎“显然是在干一件傻事”。不过道格拉斯说得没错：他们去劳伦斯落脚的宾馆看他，发现他正奋笔疾书。韦斯特当时认为，劳伦斯并不真正了解佛罗伦萨，不足以“形成自己的真知灼见”。直到劳伦斯去世后，她才意识到，劳伦斯“那时所写的是他自己在那一刻的心灵情状”，这情状只能用象征性的语词才能表达。因此，“佛罗伦萨以及其他城市，都是一种象征”。
韦斯特写下这些话的时间是1931 年。那时，她还不曾踏上孕育《黑羊与灰鹰》这本书的第一次南斯拉夫之旅，但对于她的这部巨著来说，因劳伦斯而起的，对游记写作逻辑的认识却意义非凡。事实上，这部鸿篇巨制中，她在南斯拉夫的经历可谓微乎其微。正如知名的巴尔干专家伊迪丝·达勒姆（Edith Durham）当时的恶意评论所言：“小说家韦斯特小姐写下的这部鸿篇巨制所依托的不过是一次愉快的南斯拉夫之旅，而此前她对那片土地和那里的人民一无所知。”确切地说，韦斯特小姐曾三次前往南斯拉夫：第一次， 1936 年春，应英国文化委员会之邀，前去做讲座；第二次， 1937 年春，与丈夫亨利·安德鲁斯同行；第三次是 1938 年初夏。最初，她希望快笔写出一本“速记”，可惜第二次旅程的四个月后，这一可能令其名利双收的冒险之作却变得“面目可憎、繁复缠结，激不起任何人的兴趣”。
在研究南斯拉夫“漫长而复杂的历史”的过程中，韦斯特掌握并梳理了她本人关于南斯拉夫的认识—同时也了解到很多其他东西。用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评价罗伯托·卡拉索（Roberto Calasso）《卡什之毁灭》（The Ruin of Kasch）的话来说，《黑羊与灰鹰》有两个主题：一是南斯拉夫，二是其余一切。至该书出版（两卷本，共计五十万英文词汇）韦斯特才略带茫然地发现，自己“从 1936 年起投入了五年时光，花费巨资，殚精竭虑，以一种从任何寻常的艺术或商业眼光看都极不明智的方式，列清单似的将一个国家的林林总总记录下来，从头到脚直至最后一颗马甲纽扣也不放过”。因为“（她的）海量材料”内容不断增加，量变引起质变，以致这“清单”成了一幅巨型的、极其复杂的图画—不仅是她自己心灵的画像，更是处于“二战”边缘的欧洲画像。其结果是此书成为 20 世纪最最优秀的杰作之一。（她曾担心“单是此书的篇幅，就几乎不会有人愿意看”。）
一如该书本身的不寻常，其声名更是不同寻常。韦斯特被认为是英国的一位重要作家。假如有人觉得她算不得一流作家，那主要是因为确立她声望的多数作品所采取的文体被认为不像小说那样适于表现宏大的主题。而作为小说家，韦斯特的重要性显然不及劳伦斯、詹姆斯·乔伊斯（他在《尤利西斯》中天才般地“创造一种艺术形式，同时穷尽了它的所有可能性”），或者福斯特。
韦斯特最优秀的作品散落在报告文学、新闻报道和游记之中—在传统看来，这些文体都属于左道旁门。《黑羊与灰鹰》的成功，极大地归功于作者高超的创造力，她顺其自然，将这种创造力发挥到极致。该书很显然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因为在英语里，文学（至少包括散文类别）与小说是同义语，因此这本书被默默地从本该归属的范畴里挪了出来并归于小说类。（当我向一位写小说的朋友提及自己正在写这篇导读时，她问我这本书是否是以南斯拉夫为背景的；她以为这是一本小说。）很明显，如果以评价小说的标准去看《黑羊与灰鹰》，即使它的品质上乘，其写作形式也并不符合小说的体例。所以可能一些次等的小说作品可以安然稳居榜单之中；而一部尴尬的大部头，因其本质上不属于这个序列，所以难以适应这种评价以确定其不凡的品质，它被安放在什么地方都不合适。为免于将其他卷册从顶级经典的书架上挤下来—或者说得更极端点，为免于将整个书架掀翻—《黑羊与灰鹰》从它应有的位置跌落下来，被默默地存放在一个较低的、不重要却安稳的位置。
《黑羊与灰鹰》出版几年后，韦斯特考虑过她的美国编辑本·休伯什的建议—写一本关于大英帝国的书。她本有心采纳这一建议，但“只能是在宗教与形而上学方面，我可以胡言乱语，提出只言片语的见解”，她于是断定，于如此一项研究，自己没什么新的东西可奉赠。
当然，正是这点儿“胡言乱语”，才使得《黑羊与灰鹰》成为一部极具思想性的巨著。在《尾声》中，韦斯特谈起她十多岁时，易卜生以他的方式“纠正了英国文学中的严重不足，即在认识思想动力方面的失败”。以其典型的热切语言，她后来认定，“易卜生对于思想观点的呼唤，就如人对于水的渴求，恰恰是因为缺这东西”。若说韦斯特只拥有一加仑水，那是低估了她。《黑羊与灰鹰》除了其他种种，更是一股思想观点的洪流。一如对于劳伦斯，你很难分清作者的知觉止于何处，思考又于何处发端。观察与玄思，思想与对于“生活的本真意义”的即时反应，无时无刻不相互错杂而行。
这本书最大的思想恰恰是它的简洁，如此简单以至于别无他物：“愿合意之物胜于违逆”。
我们只有部分人心智正常，这部分人喜好快乐，喜好幸福的时日能更悠长，希望能活到九十多岁，然后安然地死去；希望死在自己建造的屋檐下，而这屋宇又将为后来者遮风挡雨。我们另有一半的人几近精神失常。他们偏好违逆的东西胜过合意如愿的东西，喜好痛苦，以及比黑夜更暗沉的绝望，希望暴死横逆，致使生活回到原点，使我们的房屋一无所存，除了被烟火熏黑的地基。
当韦斯特写下这些文字时，欧洲正一头栽向那样的灾难。 1993 年，我第一次读到《黑羊与灰鹰》时，电视画面上到处是熏黑的房屋地基，而且那里正是韦斯特曾描述过的地方。韦斯特内心受够了她本性厌恶之事的折磨，她意识到，要想得偿所愿，必须经过不懈的内心挣扎与政治斗争。她对于这一思想的坚持与信心，在奥登附于其十四行诗《战争时刻》（In Time of War，发表于 1938 年，当时韦斯特正埋头写作本书）的评论中得到回应：
理智胜于疯狂，为人所爱胜过为人所惧；
坐下来享受美餐，胜于胡乱填饱肚子；
两人同眠胜于孤枕独眠；快乐更合人心愿。
在两个案例中，谦逊的结尾都是智慧的明证—反之亦然。《黑羊与灰鹰》是一部浩瀚的、雄心勃勃的、繁复的巨著。它反复强调了普遍真理与朴素真理的亲缘关系。韦斯特坚信，“这只是敲出的一个低阶音符，换作贝多芬和莫扎特，弹奏出来的音节会高得多”。在黑山共和国，韦斯特遇到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努力想弄明白降临在她身上的种种不幸。这次相遇使韦斯特相信，只要“在之后的千秋万代，每代中至少有一个人永不停歇地探寻命运的本质，甚至在命运抛弃他、打击他的时候仍不停歇，那么终有一天我们会解开宇宙之谜”。如果一个世纪里能有一本或两本，像《黑羊与灰鹰》这样的书，那么，那一天将指日可待。
科索沃平原 Ⅱ（节选）
我们坐进车里时，康斯坦丁朝着绣线菊的芬芳残片做了个鬼脸。那是从枯萎的花上掉下来的几片玫瑰色的花瓣，花在午饭前已经被我扔掉了。“真搞不懂，”他说，“你假装热爱这些漂亮的东西，然而你摘花的时候明知道它们会枯萎，会死，会被扔掉。”“为什么不摘呢？”我回答，“长在这里的花有千百朵，没有人会去怀念它们。而我们，至少有两三个小时都很欣赏它们啊。”
他耸了耸肩：“噢，好吧，你要这么想就这么想吧。”然后他蜷缩在自己的座位上，头向后一甩，闭上眼睛，嘴角露出一点沉思的笑容。“你和我妻子真不一样，”他说，“她比较神秘。她会围着路边的野花跳舞，而不是把它拽下来。你不会理解，你们英国人可没这么温柔。”我心里默默地想，格尔达围着路边的野花跳舞，不知道要给周围的生物造成多少不温柔的伤害呢。我还想起，她对花一样的吉卜赛男孩女孩们心怀憎恨。“她跟土耳其人一样‘温柔’，”我自言自语道，“热爱自然但也曾发起战争。”我们一言不发地坐着。道路从普里什蒂纳所在的低洼处向上延伸。回头看，新近粉刷过的大楼像人的下巴似的从广场上凸起；在它周围，老城杂乱无章地摆在那里。向前看，是暗绿色的平原。紧密晦暗的草地质感让它看起来有些失真，好像是为了什么特殊目的而准备的，就如同我们的跑道、高尔夫球场，或者锡尔伯里的土丘—它因我们的史前祖先某种不为人所知的用途而存在。
我试图抵制那些单调枯燥的夸张，说很多不可挽回的损失已经被造成。我假装这里的破坏无伤大雅。如果斯拉夫文化曾经存在于现实，塞尔维亚帝国就不至于在从史蒂芬·杜尚去世到科索沃战争之间的三十四年内土崩瓦解。
这是反塞尔维亚的史学家们的观点。他们指出，在极短的时间里，杜尚的帝国分崩离析，于是土耳其人面对的不再是一个团结的民族，而是封建贵族和追随者们的松散联合。他们重复这些观点时，我明白这是一派胡言。如果伊丽莎白死时不是七十岁而是四十八岁，英国也可能因为派系内斗而堕入荒废期。有很多原因致使塞尔维亚尤其容易陷入无序状态。首先，一个不幸的遗传学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对文明的不稳定性负责。
和一些伟人一样，史蒂芬·杜尚遗忘了他那个对父亲的天赋承袭很少的儿子。他儿子和他一样非凡、细致，但缺乏应有的体量和魄力。史蒂芬·乌罗什继位时年仅十九岁，但他的缺陷已暴露出来。他能干的母亲海伦皇后不想让他掌权，似乎确有其事。她曾经一度自己亲理朝政，甚至率军上阵；哪怕是退隐至修道院，成为伊丽莎白修女时，她都还继续管理一部分领土。史蒂芬·杜尚死后八年，拜占庭皇帝约翰急于和塞尔维亚结盟，以对抗土耳其人。于是他派出大主教做些必要的前期安排，以便撤销他曾下达的、将塞尔维亚教会革除教籍的命令。任务本来是指向在女修道院的皇后，结果大主教在途中去世，命令也就作废了。皇帝没有再另派他人继续执行。思路不连贯和朝令夕改在那个时代很普遍。
塞尔维亚衰落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史蒂芬·杜尚死后不久发生的一次灾祸。它对国家造成了极大损害，也动摇了其后继者的，不论其能力有多强。它被描述为夺走许多人命的饥荒，也可以被视为是某种瘟疫的侵袭。之后，它还吞噬了君士坦丁堡的人口。这场流行病让大片良田荒芜，损毁了手工业中心，也废弃了对易。这场浩劫必定影响了之前积极扩张长达七八十年的帝国，就像 1929 年的经济衰退影响了美国一样。在那个年代，经济理论还未成形，完全一般人的理解范畴。人们对物质的不满常常表达为神学或政治上的争端，尽管这和正在经历的困难并无多大关系。
那时的拜占庭人将痛苦发泄为宗教狂热分子间的争议。但塞尔维亚人不像知识分子，更像是艺术家。他们喜欢就所见的进行争论，于是争论起他们的统治者。如果他们讨论的是，耶稣在三个门徒前变容的神光会不会为肉眼所见这类问题，则要好得多，因为那只会满足对于无形力量的虚荣。对于激起有形力量，塞尔维亚则应非常小心。它仍然在创造自己的贵族，即它的管理阶层，创造时需要有获得认可的。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是因为知道君主在将军事或民事掌控权赋予一个贵族时，会授予他武器和战马；贵族去世时，新旧东西必须归还君主，由君主决定把它们还给死者的子嗣，还是授予其他家族。这就要求有一个具备教会的君主，他的意志就是神法。如果他的凡人天性让他在做决定时摇摆不定，一群封建贵族便会对他施压，质疑他的统领地位，并企图据为己有。斯拉夫社会总有这个特殊的悲剧： 在危机时刻，涌现出的具有掌控力的人不是太少，而是太多。
在史蒂芬·乌罗什继位后的头几年里，相当多的人在觊觎其权力。其中有:他的母亲；他父亲的兄弟西美昂及其女婿；他的两个兄弟乌格里耶沙和武卡欣，即之前他的斟酒人和行政官，后来背叛了他，并窃取了大片土地；还有几个小族长，其中包括一些强势人物，他们后来在保加利亚制造过分裂。过了一阵子，在科索沃战争之前，这些对手都已经销声匿迹。史蒂芬·乌罗什被流放，然后被谋杀。如今，他的君子声名让忠诚于他的人在他墓前赞叹不已。
在弗鲁什卡·格拉山上的亚扎克修道院，那个俄罗斯修士跟我们说起的就是他—“不，这里没什么有趣的，只有一位塞尔维亚皇帝的遗体”。武卡欣和乌格里耶沙在带领军队对抗土耳其人的时候被杀，武卡欣死在一个叛变的仆人手里。且不说那些因为自然死亡或战争失利而被遗忘的人，其余的人在两个能力卓越的王子面前也黯然失色。
一个是特弗尔特科，波斯尼亚王，尼曼雅家族的旁系子孙，夺取了达尔马提亚和塞尔维亚的大片领土；另一个是拉扎尔王子，我在弗尔德尼克碰触了他棕色的战败之手，这是同一个拉扎尔，他是塞尔维亚北部和东部土地的领主。特弗尔特科表现出自己的军事天赋，而拉扎尔至少可以被称为军事效率极高。他们为了团结斯拉夫人对抗土耳其人而签订协议。协议反映出他们的政治家才能。这二人的素质说明，塞尔维亚帝国在史蒂芬·杜尚死后的衰落只是波峰过去之后的波谷，跟随其后的，也许又是另一波大浪。历史学家们力图证明，巴尔干基督教文明在遭受破坏之前，已经被自己的厄运诅咒。
历史学家们势利而胆怯，不想说命运这位老绅士的坏话。科索沃战争对于文明的损毁，可能相当于都铎时代后英国积攒的总和。
题图为 Adam Stefanović 1870 年所绘油画《科索沃战役》，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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